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衙内新传-第5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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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用人逾矩。则是说宗泽在辽东治理时不依成法，对于郭药师等番兵不加防范。没有用汉兵掺杂相治，且亦不用汉官监军。
第四条交通外国，说地是宗泽与女真国、高丽国文书往还，又有商队来往。这一条又是高强的事了，他的商队自打大观初便已经往来北地，现今又有十块女真国的金牌作为凭证，更加出入自如。当然苏定这条线甚是机密，不大有人能联想到高强身上，但是宗泽放任这类商队往来两国之间，却不依照惯例在边境上开设榷场，那就是他的罪状了。
第五条指斥乘舆，意思是说宗泽部下有人骂当朝皇帝不好，不免又要牵扯到辽东常胜军中有些是水泊梁山好汉出身，对朝廷心怀怨愤者甚众。这一条便是名副其实的风闻言事了，毛注和石公弼的奏本中根本就没有任何抓的着的凭据，乃是凭空捏造了一则歌谣，说是辽东流传的，然而加以一番解释。
其余十数小罪，大抵如此。
当日朝堂上高强领了圣旨，便下去准备奏疏。不想这一下正中石公弼等人地下怀，他们原本就是揣测上意，认为高强专权日久，威势太盛，官家必定暗中忌之，因而才相机参劾。倘若招还宗泽下狱，则其事便牵涉高强，到时候大狱一兴，那就是他们升官发财的机会了。现今赵要高强为宗泽辩解，在他们看来也是将事情牵扯到高强身上了，既然上意如此，那还不是你高强倒台的时候到了？
于是一夜之间，御史台连上八道奏本，直接就将这些罪名和高强联系到了一处，数月之前还是立下不世之功地名臣，一夜之间就成了祸国殃民的巨奸，那个将高强比作安禄山的流言亦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奏本，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短短八日之内，朝廷里的局势几经反复，除了右相梁士杰一直保持沉默之外，其余大臣尽皆参与其中，这样的政治风暴几年难得一见，汴梁城内外的官民都是屏住呼吸瞪大了眼睛，单看下文如何。
当然这些人也不是单纯看戏，自来大宋朝有不罪言者的传统，小吏平民上书朝廷地例子也不绝如缕，这次事情的关注度如此之高，外间上书也是如雪片般飞来。很让高强郁闷的是，尽管他为大宋朝立了许多功劳，然而毕竟是幸臣出身，那些读儒家典籍
就偏偏要用有色眼镜来看他，一看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偏偏这些人的笔杆子又厉害地紧。一番渲染之下，若是外界不知之人，只道他当真是欺世盗名之辈。
好在高强在现代读史书时，早已习惯了古人这种评人论事的双重标准，所谓的公论无非就是话语权的争夺而已，因此拿着坊间那些上书地副本，只当笑话看。若是当真要操纵民间舆论为自己撑腰，凭着他手下深及大宋个个角落的势力，自然是大把地手段，然而现今高强已然号准了赵地脉。又何必作这些多余的事？反正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百姓地议论能左右朝廷地例子不是没有，不过也多半是被朝中的势力所利用而已。
就是在这种近乎千夫所指的情况下，十月二十一日，高强携一道奏疏登上了朝廷。这一道奏疏不仅一举结束了这场大风波，更以“辽东对”之名流传甚广。
“陛下，臣前被御史交章奏劾，本当避位，然臣身虽微，有言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高强一开场，先是捧了御史台一把，毕竟这个机构是祖宗家法所定。也是必须有的监察机关，现今它站到了自己的反对面，只能说是官僚系统内部无法避免的腐败而已。
话锋一转，却不说宗泽诸罪，开始说辽东之事：“辽东一地，论者或以为孤悬海外，得之无益中国。失之亦无多损，故而轻之，而以一二臣僚之明正典刑为重。然臣掌北事多年，深知其利害所在，今请为陛下论之。”
“辽东一地，西则边辽，北则女真，东则隔海望高丽、日本。辽国若得之，可扼女真；女真若得之。可制契丹；高丽若得辽东，可与此二国鼎足为三。反侧国朝与此二国间。不百年遂成又一西夏也！敌之所重者，乃我之必取。此辽东之所以重于中国者也！”
高强说到这里，眼睛一弹张克公、石公弼等人，这几人自然是“身怀正气”，见这位当朝奸佞死期将至犹不醒悟，眼中俱怀怜悯之色。高强心下暗笑，复向赵道：“论者或以为辽东孤悬海外，粮饷馈输不易，倘若胜兵在此，或为中国患。此论之谬者，在于不识海运之效也，今臣试为陛下计之。”
说到算帐，那就是高强的所长了，这条路上的买卖他作了将近十年，赚不赚钱他还不知道？只是算物流费的话，那真是小菜一碟了。当下便以江南粮米运往辽东和运往京城为例，计算其船只造价、人工费用、海港与运河维护费用，一算之下，河运的成本居然比海运高出一倍不止！
当大宋朝尚未收复燕云之时，大规模地海运对于官府来说并无必需之处，朝廷最需要保证的补给地就是从东南往西北边疆这条线。因此虽然民间的海运已经日间蓬勃，但朝堂上对于此道精通地大臣也并不多，确切的说，能在这个问题上和高强掰掰手腕的只有燕青一个人而已……
赵听到此处，已是喜欢，笑道：“卿家真知北边利害者也！始臣僚言北事时，且不论辽东，并燕云之粮饷转输咸以为忧，今若如卿家所言，可循海道为之，亦不须自京城馈运，真国家之幸也！”
官家金口一开，张克公等大臣立时就觉得气氛不对了，难道上意并不是要把高强打入冷宫的吗？苦于高强今日之对，原出于赵日前授意，他们虽然满肚子的话，也不能出来打断高强的奏对，只能等到他说完了。
高强当即拍了赵两句小小马屁，又道：“且辽东之地，虽云北地，计其雨水，亦只与燕云相等，惟北面无山峦阻滞，故而风沙甚大；然计其盐铁山泽之利，又不下于燕云，诚能有循吏导之生产，孰云不能自给，而必须中国馈粮？”
毛注在殿旁越听越恼，当下也顾不得殿上的体面了，即时出班道：“高相公大言炎炎，借以混淆视听，为何不说宗泽之罪？”
高强冷笑道：“毛御史不必催促，本相适要说及。”他转过身来，陡地提高了嗓门，向赵道：“陛下，辽东之于我大宋，实有泰山之重，不次于燕云二京，今宗泽实无罪，而台谏妄议其事，臣以为过矣。虽祖宗有家法，不杀言事大臣，然臣以为朝中台谏若有人不识大体，不顾国家大计，而妄议大臣是非，则亦沮任事者之锐气。昔日范文正公有言，为臣者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臣以为至论，请即令台谏对质，若论公罪不直者，请以论者抵罪！”
此言一出，满朝皆惊：参劾旁人公事有误者，若是不实，就要以其所参之罪状罪之？高强此言，乃是在挑战大宋朝奉为根本地这一条祖宗家法！
第三十五章
此种大逆不道的言论，自然是群情汹汹，加上大宋朝廷中向来不禁止官员议论，当时便有多人出班驳斥此论，儒家经典祖宗家法还有若干前贤事例，如同一颗颗出膛炮弹一般，雨点般向高强飞去。
高强怕不怕？他眉毛都不颤一下，甚至连反驳的意思都没有一点。在他看来，所谓儒家思想对于社会发展的消极方面之一，正是在于这种以思想和教条来限制实务的制度，看上去是某种民主思想的滥觞，但是监察制度在实践中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结果就是干实事的人倒霉，导致即使不是整个国家，也是一地的十万、百万人民跟着受罪。而那些不干事却在旁边指手画脚的人，他们付出的成本却顶多是个人几年的官场蹉跎而已，长此以往，整个社会的风气自然就走向因循苟且，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御史制度以及所有官僚体制内部的监察，其实都是想的好而作不到，还不如拿下。
以他眼下的能量，还不足以撼动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儒家体制，事实上也并没有完全推翻的必要。但是现实的问题，就是御史台的监察触犯到高衙内自己的利益了，那就要毫不客气地予以抵制，如果你当真有真凭实据，依法入罪，那还罢了，现在这样没有凭据都可以拿掉边臣，岂不是把国家大事当作儿戏一样的不负责任？
“陛下，今毛御史所论宗泽之罪，多系捕风捉影，臣试为陛下明辨之。”等到各位大臣的异议稍稍平息，高强就好似没有看到这些几乎要喷到他脸上的口水一样，这才开始慢条斯理地说及今日的正题。
“首论开边生事一项。陛下，那辽东之民多系历年避战火逃至辽东之人，其家园本在北在东。所避战火者自谁而生？非女真起兵击辽莫属。女真素无仁义之训。其人惟务劫掠烧杀，所到之处掳劫良民为奴，残破州县，占田霸产，而契丹兵败无以抗之，故而辽东之民流离失所，丧父亡妻于女真者不知凡几。其怨女真也入骨。是故辽东常胜军之与女真者，虽无大战，然连年边境上俱有争斗，非自宗泽始，何以御史奏疏中不及往事，而皆谓宗泽之过？且宗泽到任之后，首务安集百姓，收降人之心，使其人心皆向大宋。倘若强以邦交之名，严令辽东之民不许向女真生事复仇。是失人心之所望，乃促之为乱也。且女真与我大宋虽有往来，邦交未定，边疆迄未划封，何来开边生事之说？此其妄也。”
毛注是直接当事人，正要出来驳斥，哪知只说了“陛下”两个字，高强即时截入道：“我奉旨面对辨白。毛御史何可乱我语？莫非有大不恭意？”
毛注老脸涨得通红，待要分辨时，高强却又转过头去不理他，径自向赵佶道：“陛下。毛御史所参二罪。滥施爵赏，乃以花荣、史文恭等封爵为言。臣请为陛下辩明。昔日辽国乱象方显，女真不曾起兵，臣因已于御前定平燕之策，故而分遣忠诚之士为北地细作，察探其国中虚实，花荣等二百五十六人皆因此时入辽东。彼时花荣已为常胜军统领官，纵使不获战功，亦可家门富贵三世不坠，然而彼激于忠义，甘心自蹈虎狼之地，数载间七十余战，为国朝收取辽东四十三州立下大功，郭药师等辽国之人所以甘心南投我朝者，多因花荣为其言，史文恭、徐宁、栾廷玉等为其爪牙。是乃以数百之众，得辽东之地，国朝二百年来，武将之功有此之重乎？此汉班超定西域之功也，旌以节钺，不亦壮哉！”
说到这里，高强霍地转过身来，指着毛注冷笑道：“毛御史，若你与花荣易地相处，敢问能成此功否？能于敌国绝域数年而不忘忠义，终能成其大功归朝否？”
毛注气得浑身发抖，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某，某，某自然有此忠义！”甭管事实上能不能做到，但嘴头上不输人，乃是言官的强项。
哪知高强却应声笑道：“然则毛御史亦知此为忠义，乃国士之风也，以节钺旌表其门，不亦宜乎？且辽东之土，汉人居半，辽东之兵，汉人四万，花荣为汉军之首，少说也得与郭药师分庭抗礼，若郭药师得节钺之封，花荣仅得一小将，其势何以服众？倘若军心不服生变，敢问毛御史能否平之？纵使能平，伤损亦重，与一节钺相较，孰重孰轻！”
毛注这才晓得上了高强的当，越发恼火，却再不敢轻易开口。他哪里晓得，此种当面辩论设置陷阱，抢夺话语权的手法，在现代地大学校园中曾经一度蔚然成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地一股辩论风，把许多大学生都训练成了此道高手。此时的士大夫们文才自然也是好的，却要细细揣摩斟酌字句方可，要有这般急智，那可就需要相当的训练了，高强小试牛刀，果然奏凯。这也是毛御史功底不够，若是面对前朝名臣如苏轼、王安石者，高强多半便要更加小心。
见小计得售，高强心中暗喜，转过来再辩其余三罪时，更是得心应手，将毛注奏劾之论驳的体无完肤。其实按照当时的惯例，御史言事纵使办不成铁案，也无大碍，只要人弄回来了，要怎么搓圆捏扁都不在话下，偏生高强先前就大段议论，把辽东的地位拔高，将宗泽等人地作为与国家大事联系起来，那就不能草率从事了。“……陛下，似此言事之风，本非台谏之罪，然而以无妄之罪易大臣，罔顾国家大计，却实非所宜。臣深思其中，实因御史言事只及宗法制度，不究实务所致，故而臣敢请陛下降旨，自今御史参职事官者，若查无实据，便以其所言之罪罪之，以惩妄言之罪！”
一听他又是这句话。石公弼亦按捺不住。出班道：“陛下，本朝台谏为重，得与宰相分庭抗礼者，皆以言者无罪之故，无非公议而已，实乃国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意，岂难道在高相公眼中。竟是奸佞渊薮？臣以为高相公此言罔顾祖宗家法，不知治道之所在，实不堪言，伏请陛下降旨责之。”
呼啦一大片，七八个台谏官员一起跪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