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清-第3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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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卓凡用张之洞，算是“一石多鸟”。

　　　　*（未完待续。）

第一一四章　反面教材（）　
第一，张之洞确实是个人才，只是此时的他，其能尚不为天下人所知——莫说天下人了，就是张之洞自己，也还不真正晓得自己的潜力。但关卓凡作为穿越者，对此却清清楚楚。

　　　　第二，原时空，张之洞大约十年之后，成为“清流”领袖之一。关卓凡现将张之洞从尚未成气候的“清流”中摘出来，等于在“清流”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断其一肢。哼哼，如此，这个“清流”，还长得大吗？

　　　　第三，分化言路，分化守旧派，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关卓凡认为，言路上反对新政的人，有不少并不是真正的守旧派，最多算是守旧派的“代言人”。既然只是“代言人”，如果好处足够大，又为什么不能为新政“代言”呢？

　　　　反对派之所以成为反对派，有的是因为固有利益受到侵害，但有的仅仅是因为被排除在新生利益之外，如果发现自己也可以从“新政”中获利，他们又为什么要反对“新政”呢？

　　　　前一段对待言路的政策，关卓凡以“大棒”为主，以为立威。威既已立，就该抛根胡萝卜了。

　　　　这根胡萝卜一抛出来，其味道之鲜美，已令许多人心旌动摇；不久，关卓凡将发现，这根胡萝卜的功效，将超出自己最乐观的估计。

　　　　第四，就如关卓凡和左宗棠说的，他未必控制得了沈葆桢，但张之洞一张白纸好画画，还不是他关贝子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一点很重要，只有这样，关卓凡才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经营福州船政局和福州船政学堂。

　　　　原时空左、沈办的船务，实话实说，关卓凡是不满意的。

　　　　起点太低，太仓促，太粗糙。

　　　　福州船政局的正、副监督是两个法国人，一个叫日意格，一个叫德克碑，总揽一切事务。左宗棠和日、意二人签了合同，由二人代为招聘一切洋技师、洋教师，议定五年之内，监督造船十六艘，并负责培训中国工人和学生。合同期满后，洋籍工匠撤退，船务由中国技师和学堂毕业学生接管。

　　　　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之后，萧规曹随，马尾船务基本上是按照左宗棠当初的规划开展的。

　　　　这个规划，出发点不能说有错，先当学生，学成当家，问题是，怎么可能五年功夫就出师？！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不肯放低姿态，老实当学生，扎实学东西，心浮气躁，总是今天当学生，明天就和老师别苗头，这种肤浅的自尊、自大，误事无数！

　　　　原时空，左宗棠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沈葆桢1867年接手，1874年辞退全部洋匠——嫌人家“挟技居奇，唯利是图”。

　　　　之后，基本上就一直是中国人自己半闭着眼睛瞎折腾了。

　　　　还有，日意格、德克碑二人，都是左宗棠的“常捷军”的洋将，职业军人出身，并非工业和教育的专才；他们在法国的“层级”不高，社会资源不多，经其手请来的技师、教师，水平其实很有限。老师不高明，教出来的学生又能强到那里去？

　　　　这就是关卓凡说的“起点太低”。

　　　　问题是，左宗棠除了日意格、德克碑两位，也不认识别的什么洋人了。

　　　　十九世纪后半叶，世界造船技术狂飙突进，在这个大背景下，马尾船厂的技术进步却极其缓慢，而沈葆桢筹款能力不足，投入不继，船政内部管理更是混乱，船厂生产日见萎缩。

　　　　中法开战，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尾船厂被法国人炸得稀烂。战后，朝廷便在事实上放弃了福州船政，而将资源向北洋集中。

　　　　船厂如此，船政学堂呢？

　　　　比船厂还糟糕。

　　　　不细表课程设置之粗疏简陋了，就说一条：作为海军学校，居然没有体育课！

　　　　在这儿，狮子不能不多说几句，因为以下部分，对关卓凡今后的军队建设、特别是海军建设，有重大的参考作用——当然，是反面教材。

　　　　英国海军军官寿尔曾访问船政学堂，在《田凫号航行记》中，他这样评价学堂的学员们：“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下了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大体而言，在佛龛里被供着，要比在海上警戒，更适合他们。”

　　　　这种精神面貌，原时空多看清末影像的关卓凡承认，确是事实。

　　　　寿尔还观察到，学生们在练习舰上实习时，“不喜欢体力劳动，因为怕弄脏手指”；甚至，连最基本的爬桅杆训练也不愿意做。

　　　　究其竟，整个学堂，主事也好，学员也罢，完全不晓得：学堂不是培养“儒生”的，而是培养“军人”的；毕业后，是要去“打仗”的，而不是去“做官”的。

　　　　“培养合格的近代化军人”的观念，更是付之阙如。

　　　　船厂办不好，其害止于自身；学堂办不好，流毒却是自南洋而北洋，最终几乎葬送了整个国家。

　　　　北洋舰队的高级将领，除了提督丁汝昌之外，所有的总兵、管带，全部来自这个福州船政学堂。

　　　　就是说，一个陆军将领，带着一班从没有上过一堂体育课的“海军学堂”毕业生。

　　　　北洋舰队的将领们，大多有留洋英国的经历，这个，能不能弥补福建船政学堂之不足呢？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留洋英国”是怎么回事。

　　　　朝廷自船政学堂第一、二期毕业生中，挑选了十二人，以首期海军留学生身份赴英，拟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其中通过入学考试、并顺利毕业的只有六人；其余六人，三人考试失败，以“上舰实习”结束学业；余下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三人，连入学考试都未参加，亦仅以“上舰实习”结束学业。

　　　　诡异的是，留学生监督官李凤苞向朝廷奏报成绩的时候，刘、林、蒋三个却全入“甲等”；通过入学考试并顺利毕业的林永升，竟然被打入最末的“丙等”。

　　　　这十二人回国后，李鸿章用了其中九人，做了北洋舰队的管带，其中，刘步蟾、林泰曾两个，日后升任舰队之左、右翼总兵，掌握舰队实权。

　　　　关卓凡认为，毫不客气地说，大东沟海战之败，在这十二人“毕业”于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之时，便已注定了。

　　　　北洋舰队打不过联合舰队，原因不在资金，不在装备，而在人事。

　　　　两个字：无能。

　　　　北洋海军并不缺钱，后期装备没有更新，不是因为谁谁挪用了海军军费，而是北洋认为“自守有余”，早已没有了更新换代的动力。不然，真以为几千万银子身家的李鸿章找不来这笔钱？

　　　　总是被人拿出来说事的速射炮更是扯淡。北洋的大炮巨舰才是海军发展的主流，日本人是因为买不起这么大吨位的军舰，才用速射炮来弥补不足。敌人的发炮速度确实比你快，可你一炮顶敌人好多炮呀！问题是，你为什么打不中敌人？

　　　　看看刘步蟾、林泰曾两位总兵的表现。

　　　　“定远”舰上，刘步蟾违反最基本的战术规范，两军距离尚远，便下令提前发炮——作为舰队指挥，这是不可容忍的错误；“镇远”舰上，林泰曾从头至尾，不曾出现在舰长的岗位上，全靠副手杨用霖指挥——等于擅离职守。

　　　　举止失措，草包底子，暴露无遗。

　　　　大东沟败绩后，北洋舰队自旅顺撤回威海卫。入港时，“镇远”舰触礁，失去作战能力——不晓得林曾泰这个舰长是怎么当的？

　　　　林曾泰乃引咎自尽。

　　　　其后威海卫之战，“定远”舰中鱼雷搁浅，充“水炮台”用。数日后，弹药耗尽，刘步蟾自尽。

　　　　刘步蟾、林泰曾的悲壮结局，证明他们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但这并不能减轻因为他们的无能而对国家造成的伤害。

　　　　*（未完待续。）

第一一五章　我要办真正的军校（）　
沈葆桢“闽人办闽事”，不但没把事情办好，还间接地把北洋舰队变成了“福建帮”。刘步蟾、林曾泰这班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的闽籍将领，拉帮结派，一面架空提督丁汝昌，一面排斥舰队“总查”琅威理。

　　　　琅威理是英国人，赏提督衔，总责北洋舰队训练。这是一个有真本事的，却因性格刚烈，治军严明，闽籍官佐素以之为苦。矛盾累积，终于爆发了“撤旗事件”。

　　　　1890年初，北洋舰队泊香港过冬。2月24日，提督丁汝昌率一部出巡南海；3月6日，右翼总兵刘步蟾突然下令降提督旗，升总兵旗，以宣示代行指挥舰队。

　　　　琅威理质问刘步蟾，丁提督虽然不在香港，但我这个“副提督”还在舰队里，怎么可以降提督旗？二人争执不下，官司打到李鸿章面前。李中堂说，北洋舰队哪有什么“副提督”啊？言下之意自然是支持刘总兵。

　　　　朗总查大怒，愤然去职归国。

　　　　英国政府也很恼火，拒绝李鸿章另聘英人担任海军顾问的请求，并撤回旅顺港顾问诺加，同时宣布，不再接受中国海军留学生。

　　　　这是北洋舰队的命运转折点。琅威理去职后，舰队训练废弛，纪律松懈，军官携眷陆居，士兵去船以嘻，北洋舰队的战斗力迅速下降。

　　　　四年后，李鸿章、刘步蟾等，终于吞下了自己种下的恶果。

　　　　撤旗事件中，李鸿章之所以支持刘步蟾，根本原因，是朝廷上下对英国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关卓凡认为，英国政府接受中国留学生，向中国派出顾问人员，固然希望增强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力，但并无籍此控制中国军队之意。这一类事情上，英国人的行为，还是职业的，是符合国际外交规范的。

　　　　而我们疑神疑鬼，不肯予客卿真正的信任和礼遇，即不肯真正地自居于学生的地位，如此，又怎么能够真正地学出师来？

　　　　后世居然有人认为，“撤旗事件”中，李鸿章、刘步蟾等人，“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真是不知所谓！

　　　　历史告诉未来，原时空告诉本时空，请问，关卓凡该怎么办这个福州船政局呢？

　　　　首先，关卓凡建议左宗棠带日意格、德克碑两位去西北，“以为強助”。左宗棠是晓事的，答应了。

　　　　调开法国人之后，我要用英国人了。

　　　　船厂的营运模式，还是用左宗棠当初筹划的路子，聘请洋员总责管理和技术，中国人跟着当学生。这条路子，和上海自贸区船厂的“外资独资”颇有不同。关卓凡认为，第一，两条腿走路是必要的；第二，分工上，自贸区船厂主要负责制造大型船只，马尾船厂主要负责制造小型船只，即先易后难，技术学到手了，再由小船而大船。

　　　　马尾船厂的洋监督、洋技师，关卓凡没有费心自己去找，而是直接请英国政府予以推荐。

　　　　正常情况下，政府拥有的资源总是最多和最优质的，关卓凡相信英国人在这方面的“职业操守”，不会给自己塞假冒伪劣。何况，自贸区船厂的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为了拿下上海的船厂，英国人也得在福建的船厂上落十分的心思。

　　　　关卓凡在欧洲的资源，比不了美国，虽然也有花旗洋行的欧洲司，但卢卡斯毕竟是普鲁士人，和英国终究隔了一层，而福州船政用英国人是既定的章程。卢卡斯的任务，是对英国政府推荐的人选，进行“背景调查”，做最后“把关”。

　　　　船政学堂呢？

　　　　第一，要完全独立于船厂。

　　　　原时空船政学堂的设立，初衷是为船厂准备人才——这个眼界太狭窄了，使船政学堂沦为船厂的附属，船政学堂办得不伦不类，相当程度根源于此。船厂只能作为学堂的一个“实习基地”，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从属关系。

　　　　第二，船政学堂自身再一分为二。

　　　　原时空的福州船政学堂，本来就分为“前学堂”、“后学堂”，“前学堂”教授造船、轮机、设计，“后学堂”教授航海及驾驶。这“前学堂”也罢了，知道是教船舶制造的；可是这“后学堂”，您看得出是一间海军学校吗？

　　　　怪不得教出一班奇奇怪怪的学生来呢。

　　　　分开分开，本时空，“前学堂”易名“福州造船学堂”，“后学堂”易名“福州海军学堂”。

　　　　一，部分教师，两校可以共用，但体制上，两校完全独立，互不相属。

　　　　二，名实相副，造船的就叫造船，海军的就叫海军。

　　　　还有，再也不叫什么“水师”了，名不正则言不顺，从现在开始，培养海洋观念！

　　　　课程设置上，关卓凡决定，自己不要玩任何花样，全盘照搬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就好。

　　　　为了搬得地道，不变形，不走样，不仅教师，更重要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