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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5章

唐残-第1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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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自觉羽翼丰满的权臣郑买嗣,干脆起兵杀死国主舜化贞及南诏王族八百余人,灭亡南诏而代之,建立大长和国。

    而在五代后唐天成三年928,又国内大族出身的清平官杨干贞,杀大长和国皇帝郑隆亶,灭大长和国,拥清平官赵善政为主,建立大天兴国。后唐天成四年929,杨干贞废赵善政自立,改国号大义宁,建元兴圣。

    然后才有后来后晋天福二年937,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合滇东三十七部进军羊苴咩城击败杨氏,而建立后世更加熟悉的段氏大理政权。在此期间随着南诏这个区域小霸的倒下,这些与之相关西南蛮亦是乱战成一片,而长时间內无力他顾汉地了。

    这就是历史久远流长的中原大一统王朝,与九边四夷那些旋起旋灭或是昙花一现的,蛮夷势力和地方政权的最大区别和差距所在;无论是初唐的东、西突厥,高句丽,还是中后期的南诏、吐蕃之流,亦是逃过不过这种大同小异的命运和结局。

    以自身足够巨大人力、物力和资源产出的体量,哪怕承受再多的失利而损失惨重却总能回血过来;但是对手却承受不了几次失败,就难以为继要陷入饥荒和内乱当中了。因此,最终通过国力上对比上悬殊,把任何试图挑战的对象给活活磨死了。

    在南诏多年前就因为內患而息兵之后,安南境内的主要敌患,就是位于广、容之南,邕、桂之西的西原蛮,有黄氏与韦氏、周氏、侬氏等大部首领各据一方;之前击败的这个罗氏部,也只是其中应时而起的一个新兴大豪酋而已。

    自从兵败而折损了绝大多数力量而当代部领酋首失踪之后,早就崩解离析于山中四邻争抢地盘的交攻和困顿、内乱当中,正当是各方杀得血流成河;也根本没有余力引来南诏兵入寇。

    倒是后世北宋时,有个被交趾政权给赶出来的侬智高,把广南两路搞得糜烂不堪还围攻了广州,最后靠名将狄青才得以重新平定下去。

    侬智高叛乱被平定之后不久,宋朝和交趾李朝又爆发了宋越熙宁战争。战后的宋神宗赵顼以“荒远”、“瘴疠”为由,以广源州(今广西大新县至越南谅山七溪)偏远难守,竟将广源州赐予交趾。

    这种号称皇宋而盛世割土的功绩,简直不让对法国打出镇南关大捷,而割地赔款的我大清专美于后啊。

    根据山中陆陆续续传出的消息,这些占据郁江(左右江)流域大片地盘和矿产的老牌土蛮大族,暂时没有南出平原地区与风头正建的义军交锋的打算;反而对罗氏这个新兴势力留下的地盘和基业,一副志在必得的态度。

    他们甚至还沿江放船而下派出私下的信使,来到义军在江口和山边新筑的寨垒当中。一方面希望用山中的物产与据有广州到扈州一带,新崛起而的义军势力通贸有无,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不少罗氏蛮与南诏方面勾结的证据,言词之间恨不得罗氏大部能够死的更透一些。

    因此,要制造一个南诏蛮入寇的假象,简直不要太简单的事情。。。。

    接下来的时光飞逝,一晃又是月半过去了。

    在安南十三州最南端的唐林州(今越南中部承天顺化省)境内,一处沿海平原地带的小土丘上;许多赤膊坦背的土人正围着一处大坑在辛苦挖掘着什么。成筐成筐新翻的泥土和石块流水一般的运出来,又堆叠成一道道矮墙。

    “这就是马伏波的镇南铜柱么。。。转眼已经是千载了。。”

    周淮安看着眼前被从乱石和泥土当中已经显露出来大半截,几乎与大地锈蚀成一体而深绿斑驳的物件叹息道。

    然后,就是对铜柱进行翻新式的修缮和保护,好在之前击败西原蛮罗氏部的时候,缴获了大量铜器还有不少剩余;再例行在边上対石立碑以为留念;

    毕竟寻访这种证明华夏自古以来主权的遗迹,并在边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也是如今他在安南境内行兵时,为数不多的闲余乐趣之一了。

    事实上回想起当初来,曲承裕做的看起来比周淮安预想还要好一些,因此,他就连一些事先准备好的补救和山后的错失,都没有机会派上用场,事情就有已经结束了,除了死掉的人看起来有点多。

    就在义军出征的三天之内,交州城内不出意外的发生了变故。有人在内城的坊曲当中举兵反乱,打出要为曾衮报仇的旗号,而将附近的富人聚居之所都给裹挟卷带了进去,又开始进攻府衙和放火焚烧街市。

    虽然这场闹剧式的叛乱,很快就被城中优势数量的土团兵镇压下去,但这也只是一个刚刚开始的序幕而已。因为在这些叛乱者发端的据点当中,发现了许多重要的证据;包括指向城中许多首望人家的兵器和物资来源,还有前伪都护曾衮亲手所写的往来文书,与来犯西原蛮私下勾结的信件。

    然后,在杀的人头滚滚的一片浓重血色笼罩当中;以城内卫氏、饶氏为首历经了南诏入侵和土蛮作乱,数次政权更迭都依旧屹立不倒,而以相应代价始终站在幕后笑看风云的老牌氏族、大姓,连同更多附庸他们的亲眷、族人、部曲和家丁一起,都纷纷倒在了曲氏为首的新兴地方豪强所举起的屠刀之下。

    最后除了为数众多的奴婢另有用处之外,只有女人和尚不晓事的孩童得以幸免下来,但是等待他们的命运,则是作为罪眷身份而上船远赴广州去,就此在异地他乡完成余生了。

    虽然最后或许有一些男性的死剩种;比如身在外地的族人,或是居住远乡的旁支远宗,而得以逃过一劫;但都对于后续的局面和形势难有作为了影响了;而且就算他们之中日后有人想要行险来报仇和反攻倒算,那也得先活的过义军附从武装里,那些得以上位的新兴豪族的清算和追索才行呢。

    而这件事情的后遗症,则是隐隐造成了交州境内新、老士绅豪族之间的对立和割裂,只能由义军居中调和与制衡了;而作为这一切明面上的始作俑者和主导人,吸引了许多仇恨的曲承裕,也被隐隐断绝了在安南当地未来的某种可能性了。

    但是作为眼前的正面效果和反应,同样是十分强烈而立竿见影的;比如义军所推行的修路开渠,征丁收粮、废关拆卡,赎放奴婢,救济贫民,清查户口,丈量田亩,等等一系列改善民生和经济环境的措施,在交州内外明里暗里遇到的阻力都大大减少了许多。

    或者说在这个时代,地方士民百姓的反抗程度和心理阙值,其实是维系在这些地方大族士绅所主导(被代表)的,所谓“乡愿”“舆情”手中的。只要能够剪除、铲除的干净一些,光靠恐怖手段造成的心理威慑,也是能够将统治继续维系下去的。

    所以在当地,义军重新发卖了一批俘获的土蛮青壮为佣奴;又以此为代价赎放了许多城中奴婢为民籍之后,交州城中的在册丁口,居然一下子增加了两三万之多。

    当然了,义军提供的赎放也不是无偿的;一方面是太过容易得到的东西不见得会被珍惜,或者说免费的东西并不会使人感恩多久;另一方面则是半强迫性给他们一个适应过程,以及重新学习谋生手段的机会;

    这样,才不至于令其因为生计无所着落,而变成新的社会问题和隐患。这也是在潮循各州和广府期间,所得出来的经验教训和成熟模式。

    这些释为民籍的奴婢,先要在义军所属的工场或是作坊,沿海的田庄和港口里干活上数年不等,才能算是清场了代付的赎身之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原本缺少生计手段的他们,也自然而然和义军产生了羁绊和牵连了,而在日后具有相当高继续留下来或是成为义军拥护群体的概率。

    本章完

第241章 乱投3() 
    “始时,国家规模宏远,以民官治理之,兵官镇压之,以诸洞财力养官军,以民丁备招集驱使,上下相维,有臂指之势。洞酋虽号知州、县,多服皂白布袍,类里正、户长。号令风靡,保障隐然。”

    这是樊绰所著《南蛮书》手稿上关于历代治理土族蛮官的一段节选,让人看起来也是颇以为然的一番道理;也是周淮安想要在安南之地,继续维持下去的架构和模式。

    通过武力威慑吸土蛮的血,来维持镇压他们的力量,然后如此往复的循环当中,至其逐步的削弱和开化,最终不得不接受潜移默化的现实,而成为汉地之土的天然一部分。

    说起来周淮安其实很羡慕自秦汉以降,那种以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能够爆发出来的全社会动员能力和源自基层的组织效率。

    也正因为是这种古典军国主义政权架构下,举国一体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才能举数代之余烈横扫宇内六合,又威风八面吊打四夷九边而几无敌手。虽然这种体制到了太平年代如果不做调整和转型化,很容易再高压下成为培养陈胜吴广之流的土壤;但是在王朝衰微的乱世之期,却是极其具有竞争力和优势的。

    只是到了东汉以后随着世家门阀的兴起,政权在民间基层控制力经历了大幅后退与地方势力的妥协;虽然历朝历代几经兴勃往复,从氏族门阀到士大夫,各种阶层换了一茬又一茬;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上层建筑的演变愈发精密;却是终其历史始终没有能够回到原来的水准上去。

    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通过土改工作队和生产资料公有化运动,以及基层党组织的体系建设,才在时隔两千多年之后将政权的触角和执行力,重新深入到占据了国家大多数人口的乡村农民之中去。

    而周淮安本身,虽然受制于这个时代生产力和社会环境的历史局限性,也缺乏相应的交通和通讯条件,来实现后世那种党组织建在基层的可怕执行力;但是以“师古复制”的名义重现一些秦汉时的古典军国主义要素,再塞进一些自己后世得到的经验教训和个人色彩十足的私货,却是完全没有太大现实难度。

    最多就在这个期间被士人吐槽和批判为:“重法家,师暴秦、不恤民”而已;但是如果这个“民”不是那些掌握社会语话权的地主士绅,而是大多数朝不保夕、苟延残喘的穷苦百姓得话,那也就无所谓什么的“体恤不体恤了”。

    在严格的管制下凭借劳动自食其力辛苦而顽强的活下去,还是像现代的印度农民一样稍有灾荒,就只能在家里“自由”的选择饿死、上吊或是易子相食的民主;相信除了那些被无政府自由主义精神洗脑成白痴的西方白左和国内公知大V之外,没有人会出现选择困难的。

    在交州初定之后义军也没有闲着,而是顺便裹挟以大势,将红河平原周边山野里的土蛮聚落都给清剿了一遍;其中义军得其财货物产人口,而附从助战的本地豪族土兵、团练,则按照出力和贡献的程度,分得其田宅土地等不动产,也算是一种各有所得的互赢共利了。

    当然了除了军事征服之外,也少不了经济命脉上的经营和渗透手段。

    相对于自南越以降就相当发达和成熟的安南沿海贸易活动,安南内陆各州的经济结构就要相对单一的多了,主要还是以稻米桑麻和木材、矿石的输出为主;然后杂以一些牛畜生口什么的;外加上转手土蛮诸夷所产生金、杂香、朱砂等物。

    而事关民生的盐、铁等大宗物资,乃至绫、锦、罗、纸、笔、瓷器、陶具等日用之物,甚至是铜钱和器物;都要靠广府和扈州方面为主的外来输入。因此,作为后续经营和维持的手段,发展多样化的手工业和河运商贸活动,才是义军得以持续消化这一系列战果的长远之计。

    比如:在交州初定之后,籍着用兵扫荡地方的其间,义军通过代管(圈占)沿海战乱造成的无主之地,或又是接管从贼作乱的逆产;与那些地产零碎的中小豪族进行置换、赎取。

    再加上那些解救回来的人口和牲畜,还有大量俘获的土蛮为驱使和奴役;很容易就营造起来一大片一大片,以交州大港和海门镇为辐射中心的新屯垦去和聚居点来。

    然后依次为依托站稳脚跟之后,就会进一步的深挖当地特色经济作物种植和土货物产加工方面的潜力了。这样安南沿海之地也就不再是单纯依靠,各种转口贸易造成的繁荣和景气,而是有进有出的长期稳定产业和受益群体了;这样也等于是在安南沿海地区变相造就了一大批有别于内陆,天然倾向义军的潜在既得利益阶层了。

    正所谓是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无论是残酷和恐怖手段产生的畏惧之心,还是让人感激涕零或是歌功颂德的恩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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