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欲扬明-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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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财务危机（）
朱厚熜翻着去年的帐册，说：“马部堂。”
“臣在。”
“朕记得我朝太祖高皇帝洪武年间、成祖文皇帝永乐年间每年盐税总在千万以上，为何如今却只250万两？”
盐税向来为国家财政的一大支柱，历朝历代都实行盐铁专营以牟取暴利，明朝也概莫能外，在全国设立了八大盐运司衙门，坐堂掌印的是正四品的盐运使，虽然又名巡盐御史，但因盐政与国家财政密不可分，因此也由户部管辖。朱厚熜便点名问到了户部尚书马宪成。
马宪成不知道他其实对政务还处在一知半解的学习状态，还以为是皇上是在考究责问户部的差事，便老老实实回答说：“回皇上，时下全国每年的产盐总量为三百万引，每年税银收入高达八百六十万两，但一部分以‘开中法’为九边换取粮米，无法征税；另一部分征得税银直接缴纳南京户部，以供南京各大衙门开支，实缴户部不足三分之一。”
明朝实行卫所屯田制，但军队粮食供应除了军屯之外，还以“开中法”为补充。朝廷控制着大量的粮食和食盐，但从粮食产地运粮到边地，运费往往为所运粮食的五六倍，费用太大，极不合算。商人有资本，贩卖食盐利润很大，但食盐由朝廷专卖，商人轻易不能到手。“开中法”责成商人运一定数量的粮食到边境，拿到收据就可以到产盐地领到等价的食盐自由贩卖，获取厚利，这种平价盐减少了很大一部分盐税收入。
此外，明成祖朱棣当年靖难之役，夺了天下之后，迁都北京，为了尊重他老爹明太祖朱元璋，也在南京留下了一整套政府机构，虽然都是没有实权的空架子，但也养了不少闲人，加之历任皇帝都把南京政府作为解决官员级别、照顾年老大臣的一种手段，在北京没位子升不了官或是官场失意者，就打发到南京去当“莳花尚书”、“养鸟御史”，这些人没有了手中权力，但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就不能没有，虽然不可能按级别配置排量不等的小汽车，但该有的轿马仪仗却一个也不能少，自然就增加了许多开支。
朱厚熜知道想解决这些问题绝非一日之功，因此也只能沉默以对，继续翻看着帐册。
夏言身为内阁首辅，又兼管吏部、户部两部，见皇上沉默不语，以为还是对户部不满，他也不能不帮着说话：“老臣久在内阁，晓得一些情状。马季安所言俱是实情，嘉靖十九年前盐税每年不到两百万，如今征到250万，也是马季安就任户部之后整顿盐运司衙门，惩处了一批贪官墨吏之功。”
朱厚熜淡淡地应了一声：“马部堂辛苦了。盐政为国朝财政重中之重，日后还应如这般严加整肃，务必使应征的盐税收入一分一毫尽归国库。”
马宪成知道这个问题上自己算是过关了，感激地看了夏言一眼，叩头说：“为解君忧敢辞辛劳，臣定当尽心竭虑，不负圣托。”
朱厚熜看了一会儿，突然又问：“商税之中，通过税得银60万两，按十成征一的税率计，便是说我朝各地商贾国内贸易总额为600万两，可是如此？”
这还是户部的差事，刚刚坐回原位的马宪成不得不再次起身下拜：“回皇上，十成抽一只是大部分商品税率，个别商品税率未及如此。”关系国计民生，他便大着胆子说：“若是提高税率，恐有伤民之虞。”
明朝到了嘉靖年间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可就是因为后来的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的国策，严加控制并课以重税，使中国的资本主义一直没能得到大力发展，才被那些后起的西方列强超越。因此，朱厚熜毫不犹豫地说：“盐铁铜茶锡向来为国家专营，余下的针头线脑的小买卖与民生息息相关，十成抽一已然当然不能提高。若是国朝财政危局有所缓解，还应将部分商品税率适当调低，促进流通，以利民生。”
所有的内阁学士、六部尚书都起身跪了下来：“吾皇圣明，万民之福！”
“开会就开会，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跪下，象什么样子！”朱厚熜笑着说：“你们不烦，朕还烦呢！今日定要立下规矩，谁敢不经请示批准便跪，朕命人将他叉出去，还要罚他六月俸禄，让他一家老少半年都给朕喝西北风去！高拱，你将朕此话记录在案，朕倒要看看谁敢抗旨不遵！”
经过这么一出，乾清宫里紧张凝重的气氛缓和了下来，朝臣们庄严肃穆的表情也舒缓了一点，但朱厚熜的心情却更加沉重了。他不想给嘉靖那个混蛋收拾这个烂摊子，可财政收支状况如此恶劣，他已经无法回避这个矛盾，只好勉为其难地承担起这个责任。
因清田结果没有出来，两税之中的田赋无从议起，他设想好久的一个重大决策也只能暂时搁置；而人丁税和田赋一样都不能提高，在明朝这样的封建王朝剥削压榨之下，百姓生活原本已经苦不堪言，要是在两税上面打主意，那自己就比嘉靖那个混蛋还混蛋了，或许用不着二十年后的海瑞，很快就会有人跳到自己的面前，大声痛骂：“嘉靖嘉靖，家家皆净！”
唯一可以动动脑筋的，也只有商业税了，可占大头的盐税也就那么一点，南京政府还不能动，又不能实行朱元璋洪武初期的一斤盐四贯钱（四两银子）的强盗买卖，看来不得不将那个想法向大臣们和盘托出了。
打定了主意，朱厚熜轻咳了一声，待大臣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自己身上之后，才缓缓地说：“当家难难当家，朕当着我大明这个家，夏阁老当着朝廷这个家，你们各部尚书也当着各部的家，要与国同体，共担国难才是。”
没有人再敢冒着罚俸的风险跪下，但每个人都站了起来，异口同声地表示：“为君分忧是臣等的本分。”
一时半会让这些封建礼教培养出来的官僚改变固有习惯也难，朱厚熜在心里轻叹一声，抛开这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直奔主题：“朕瞧着当家也不甚难，如今国朝财政如此危局，不过开源节流两途而已。节流一途由户部马部堂跟你们打擂台，为了他的差事好做，朕来带这个头。朕方才看了，宫中去年一年的用度便达八百万两以上，几占国朝财政总收入四分之一，如此糜费国帑，朕难辞其咎，好在去年末朕着吕芳将宫中大半内侍宫女遣散出宫，今年想必就无须那么多了，内官监报来今年的用度预算，要银四百万，朕再减一半，只要二百万。或许也太多，但宫中毕竟还有几万张嘴要吃饭，关系朝廷体面，朕也不好让他们都穿着破衣烂衫，还请各位大臣体谅朕的难处”
皇上节俭开支的第一刀就砍在了自己的身上，而且下手是那样的重，直接砍掉了一半，对比去年连四分之一都不到，诸位大臣都还在错愕间，吕芳已经跪了下来，哽咽着说：“主子，奴婢也不怕诸位大臣笑话，去年遣散安置内侍宫女，奴婢已将这些年多方积攒下来的内承运库三百零一万二千七百余两存银耗尽，若是再将今年用度削减一半，奴婢实难支应！请主子念在天家体面的份上，收回成命”说着，趴在地上痛哭起来。
“内相”这么痛哭流涕，而且当着外臣的面，把内承运库存银数字这么机密的事情都不加忌讳地说了出来，想必真的是被逼得没有办法，当下所有的人都坐不住了，起身离座跪在地上，夏言说：“国朝财政吃紧是臣等失职，但再苦也不能苦了君父，请皇上收回成命，容臣等再想办法”
“银子是挣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朱厚熜硬邦邦地说了这么一句，突然“扑哧”一声笑了：“唉！吕芳是个没家没口的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纵是犯错，朕少不得也要给他碗饭吃。你等家中都有上百口子人，却要和他一样让朕罚半年俸禄。罚吧，朕不忍心；不罚吧，朕方才的话就当是白说了，有损朕的体面。将朕至于两难境地，这便是你们的事君之道么？”
虽然脸上带笑，可话语中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皇权威严让所有的人都打了一个寒噤，但还是执拗着不肯起身。
大臣们的举动固然有坐看风向的意思，但也是出自朴素的忠君思想，让朱厚熜还不好再过于发作了，只能呵斥自己最亲近的吕芳说：“你这蠢材，朕都说了不会让你们饿饭也不会让你们穿破衣裳，你还要怎地？朕看了内官监报来今年的宫中用度，有一百万两是要给朕修宫殿，这宫殿朕都甚为满意，你们这些奴婢还觉得不够富丽堂皇么？再者，自明日起，除非饷客，朕每餐食不过三品，菜不过五味，从朕牙缝里省出来让你们这些奴婢花用，这样你们总该满意了吧？”
“主子奴婢奴婢”
“难道少了你这内相，会还开不成了么？你当真是要朕命人将你叉出去么？！”朱厚熜怒喝一声：“给朕滚起来，好生坐着开会！”
第二十八章复设市舶司（）
皇上已经大发雷霆，看样子不象是在做秀，诸位大臣赶紧爬了起来。余怒未消的朱厚熜说：“高拱，记下此节，念及初犯，每人罚俸三个月，着内官监自司礼监掌印吕芳俸禄中扣出，贴补给诸位大臣，让他这十年都白给朕干活领不到工钱！”
高拱“扑哧”笑了一声，然后赶紧正色说：“微臣遵旨。”接着又加了一句：“此事可要明发邸报刊行天下么？”
“你高肃卿就知道跟朕戏谑取笑，登出去让内阁各位阁老、六部部堂长官和吕公公的面子往哪里搁！”经高拱这么一句插科打诨的话，朱厚熜也不再生气了，说：“好了，罚了你们的俸禄，朕的面子也保住了；有吕芳拿他自己的俸禄贴补，你们也不必担心一家老小饿肚子，咱们君臣接着议事！方才说了，节流由各衙门与户部去打擂台，马部堂这山西老抠掌国库钥锁，朕不担心你们把钱都糟蹋了。但有一条，大项支出中兵部用于九边和抗倭的军费开支、工部用于整修黄河的工程款，这都是关系国朝江山社稷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一定不许降。兵部、工部下来再将详情具文上报内阁转朕来看，我们再商议酌定。朕要说说这开源之事，高祖文皇帝永乐年间至仁宣两位先皇时期，每年市舶税也能收到百万两之多，如今怎地没有这一项了？”
如果说，皇上此前一直口口声声说的“嘉靖新政”还未见端倪的话，那么此刻，所有在场的内阁学士、六部尚书心里都泛起了同一个心思：原来嘉靖新政就是把皇上以前那些作法都尽数推翻啊！
这话当然是不对的，但在财政问题上也未必十分错，因为市舶司是在嘉靖手中撤消的，自然就没有市舶税可收了。
海外贸易可以赚取大量利润，但也容易积累大量资本，以致“富可敌国”，所以自宋代开始，中国就开辟了通商口岸并设立市舶司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并大力推行官本贸易，由政府经营来发达国家资本，这个政策既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又可以避免大商人大资本家危及国家政权，在封建王朝可以说是两全其美。
来自草原游牧民族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建立元朝二十一年（1284），也是统一中国第五年时，就在杭州、泉州两地设立了市舶都转运使。在明初大学士宋濂主持编撰的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市舶”条目有记载：“二十一年，设市舶都转运使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可偏偏明太祖朱元璋不喜欢华人出海贸易，连下海捕鱼也加以禁止，定下了“片板寸帆不得下海”的禁令，于洪武七年（1374年）尽罢市舶司，后来明成祖朱棣多次派郑和下西洋招揽各番国来朝并进行朝贡贸易，就重新设立了市舶司，对外贸易收入和市舶税成为明朝国家财政的一大来源，一直到嘉靖二年发生了“争贡之役”。
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海外贸易只能通过朝贡贸易这一种形式，日本被指定在宁波这唯一的港口入贡，其时正处在战国时期，战乱不休，各战国大名就胁迫天皇给予符验，争相入贡明朝以牟取暴利。嘉靖二年（1523年），两位大名大内氏和细川氏分别派遣使者来到宁波，因市舶司掌管太监受贿，在验收货物先后次序及接待宴会的座次安排上偏袒细川氏，引发了一场争斗，大内氏的使者宗设杀死了细川氏的使者端佐，捣毁宁波市舶司的嘉宾堂，抢劫了当地仓库，从绍兴至宁波沿途烧杀抢掠，抓了不少明军军官士兵，最后夺船出海潜伏岛屿之上，追剿的备倭都指挥使刘锦也战死了，极大地震动了东南，史称“争贡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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