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之猛将召唤-第1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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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更加不高兴，就在六月五日这天邀请毛文龙来观看将士们射箭，先在山上设了帷帐，命令参将谢尚政等安排身穿铠甲的士兵埋伏在帐外。毛文龙来后，他手下的士兵不能进帐里来。袁崇焕说：“我明天出发，海外的事情全寄托在您身上了，请受我一拜。”
互相拜见之后，一起登上山来。袁崇焕问起他随从军官的姓名，多是姓毛的。毛文龙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孙子。”袁崇焕笑了，说道：“你们在海外劳苦多日，每月禄米也只有那么一斛，说起来痛心呢，也请受我一拜，大家都为国家尽力。”这些人都叩头道谢。
此诘问毛文龙几桩违令的事情，毛文龙做了对抗性的辩解。袁崇焕高声喝斥他，让人扒下他的帽子和袍带，把他捆了起来，毛文龙仍很倔强。袁崇焕说：“你有十二条该斩头的大罪，知道吗？按我朝祖宗定下来的制度，大将领兵在外，必须接受文官的监视。
你在这边一人专制，军马钱粮都不接受核查，一该杀。大臣的罪没有比欺骗君主更大的，你送上奏章全都蒙骗，杀害投降的士兵和难民，假冒战功，二该杀。大臣没有自己的将领，有则必杀。你上书说在登州驻兵取南京易如反掌，大逆不道，三该杀。每年饷银几十万，不发给士兵，每月只散发三斗半米，侵占军粮，四该杀。擅自在皮岛开设马市，私自和外国人来往，五该杀。
部将几千人都冒称是你的同姓，副将以下都随意发给布帛上千匹，走卒、轿夫都穿着品官官服和袍带，六该杀。从宁远返回途中，劫掠商船，自己做了盗贼，七该杀。强娶民间女子，不知法纪，部下效仿，使得百姓不安于家，八该杀。驱使难民远远去帮你盗窃人参，不听从的就被饿死，岛上白骨累累，九该杀。
用车送金子到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并在岛上雕塑他加冕冠的肖像，十该杀。铁山一战败北，丧师不计其数，却掩败为功，十一该杀。设镇八年，不能收复一寸土地，坐地观望，姑息养敌，十二该杀。”宣布完后，毛文龙丧魂失魄，说不出话来，只是叩头请免他一死。
袁崇焕召他的部将来说：“毛文龙这样的罪状，该不该杀他？”大家都怕得唯唯诺诺，谁敢反对？中间有称道毛文龙数年劳苦的，袁崇焕训斥说：“毛文龙本是一个平民百姓罢了，官做得最高，全家都得以荫封，足够报他的辛劳了，他怎么就这样悖乱违逆呢！”
接着就磕头请求皇帝的旨意说：“我今天杀毛文龙以整顿军纪。将领中间有和毛文龙一样的，都要杀了他们。我不能成功的话，请皇上也像杀毛文龙一样杀了我。”于是取下尚方宝剑在帐前把毛文龙的头砍了下来。出来告诉他的将士们说：“只杀毛文龙一个人，其他人都没有罪。”
这时候，毛文龙麾下凶猛强悍的官兵有数万人，都怕袁崇焕的威风，没有一个敢乱动的。袁崇焕命人用棺材埋了毛文龙。第二天，用肉酒等祭品祭奠他说：“昨天杀你，是朝廷的法律；今天我祭奠你，是出于同僚、友人的感情。”并为他落下了泪。接着分拨毛文龙的士兵二万八千人为四协，任用毛文龙的儿子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光祚为首领。收回毛文龙的敕印、尚方宝剑，令继盛代他掌管。
又犒劳军士，传檄安抚各岛人民，全部废除了毛文龙的苛政。回到镇上以后，把毛文龙一事上书报告皇帝，末尾说：“毛文龙作为大将，不是我可以擅自诛杀的，所以我谨席橐待罪。”当时是崇祯二年（1624）五月。庄烈帝突然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但想到毛文龙既已死去，当时又靠着袁崇焕，所以就以赞扬的态度下诏书褒奖他。不久又传旨公开毛文龙的罪行，用以稳定袁崇焕的心；
毛文龙埋伏在京城的爪牙，也命令法司加以搜捕。袁崇焕又上书说：“毛文龙一介匹夫，不守法竟至于这种程度，是因为海外便于作乱。他的部队连老带幼一起算有四万七千人，假称十万，并且中间有很多百姓，兵还不到两万，擅自设将领千人。现在不便于再设总帅，就以继盛代行其事，这样算来是方便的。”崇祯回答可以。
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怕他的部下发动兵变，所以增加饷钱至十八万两银子。然而岛上的兵失去主帅后，渐渐地散了心，越发不可征用了。以后直至有背叛投敌的。袁崇焕上书说：“东江一镇，想牵制敌人还必须借助它。今定为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营，每年需饷银四十二万两，米十三万六千石。”崇祯因为兵减少粮饷增加很有点情绪，因为袁崇焕，就特别地按他的请求办了。
袁崇焕在辽东，和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等确定兵制，渐渐推行到登、莱、天津，等到确定东江兵制以后，合计四镇兵共十五万三千有余，马匹八万一千有余，每年耗费饷银四百八十余万两，比过去减少了一百二十万。
袁崇焕斩毛文龙后，可说是为后金长驱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三个月后就发生了后金兵临北京城下的“己巳之变”——后金约十万精兵绕道内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直迫明都北京。
世传毛文龙有七封所谓的“通敌书信”，其中一封还发自于毛文龙死后，但被硬说成是毛文龙写的。其余数封中，有一封为汉文译成满文，满文又回译成汉文，应有很大出入。另有二封盖有“平辽大将军之印”印信，但毛文龙挂印实为“征虏前将军”，而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则挂平辽将军印，故有人推测可能是私章，但也未能拿出证据。
（本章完）
第223章（）
还有被三番伪王携带出来的后来归降清朝明末大汉奸孙可望，
公元1630年（明崇祯三年），随从张献忠起义，因骁勇善战，受封为平东将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皆为张献忠义子，张献忠赐姓为张可望。
公元1646年（顺治三年），清军大举入川，张献忠战死于川西凤鸣山，余部由孙可望和李定国率领，进军云贵地区，作为抗清根据地，一路攻克遵义、贵阳，进据云南。
公元1647年（永历元年、顺治四年），孙可望与李定国等人一起称王，孙可望成为国主，年号兴朝。
公元1651年（永历四年、顺治八年）四月，孙可望派大将冯双礼等人率领步骑兵数万人、战象十余只，大举进军，由贵州入湖南。一路由铜仁、麻阳，一路由平溪、便水，一路由大小梭罗，合攻沅州（今湖南芷江）。清军沅州守军三营合计只有三千士卒，退入城中，被“围如铁桶”。
公元1651年（永历四年、顺治八年）四月十五日，冯双礼占领沅州，活捉清将郑一统、知州柴宫桂。接着乘胜攻辰州（府治在沅陵），因清朝辰常总兵徐勇防守甚严，未能得手。清廷委任的挂剿抚湖南将军印续顺公沈永忠领兵二万，竭力支撑，双方在一段时间里呈胶持状态。
公元1652年（永历五年、顺治九年）四月，李定国率部由贵州进入湖南，会合冯双礼进攻靖州。清续顺公沈永忠派总兵张国柱领兵八千名往援，在靖州陷入重围。经过短暂的交战，清军大败，损失官兵五千一百六十三名（其中满洲兵一百零三名）、战马八百零九匹，几乎全军覆没，张国柱率残部于二十二日踉跄奔回。明军趁胜攻克靖州、武冈州。
沈永忠求援无望，被迫带着麾下自宝庆北遁，六月二日退至省会长沙，仍然立脚不住，在湘潭接到清廷“不可浪战，移师保守”的密旨，就在八月初六日放弃长沙，一直逃到岳州。清朝在湖南设置的许多道、府、州、县官也随军狼狈北窜。除岳州、常德尚在清军控制下以外，只剩下徐勇一镇孤零零地据守辰州负隅顽抗。
大西军联明抗清后，初试锋芒就旗开得胜，收复了湖南大部分州县。
孙可望与李定国在联明抗清问题上的分歧是其内讧的主要原因。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军余部退守云贵，这时清朝已经建立，民族矛盾迅速上升，这要求大西军必须适应形势变化，广泛联合抗清力量，反对清朝统治。
公元1647年（永历元年、顺治四年）二月，大西军余部领导人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在贵阳附近的定番开会，讨论今后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孙可望在会上主张把部队开往广西，继续与明军周旋，一旦失利，就转入南海。李定国坚决反对，他主张西进云南，建立根据地，联明抗清。
李定国说：“当前清军大举进攻，闯王血溅九宫山，老万岁中箭身亡，我们与清军有不共戴天之仇。大敌当前，如果再与明军厮杀，只会使清军渔翁得利。当务之急在于联明抗清，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李定国的建议得到了多数与会将领的赞成。但孙可望对联明抗清，恢复中原已失去信心，只想保住所得土地，称藩于滇、黔、楚、蜀，故对李定国的建议无动于衷。
李定国表示孙可望亡命南海是死路一条，那还不如当场死去，旋即拔出宝剑，准备自刎。众将一见，忙夺下宝剑，一起跪地高呼拥护李定国的建议。孙可望见人心归向李定国，随即同意进兵云南，联明抗清，但对李定国产生了疑虑。
联明抗清的方针虽然确定，但直到公元1649年（永历三年、顺治六年），孙可望才派人赴广西与永历朝廷谈判。孙可望不愿联明，在幕僚的建议下，欲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法，来压服李定国、刘文秀等人。这与李定国联明以恢复中原的目的仍有根本区别。
孙可望对李定国实力增强的猜忌和对李定国战功的嫉妒是孙、李内讧的重要原因。李定国能团结士卒，部下乐于效命，最初实力要超过孙可望。李定国为人强悍，与孙可望有不同意见，总是极力争辩。为此，孙可望寻机将他拷打了一次，虽然此次表面上和解了，但是二人嫌恨却越来越大。
公元1652年（永历五年、顺治九年），李定国在桂林迫使清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焚，一时声威大震，捷报传到贵阳后，孙可望大为不快，表面上奏请封李定国为西宁王，背地里却令李定国副手冯双礼对其暗中监视，另派一支人马尾随其后，妄图借机除掉李定国。
次年，李定国率部在衡州杀死清军悍将敬谨亲王尼堪。李定国两蹶名王，接连收复了几十个州县，天下震动。孙可望见李定国战功赫赫，非常嫉妒。
公元1653年（永历七年、顺治十年），孙可望率军到沅州，立即派人召李定国到沅州议事，准备借机杀害李定国。李定国留在贵州的部下探听到孙可望要下毒手的消息后，立即派人飞报李定国。李定国接到命令后，正整理行装，准备出发时，突然接到密报，令他左右为难。
如果不去，孙可望极有可能以违抗军令之名兴师问罪，如果去了，必有一番斗争。孙可望三天中下了七道命令，李定国无奈，率部向沅州进发。途中遇到刘文秀之子派人来劝阻，李定国退回广西，继续筹划北伐。
公元1654年（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李定国在新会与清军作战，队伍受到瘟疫传染，清军又大举增援，李定国派人向孙可望求援。孙可望不发一兵一卒，坐视李定国兵败。当李定国败退回南宁府时，孙可望下令凡李定国部队经过之地，都要将粮草烧毁，以绝其归路，同时派出四万多人阻拦李定国向贵州靠拢。
南明朝廷及官员的推波助澜也是孙李内讧的重要原因。公元1647年（永历元年、顺治四年）春，明云南副使杨长知被迫归顺孙可望，受到孙可望的格外信任。杨长知看出孙可望在占领云南后，日益骄纵自大，想继承张献忠秦王封号，又怕李定国等人不服，于是杨长知就经常在孙可望面前煽风点火：“将军若能讨得朝廷‘秦王’之封，既可威震西南，又能压服李、刘两王，何等威风！”他在李定国、刘文秀等人面前，又数落孙可望狂妄自大，独断专行，全不念手足之情，假惺惺地提醒他们要当心两王府换上“孙”字大旗。
孙可望受封为秦王后，俨然以皇帝自居，甚至规定一切衙署的称谓前都要加“秦“字，对永历帝也极尽侮辱之能事。永历帝实在难以忍受不下去了，便派人持密诏让与孙可望有矛盾的李定国前来护驾，最终发生了“十八先生之狱”。
公元1656年（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正月，李定国进入安龙，迎接永历帝到昆明。
孙可望逼走李定国很快就自食恶果。当时孙可望正亲统大军由靖州（今湖南靖县）经武冈进至宝庆（今湖南邵阳），部下有大将白文选、冯双礼等，总兵力据清方记载为十万。
公元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