乱清-第8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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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卓凡以为，她的作用和功绩，值得一个颐和园。
本时空，如果中国最终按照关卓凡的设想，重新崛起于万国，扬威于世界，则慈禧的功绩，不盖棺，亦定论，史书之上，她一定是比拟甚至超越汉之吕雉、宋之宣仁的英明女主，史笔如铁，仅仅为了这个，关卓凡也得善待慈禧。
更何况，不论两人曾经有过什么龃龉和风波，她，毕竟是他的女人。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胎传遗毒”这种幌子，在目前的中国人的科学认知水平的大环境下，暂时性的拿来做政治斗争的手段，是可以的。但是，随着民智渐开，科学昌明，这个罪名，一定经不起历史的推敲，与其叫后世史家来翻案，不如自己见好就收。
关卓凡可不是“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那种人，他还是非常爱惜羽毛，看重自己身后名声滴。
所以，他要从那个“最毒、最坏”的位置上，后退一步，庶几，对自己交代的过去，对伊人交代的过去，对历史，也交代的过去。
以上是本时空，原时空呢？
我是说，原时空，慈禧的功过是非呢？
唉，这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题目，而且，也必定是要引起争议的。
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一点应该确认：在慈禧“归政”，将权力正式移交给德宗之时——当然，也不是百分百的交权——她的声望和权威，达到了自辛酉年“垂帘听政”以来的顶峰，朝野中外，都目慈禧皇太后为“贤后”，为“英主”。
彼时的慈禧，在国人的眼里，浑身上下，闪闪发光。
这块“贤后”、“英主”的招牌，里面没有任何水分，实在是由慈禧多年来治国理政的一系列辉煌成就打造而成的。
平定洪杨，将清朝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就不说了，说说之后发生的事儿吧。
之后，是“同治中兴”。
“同治中兴”不是虚美，不是“回光返照”，是实实在在的“中兴”，人口，财政，军事，外交，中央的权威，政治的稳定，社会生产、生活的活跃和发展，以及遍地开花的新兴事物——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百分百符合“中兴”的标准。
太平天国运动，被后世史家定性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类似规模的农民起义，或者直接毁灭王朝，或者，王朝虽然暂时逃过灭顶割喉之灾，但再也不能振作，一路断崖式下跌，名存而实亡。
秦、汉、唐、元、明……一一数去，概莫能外。
清朝是唯一的例外。
这，说明了什么呢？
今天，我们提及洋务运动，都会给其定一个“失败”的性，不错，洋务运动最后确实是失败了，但是，它不是没有成功过，而且，这个成功，不是“个别”的、“局部”的，是“全面”的，这个成功，集中反应在收复新疆和对法战争两场战争的胜利上。
原时空收复新疆，面对的局面，远比本时空恶劣：阿古柏已经获得了英国的全面军援；同时，沙俄不但已经占领伊犁，兵锋更直逼乌鲁木齐。就是说，较之本时空，阿古柏在新疆的统治，更加稳固，实力更加强大——这也罢了，关键是，要收复新疆，就要冒和沙俄直接开片的巨大风险。
彼时，放弃新疆，已经是朝廷的主流意见，甚至可说是一边倒的——绝不仅仅是李鸿章的“海防派”的一家之言。在这种情况下，慈禧、文祥，坚定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主张，并且做了勒紧裤腰带、长期战争的准备。
平叛的过程中，西征大军虽然客地作战，但在军事上，对于获得了“英援”的阿古柏叛军，却拥有碾压性的优势，差距之大，仿佛二鸦之时，英法军队对阵中国军队。
这支军队的表现，获得了列强的高度评价——其中评价最高的，竟认为左宗棠军队的战力，并不在欧洲军队之下；更令沙俄深为忌惮——沙俄就在旁边儿盯着，西征大军的战力何如，老毛子大约比中国中央政府，还要更加清楚一些。
这是沙俄放弃伊犁的真正原因。伊犁的收复，时人和后人皆归美于曾纪泽，但是，关卓凡认为，真正的功臣，其实是虎视一旁的西征大军。
左宗棠的西征大军，还不能说是真正的近代化军队，但已无限接近这一标准，而且，就士气和纪律而言，大约还在不少近代化军队之上。这是乾隆之后，中国步兵战力的最高峰。这样一支军队，如果放在甲午的朝鲜战场上，关卓凡以为，无论如何，不可能挡不住刚刚完成了近代化的日本军队。
西征大军不是石头缝里崩出来的，也不仅仅依赖左宗棠个人的天才、意志和努力，它是彼时中国整体国力的产物，是彼时的中国人的精气神儿的集中体现——不错，中国确实有过一段自信心初步恢复、精神面貌掉头向上的时期。
这个时期，涵括了即将到来的中法战争。
*（未完待续。）
第六十七章 成败利钝，非所逆睹（）
关于中法战争，学术界长期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如，“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法国在战场上没有拿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拿到了”，“中国丢掉了越南”，甚至，“丧权辱国”，云云。
厚诬前人，胡说八道。
战争的胜败，最关键的评判标准是：对战双方，谁达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
法国的战略目标，一共三个，按重要性排序如下：第一，从越南进入中国，打开中国的西南门户；第二，向中国勒索巨额战争赔款，实现“战争红利”；第三，巩固对越南的统治，迫使中国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
“巩固对越南的统治，迫使中国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之所以放在最后，并非这一点不重要，而是彼时——中法战争爆发之前，法国已经基本占领了越南全境，中国只在越北近中越边境地区，保有少量军事存在，越南政府已经彻底沦为法国的傀儡，中国已经不能对越南政府施加任何直接的影响力了。
就是说，中法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已经事实上失去了对越南的宗主权。
因此，中国对法作战的战略目标，其实只有一个：保证西南边陲的安全，打消法国人进一步的觊觎之心；同时，不受勒索。
彼时中国君臣，虽然嘴上还嚷嚷着，“越南世修职贡”，“朝廷轸念藩服”，要秉持“以大字小之意”，“保护该国”，其实，谁都清楚——包括调门最高的清流：第一，越南已经落到法国人肚子里去了，逼他吐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中国根本没有这个力量；第二，也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彼时，中国已经意识到了，咱们的“藩服”，和人家的“殖民地”，根本是两码事。咱们在“藩服”那儿，没有任何经济利益可言，以目下之国情、国力和国际形势，不可以再像之前那样，对“藩服”不计回报的投入了。
“藩服”不是“殖民地”，更不是“领土”，“藩服”对中国，只有“屏藩”——国防的作用，即所谓“战略缓冲区”。拿越南来说，其最大的作用，不过是保证西南边陲的安全，如果西南边陲无恙，越南，就随他去吧，反正，那也是一群白眼儿狼，“昧于趋向，首鼠两端”，养不熟的。
所以，中国打这场仗，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越南，“丢掉了越南”神马的，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战争结束，法国不能越越南而北向一步；战争赔款，更是一两银子也没落着；甚至，中国虽然默认了法国对越南的宗主权，但是，《中法新约》中，没有任何明确的中国放弃对越南宗主权的字眼。
那么，这场战争，谁输、谁赢？
在军事上，关于中法战争，我们记住的，更多的是马尾海战的全军覆没，但是，马尾海战仅仅是中法战争诸多战役的其中之一，而且，即便拿这场战役来说，法国也没有达成攻取福州的战役目标。
就中法战争整体而言，中国实实在在，既不输阵，也不输人。
这场战争，法国投入兵力近两万人，中国大约在三至四万人之间，力量对比，并不如何悬殊。
还有，战争虽然远离法国本土，但中国并没有明显的“地利”。一来，法国在越南经营已久，并非事事都要求诸国内；二来，中国国土广大，战场在西南边陲，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军需补给、后勤保障，其实非常艰苦。
中国的参战部队，有的表现出色，有的表现糟糕，但除了战争早期的越北战事，整体上来说，不同的参战部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打输了，再打！
就算一败再败，也要一战再战！
一鸦、二鸦的一触即溃，已恍若烟云。
战争结束的时候，两个战场的情况如下：台湾战场，法国一再受挫，困在基隆一隅，动弹不得；越北战场，中国攻，法国守，中国步步进逼，法国步步后退。
谁输？谁赢？
当然，如果像愤青们喷的那样，镇南关、谅山大捷之后，乘胜追击，甚至“收复河内”，那也是不可能的。
战线一拉长，中国的兵力，必然不敷使用，补给也必然跟不上；更重要的是，越南是法国在远东的最重要的殖民地，失去越南，是法国的不能承受之重，“收复河内”，必然引起法国的全力反击。
事实上，茹费理内阁一倒台，法国议会就通过了给远东法军拨款五千万法郎的决议，而驻远东法军一八八四年全年的军费报帐，合计亦不过五千四百万法郎。即是说，法国已经做好了扩大战争乃至长期战争的准备。
彼时的中国，不过一只脚堪堪踏在工业化的门槛上，战争潜力有限，根本没有和世界第二工业强国长期做战的能力，何况，只不过是为了越南这么个小小的“藩服”？
此时停战，时机最为合适。
战场上也好、谈判桌上也罢，结果都是清清楚楚的：中国在和世界第二强国的一对一的较量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慈禧则是中国取得对法战争胜利的当之无愧的、唯一的主持人。
对法战争，之所以可以先败后胜，转折点就在“甲申易枢”——暮气沉重、对法作战态度消极的恭王，以及其领班的军机，被全部撤换，慈禧亲自过问和主持对法战事，朝野上下，统一思想，消弭了原先和战不定的分歧，战场上的劣势，随之扭转，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慈禧的这份历史性的功绩，是不可以否认的。
中法战争的意义，长期为学术界所忽视——也不奇怪，我们的“学术界”，连中法战争是输是赢，都搞不清楚！
事实上，中法战争的胜利，意义极其重大。
如果中国输掉了这场战争，法国之后，其他泰西诸强，见猎心喜，必然纷纷跟进，则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就会提前掀起，就等不到甲午，更加等不到庚子了！
考虑到此时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大洋彼岸的美国，也还远未培养起能够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底气和实力，列强有更多的时间，从容消化瓜分中国的成果，则四分五裂的中国，还能不能最终拢在一起，就难说的很了！
对法战争的胜利，极大的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泰西列强目中国，隐然为“二等强国”，他们之所以会在十年之后的甲午，跌碎一地眼镜，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同时，这也是中国虽然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但列强并没有马上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重要原因——他们依然惯性的心怀疑虑。
中法战争，为中国争取到了极其宝贵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遗憾的是，中国未能抓住这个历史机遇。
中法战争胜利后，中国上上下下，包括慈禧本人，普遍的志得意满，都以为，太平盛世已至，天下再无烦忧。
一口气儿泄下来后，非但没有“进一步深化改革、加速发展”，文恬武嬉之风，慢慢儿的又起来了。
数年之后，德宗大婚，慈禧“归政”——向德宗移交权力，自己施施然“颐养冲和”去了。
回过头去看，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儿消散了，辛酉之后一直上升的国势，开始掉头而下。
这真的是太讽刺了。
这个锅，慈禧是要背的，不过，她顶多只能背一半，另一半，得德宗来背。
后世提及光绪皇帝的时候，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两个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