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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2章

历史扳道工-第2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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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牛马。就算暂时用别的替换,终究不会长久,还是会回到最正确的路上。从这话就可见他对百姓的态度)

    由于他不遗余力的坚持,苏轼攻击新法,诽谤朝廷,甚至影射皇帝的罪名终于成立了。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湖州。难得的艳阳天,苏轼正想晒一下自己珍藏的书画,一匹快马狂奔而来,给他捎来个信儿。这是开封城里的好朋友、驸马都尉王晋卿的小道消息,告诉他抓他的人就快到了,能跑就快跑。

    苏轼愣了一会儿,苦笑一声。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真要是皇帝抓人,能跑到哪儿去?何况自己跑了,这一家老小怎么办?

    他索性穿好官服,静等官差上门。之后的事就是御史台抓人流水线操作,苏轼被押解进京,一路车马颠簸进了京城,住进了乌台大院。

    乌台就是御史台。这名字有来历,从汉朝起就这么叫了。一来是说当时的御史台里有很多的柏树,上面住着很多乌鸦;另一说就跟御史们的职业有关。这帮人到处挑错,谁见谁烦,还惹不起,于是统称他们为乌鸦嘴。

    办公的地方,也就随之变成了乌台。

    乌台大院里关的全都是官儿,像苏轼这样的地方领导还算不上高规格。只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他被特殊照顾了,审讯由御史台最高长官李定偕同舒亶、何正臣等新法集团同僚共同进行。

    白天李定等人轮番轰炸,要他把写过的所有诗词逐字逐句地解释,哪一个敏感词如果绕不过去都有抄家的危险。这种场面其实很常见,远的不说,后世多少大人物竞折腰,弯下去就再也没挺起来过。

    苏轼不一样。宋朝对文人超级宽松优厚,只要天上还有太阳,在大庭广众之下,审讯的尺度就都能保持住。最起码能让他说话,于是李定等人就都郁闷了。

    苏轼居然能把自己的文字狱扣到新法教祖王安石的头上。

    他的诗里有一句是“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蛰,指潜藏、隐秘、冬眠等意,特指僵硬中还没复苏。李定等人抓住了这个毛病,问苏轼说现在圣明天子在位,只有飞龙在天,你居然写了龙潜藏在九泉之下。你说,这个蛰龙是什么龙?老实交代。

第606章 用心良苦() 
    苏轼的回答是,王安石有句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我诗中的蛰龙,就是这个龙……李定等人的脸一下子就黑了。蟠,指弯曲缠绕,很憋屈的状态,用在龙身上同样不是啥好词。

    当天苏轼得意扬扬地晃回单间牢房里,一干御史大老爷凝固在审讯室里集体大喘气。这场景的确是很牛,很不常见,不过只是一会儿后,御史们的脸色就都缓过来了,一丝丝阴险恶毒的微笑浮上了水面。

    白天你狠,晚上看谁狠。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时,乌台大院里的在押犯们突然间集体惊醒,个个吓得发抖。他们听见一阵阵鬼哭狼嚎的呼痛声此起彼伏,仔细听的话,还能辨别出那个喊疼的人有很浓重的四川口音。

    没错,苏轼被人黑了,上演了宋朝版的《监狱风云》,被人在黑夜里轮番痛打。这之后苏轼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在入狱之前他很健康,出狱之后苏轼腿疮痔疮、流行传染病、咳嗽、臂肿、赤眼等病几乎得全了。而他仅仅入狱两个多月而已,如果真有宋朝传统上善待士大夫的规格,他无论如何也到不了这步田地。

    事实上他能活下来,是托了他一直反对的王安石的福。

    苏轼下狱后,各界名流如苏辙、王亚卿、王巩、章惇等人,纷纷出手援救。这些人官职不高,可都是影响很大的名士。他们为苏轼请命,愿用官职、身家担保;还有一些老臣如司马光、张方平、李清臣、范镇、陈襄、刘攽、李常、孙觉等人也纷纷向神宗皇帝进言,这些人影响巨大,往往可以左右皇帝的意志。可惜都没说到点子上,象张方平就差点把苏轼给帮死。张方平在给神宗皇帝的信里说苏轼是天下奇才,绝不可杀。这完全是帮倒忙,火上浇油,逼着神宗皇帝动刀子。

    真正能一语道破天机、洞悉神宗皇帝心理的,还是誉满天下,同时也谤满天下的王安石。他远在江南金陵的隐居荒山里,给神宗皇帝寄来了一句话,救了苏轼的性命。

    王安石这时不当首相很多年了,在金陵人们时常会看见一个衣着简单、沉默寡言的老人骑着一头驴,从来不去管驴往哪边走,到哪里都一样,随遇而安。

    王安石像一个完成了所有愿望的信徒,把自己的有为岁月都献祭给了国家,然后无欲无求,漂泊于天下。事实上他这次为苏轼求情,是离休后唯一的一次参与国家事务。

    他对神宗皇帝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这句话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皇帝考虑。神宗皇帝心性好高,重视后世名声,如果真的杀了苏轼,会让后世怎样评价呢?还算是太平盛世吗?

    两个多月以后,苏轼出狱,他被贬到黄州(湖北黄冈)做团练副使,不许擅自离境,不许参与任何公务,基本上就是一个领些工资的保释犯人。

    苏轼活了,他走出监狱时发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从此之后再也不作诗、不属文,更不与其他文人唱和应答了。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饱受惊吓的亲友们放心,从此过上安稳平静的生活。

    来到黄州之后,生活向苏轼展示了另一面。在这之前,在老家眉山时他有父母照顾;进京之后名满天下,有欧阳修那样的文坛宗主罩着他;反对变法时与王安石作对,身后有司马光等权臣大佬撑腰;哪怕贬到了杭州、密州、湖州,他的官也是越做越大,从通判变成了知州。

    可是乌台诗案之后,他成了监外执行的罪犯,除了一份工资之外,所有的政治权利完全被剥夺,由于得罪的是皇帝,也谈不到什么前途。

    就连怎样才能填饱肚子都成了问题。最先出事的是工资。北宋的官员们拿到的工资并不都是铜钱、布匹、粮食这些硬通货,这是只有京城里的顶级大佬们才有的待遇享受,各个地方上的官员们的工资绝大多数都是些实物,想变成钱,就得自己想办法去折换。

    比如这时的苏轼,他的工资由公家造酒用过的袋子来顶替,每月领到后得自己卖出去,才能到市场上买米买面回家过日子。

    堂堂苏学士变成小商贩,怎一个屈辱了得。可是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很快地这份单薄的工资不足以养活苏轼人口众多的家庭了,他这时有一妻一妾四个儿子四个儿媳以及孙子若干仆役几个,全都靠他吃饭,这么多张嘴靠那些旧酒袋子,很快就会被饿死。

    困境中苏轼做出了之前他死都不会选择的生路,他的一个姓马的朋友替他向州里申一块城东的荒地,大约50亩,由苏轼自己耕种。

    这是什么,这是农民,回想从前他反对“免役法”时“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之类的话,尽管他这时与纯粹的农民有区别,可终究要干同样的活儿了。这是报应,也是上天的恩惠,它让苏轼切身实地地体会到了从前他所蔑视的阶级的痛苦。

    而他这时不觉得痛苦,只要能平安地活下去,就足以让他满足。

    从这时起,他开垦荒地,种植庄稼,满足于更快乐于自己是个农民,他给这片城东的坡地取名为“东坡”,并且以这两个字为自己重新命名。

    他叫苏东坡了,中华民族几千年里文学天赋能排进前五的大天才躺在长风茂草里,躺在无限宽广浑厚的大地上,彻底脱离了名缰利锁,他的心性提升到了另一个新的层面。

    在黄州的第三年时,苏轼有感而发,写下了几行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矣。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

    这就是排名仅在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之后的千古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

    在了解了这一切之后,皇帝明白了孙珲给他《黄州寒食帖》的良苦用心。

第607章 不做神宗() 
    苏轼是第一代以才华起家的名臣,从小在蜀川山水中长大,他的心灵本就不是传统的官场动物。最开始时,他短暂地迷茫过,那时他初入官场,自命士大夫一族,把底层人民的死活看得一钱不值,公开声称下层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士大夫的生活快乐,一派典型的暴发户嘴脸。

    等到他自己倒霉,在乌台诗案后贬到黄州,在城东的那块坡地耕种之后,他的心灵返本了,蜀山灵秀激越,最潇洒不羁才华横溢的两大文豪——李白、苏轼都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更有相同的地方。

    苏轼这样一个人,可以忘了他的官场经历,不能忘的是他的诗词歌赋,他是中国自残唐五代以来的第一大天才。自宋以后,华夏文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可再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超越他的。

    一生的磨难,仿佛是上苍赐予他的灵感。没有那些感触,怎能转化成那些文章佳句?

    苏轼之才,可以说跨越了苦难,身在苦难痛楚中,居然越发明艳雍容。这一点在华夏文明史上是从所未见的,哪怕是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天分、成就高于苏轼的李白、杜甫也相形见绌。

    李白飘逸雄浑,神化难明,天赋绝顶,可是山野气太浓,高兴时放浪形骸,失意时长歌当哭,情绪波动太大,完全被外界影响;杜甫虽然忧国忧民,一片赤诚之心,可惜忧过了头,文章里难免沾上了潦倒灰暗的气息。

    只有苏轼,不管际遇怎样,心里都有一棵盛开的兰花。心有茂兰一棵,不为世事羁磨。这种从容的美丽,哪怕有再多的折磨,仍然能宁静地绽放。

    赵珩知道,孙珲希望自己无论是做皇帝,还是普通人,都能象苏轼那样,面对困境,甚至是必死困境,不咒骂、不消沉、不悔恨,仍然保持微笑,保持住心灵深处活泼灵动的光芒,不让它灰暗,不让它暴戾,这是种别样的骄傲——让美丽的永远美丽,天上的雨水绝不会因为落到地上的泥潭里,就失去它本来的洁净!

    贾似道不是王安石,不想也不会重蹈王安石的覆辙,而他赵珩,却也不做“我好孤寒!”的神宗皇帝!

    以元丰四年为分水岭,在那之前,神宗皇帝几乎出满勤,每天都要临朝工作,从来不生病。但元丰四年五路伐西夏,先胜后败,举国伐谋,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神宗皇帝一下子病倒了。病得很重,可他年轻,很快身体就开始恢复了,能重新工作了。只是时隔不久,就传来了另一个噩耗——永乐城沦陷。

    这个打击是致命的,只在一夜之间,神宗皇帝的健康就崩溃了。他“早朝当廷恸哭,宰执不敢仰视;涕泣悲愤,为之不食”。他是心思太重,对自己要求太高的人,无论如何都没法淡化失利的阴影,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一直郁郁不乐。

    谁能想到,这居然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三四年。命运日向他接近,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九月的一天,他在集英殿里大宴群臣,刚刚举起酒杯,突然间群臣发现皇帝的手僵硬了,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下一瞬间,酒杯倾斜了,里边的酒都洒在了皇帝的衣襟上。

    神宗皇帝失去了对身体的自控力,病情再一次恶化。痛苦中,他叹息说:“我好孤寒!”

    皇帝做到了这样,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可敬还是可怜?

    这时他才年仅37岁,正是一个男人精力最旺盛、身体最强健的阶段,有全国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药来调理,为什么还会滑向死亡呢?

    只有一个原因。他在自我折磨,无论如何都绝不原谅自己。他是这样得病的,也是这样死亡的。在病重期间,他得到消息,西夏局势剧烈动荡,掌握实权的梁氏集团首脑都死了。先是国相梁乙埋,后是太后梁氏。小皇帝李秉常重新当政,国权却落在了下一任梁氏国相梁乙埋儿子的手里。

    新一轮的内乱注定爆发,机会比这一次还要好。只是还有雄心壮志吗?就算有,还能承受千百万子民的伤亡,去恢复国土、重震国威吗?就算再次出征,还有谁能支持、谁来理解……

    乐观的人在黑暗中看见光明,悲观的人看太阳都是耀斑。神宗皇帝在自己的思绪里越走越窄,终于在年底时病入膏肓,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大臣们有什么意见,他只能用摇头或者点头来示意。在他最后的时光里,只来得及给国家册立一位皇太子。

    宋神宗死了,他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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