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工程师-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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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令高峰振奋的消息还是有的，最主要的一道消息便是闫季忠培育出了青霉素。
青霉素是一种抗生素，它的出现将大大改善人们对细菌感染束手无策的状况，从而提高人类抵抗细菌性感染的能力，因而意义极其重大。有了青霉素，肺炎、肺结核、脑膜炎、外伤等病症的治疗已不在话下。
闫季忠要搞剖腹产，伤口的防治和恢复就要用到青霉素，再加上高峰给他建议的输血理论，其技术关键已经攻克，接下来只需临床试验就可验出效果。
闫季忠的事情搞定还是其次，高峰更欣慰的是有了青霉素将救治更多的病症和更多的病人，特别是在不久以后的大规模战争中，将会大大减少人员的死亡率。
……
转眼间，高峰任知县已近四年。
前两年搞基础展，后两年全面提升，如今每年下来，一个县城的收入早已过了五百万缗。
此时人们安居乐业，社会秩序和谐井然，家家有存粮、户户有余钱，可以说在整个大宋就没有比生活在丰’县的人们更富裕和幸福的了。
这里的人们不用担心吃饭问题，不用担心上学、看病问题，也不用担心社会安全问题，他们只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完全没有了生活的烦恼。
有了钱，人们的追求更加广泛，特别是精神追求更加丰富。在教育学社的带动下，看书、读报进入了日常的生活，曲艺、杂谈成了民众的必需，还有一些民间舞蹈和各色艺术也开始在大众中流传，渐渐地，人们学会了欣赏，更学会了融入，因而，群众性的演出和娱乐活动随处可见，再加上一些赢利性和福利性活动的开展，大街上便经常锣鼓喧天，歌舞升平，好一派祥和的景像。
取得了如此大的政绩，朝廷自然不会亏待高峰。试点还未完成，把他调离知县位置肯定不行，朝廷便想了一个折中的方法，一边给他升官，一边让他继任知县。
第二年结束，任知事郎兼知县事，官居八品；不到半年，又升任宣奉郎兼知县事，官居从七品；第三年结束，任宣德郎兼知县事；官居七品；再半年后又任奉直郎兼知县事，官居从六品，第四年还未结束，朝廷诏令却已下来，任高峰为朝奉郎兼知县事，官居六品。
几乎是半年一级，位置虽然未曾变化，高峰却已是大宋晋级最快的官员了，按这个度下去，他很快就能任一州之长了。
实际上，高峰对做不做官已经无所谓了。让他做官，他就为百姓多谋点利，不让他做官，他乐得清闲。
济州岛的建设和展使他有了退路，没有了后顾之忧，他的内心也不那么着急了。此时，他根本不再惧怕任何势力的威胁，也不再担心将来的天下剧变，只要感觉到不对，他马上就能带家人离开，因而，他现在更多的是在为那些前途未卜的大宋百姓在做事。
当然，无论是朝廷还是百姓，就算不知道前途命运如何，也都希望他继续为官。有他在，起码各方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大家的生活也能得到保证，如此好事，谁也不愿意让他离开。
时间终于定格在宣和元年，也就是高峰任知县的第四年尾的时刻，毫无意外的历史事件还是生了，这一事件的生，使得大宋一时间风云突起，天下为之变色。
而高峰也深叹一声：“大宋的厄运算是开始了。”
第445章 宋江起义（）
自太祖赵匡胤开国以来，宋朝
所以，一直持续到北宋末年，也没有大的农民起义或国内动荡，这就是其内政高度集中取得的成效。
然而，随着统治的延续，高度集权的坏处渐渐呈现出来，土地兼并、权贵剥削、生灵涂炭的现象比比皆是，人民已经不堪重负，社会矛盾开始突现。
从宋仁宗开始，一些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占山为王便屡见不鲜，此时朝廷也深知社会矛盾巨大，才启用王安石变法。
可是王安石变法不但没取得实效，反而更加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从而使社会矛盾更加不可调和。
矛盾积累到赵佶上位，终于开始爆了，而且是一不可收拾，直到把一个宋王朝变成为南宋，两位皇帝也被掠去了北国才罢休。
有人怪赵佶，说他除了不会当皇帝，什么都会。实际上这话并不对，或者说不全对。
的确，赵佶作为端王，起初几乎是远离着政治，他不用参军，也不用从政，只是过着如寄生虫般的悠哉生活，可他还是有一个巨大的用处，那就是皇帝驾崩，在无子的情况下充当替补，接替皇位。
可以想像，一个远离政治的皇家子弟，陡然间成为皇帝，根本不熟悉政务，其结果自然是朝堂内乱臣不断，搞得乱糟糟一片。
赵佶不傻，朝中局势，群臣心态，天下变化，他一直清清楚楚。只是清楚地知道生的一切并不意味着能改变什么。
他登基之初，也是励精图治，想要干一番事业，做一个好皇帝的。可是实践中才觉，他有些眼高手低了。国事之艰难，远远出了写诗作画，使得他事事不如意。在一系列打击之后，赵佶渐渐对朝政失去了兴趣，安然于诗画之中。
他将朝中繁杂之事交给了蔡京等人，这些人不是清官，也不是能吏，没有王安石、司马光之才干，可是他们有忠心，可以替他解决掉麻烦事，他自然要好好使用一番。
不得不说赵佶和他的这帮队友运气不错，其当政近二十年，一直风调雨顺，没有大的天灾。
要不是花石纲等一些人为的祸乱，实际上百姓的日子还是很好过的，只是赵佶和他的队友不甘寂寞，开始为非做歹，终致把国家搞得一团糟。
当然，赵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也是基于此他才任用高峰来实施展之策。
只是贪图享乐就似吸食鸦片一般，会上瘾的，赵佶明知如此，还是无法自制，他只能任由事态展下去，此时就算有个高峰能撑起一片小天地，对整个大宋来说，也无济于事，天下终究还是朝向大乱展。
大乱的始作俑者便是宋江起义。
……
“两位大人，梁山泊宋江已经宣布起义造反，此事你们怎么看？”衙门里，高峰向杨邦乂和仇悆问道。
朝廷的通报并没有到来，这个消息是刘三狗的夜鹰打听到的，高峰没有隐瞒，把那张传递消息的纸条递给了杨邦乂和仇悆。
杨邦乂和仇悆分别看了看，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杨邦乂说道：“当地官府为了加收税赋，居然把八百里的水域全部收为公有，不让百姓入湖捕鱼、采藕、割蒲，一旦有人进入，都要依船只大小课以重税；有违犯者，还以盗贼论处，这简直是祸民之举，百姓生活无依岂能不反？”
说到这里，他还抬眼望了高峰一眼，心中无限感慨，若官府都由高峰这般官员任职，岂有百姓谋反一事？
“是呀！”仇悆应和道，“把民众逼上了绝路，官府不思化解，反而派兵镇压，这岂不是官逼民反？”
仇悆对当地官府的做法也不赞同，说完后更是无语摇头。
高峰摆摆手，说道：“我们就不说他们因何铤而走险的啦，我想知道的是，宋江一行人到底能走多远？”
事情已经生，纠结其生的原因没有任何意义，对事态的下一步动向做出判断才是最主要的。
“大人，一群乌合之众还能走多远，估计几日后就能听到其被剿杀的消息。”杨邦乂不屑地说道。
杨邦乂瞧不起宋江等人，高峰又看向仇悆，见他同样点头，知晓二人一样心思。
高峰笑笑说道：“二位大人可不要小瞧这个宋江，他或许更难缠。”
“噢？大人对宋江还很了解？”杨邦乂惊问道。
我当然对他了解啦，不过那是《水浒传》中，真实的宋江还真不是太清楚，只知道他有智有谋，转战整个黄淮地区而不败，最后在海州被张叔夜所擒。
高峰摇摇头道：“我对他知晓不多，不过，从他半年来一直带领百姓与官府对抗而不落下风就能看出，他不是一般人物。”
杨邦乂和仇悆点了点头，认可了高峰的观点，只是仇悆还是说道：“之前他们只能算是一般地闹事，可以凭借梁山泊的地形与官兵对抗，因而没有吃亏。可现在他们正式宣告了起义造反，还打出‘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旗号来，如此狂妄朝廷自然不能容他，定会派大军前去镇压的。”
其话没有说完，却也表达出宋江等人很快就会被消灭的意思。朝廷就要派大军来了，一群小蟊贼还能跳多久？
高峰自然明白其意，应道：“宋江集三十六名领造反，其人数虽然不多，却个个都是猛汉，以一当十不在话下。朝廷官兵疏于战事，早已形同虚设，说去围剿未必可行。再者说，宋江之流可不会束手待毙，一旦他们辗转起来，要擒住他们可是千难万难。”
这是看好宋江的意思了，杨邦乂和仇悆不由得疑问起来，觉得此事不可思议。
朝廷再不济也不会任由宋江在这周边辗转。梁山泊在丰’县北约两百里，此处位大名府、应天府、青州、济州、徐州的中间地带，可以说是大宋的核心地带。一旦任其辗转，对整个大宋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这样的结果朝廷承受不起。
似乎听出了高峰的玄外之音，仇悆上前问道：“难道大人想出手不成？”
第446章 文人之祸（）
高峰听了，不置可否，而是神情肃然地望了杨邦乂和仇悆一眼，问道：“我想请问两位大人，乱世之秋，是文能救国，还是武能救国？”
这个问题问得突然，杨邦乂和仇悆有些莫名其妙，却也知道高峰说的就是大宋的当前局势。
只是明知如此，俩人也不敢把话挑明，他们还没有底气搬弄大宋的是非。杨邦乂接道：“文安邦、武定国，二者皆不可少。”
仇悆跟着点头，意思也是同意这个观点。高峰看到这里暗自感叹一声。
这两人都是文人出身，能看到一个国家文武皆不可缺的大形势，而且敢于承认，说明二人心地还是坦诚的，只是大宋朝出现了重文轻武、营养不良的畸形局面，这又说明了什么？
诚然，皇帝对武将的恐惧有历史的原因，所以才会有杯酒释兵权，把武将排挤在一边的事情生。可这么多年来，国家受到那么多的屈辱，甚至国家形势早已危机，为何就没有一个人提出一个可行的武定国的方案呢？
这事看似简单，实则并不简单，高峰知道，杨邦乂和仇悆二人虽然能说出“文安邦、武定国”的那番话，却不一定能看出来。
大宋朝可以说是自有王朝以来最为民主的社会。没有了武将的干扰，士大夫的地位大幅提高，使得官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士大夫架空了皇帝，皇帝不得不屈从与士大夫的意见。
澶渊之盟是宰相寇准的杰作，他在辽国大举侵宋时，竭力劝阻了宋真宗的意图南逃，又迫他御驾亲征，至澶渊督战。一番较量之下，辽国吃了亏，于是双方议和。真宗却向谈判官曹利用说出底线，一百万岁贡。可是出了宫门，寇准就威胁曹利用说，如果敢出三十万，就砍了你。
曹利用无奈，只得拼死谈判，终于把银绢岁贡压至三十万，从而签下了有名的澶渊之盟。
寇准是有才德的代表，还有范仲淹、王安石等人也是如此，他们身居高位，忠君爱国、忧国忧民，致力于国计民生，使得国家虽有忧患，却无大碍。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如他们那般无私、高品，数百年浸淫下来的许多文人早已失去了风骨，他们只在乎高人一等的地位，只关心个人的利益是否得到满足，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不过是他们挂在嘴上的说辞，是他们谋取私利、赢取功名利碌的踏板。
他们嘴上说的光明正大，做的却是龌龊之事，他们道貌岸然，却虚伪无耻。
他们为了扬名而爱国，他们为了利益而忠心；他们为了私心而拉帮结派，他们为了目的而不惜手段；他们可以置朝廷的利益而不顾，他们可以视百姓的死活而不管。这是一种变了味的文人风骨，也是大宋惯出来的士人风彩，大宋的文人已走向另一个极端。
一个国家一旦形成习惯，就是皇帝也左右不了局势，士大夫在大宋就是连皇帝也左右不了的一个群体，而其矛盾累积，终于在元佑事件中爆了。
元佑事件是新党、旧党之争的结果，最终演变成排除异己的意气之争和仇恨之争，在这个过程中，大批的能人志士沦入党争之中无法自拨。这是一次内争，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