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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新中国近代史-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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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口供和李端和,找到了张次山。张次山听了之后,觉得有些麻烦。这麻烦不是别人,就是恩铭,恩铭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俞廉三不过与其相处数十日,虽以师生相称,但早已无权无势。然恩铭仅凭俞廉三的一封信,就任命了徐锡麟。后来,巡警学堂顾松上报恩铭:“徐锡麟是革命党”。恩铭还笑道:“革命不是喳呼出來的,革命党也不是喳呼喳呼就算了的;徐会办那是喳呼、不是革命,你多心了。”这些事情,我不清楚,可作为亲信幕僚的张次山十分清楚。但李端和交代的“徐锡麟要谋刺众官”,张次山不敢掉以轻心,幕僚与官员实为一体,不仅利益均沾,而且常年相处,感情也很亲厚。最后,张次山还是把口供人犯带给了恩铭。

我则带着亲兵回营了。我不担心徐锡麟了,现在安徽是温和派当权,就算恩铭被刺,也只处理了几个主犯,其它参与者都被施放——这给前世看书的我以极深刻的印象。我也不担心恩铭,徐锡麟日常与之亲厚的都是革命党——过几天端方的电报也就是说该来了,“光汉子”、“光复子”这么别致的别号,我还记得清楚。恩铭就算再信任徐锡麟,也不能不稍加防范。实在不行,我到时就亲自出马,给恩铭做下保镖。

事情还不必如此,没几天,端方的电报到了。无论恩铭如何信任徐锡麟,也不可能对如此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徐锡麟被停职,接受调查——也就是给他个逃跑的机会。徐锡麟等人迅速的消失在安庆。后来听说,在浙江“大通学堂”的起事倒是轰轰烈烈,与鉴湖女侠秋瑾一起英勇献身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已经是有段时间以后了,不知是什么滋味。

我记得在看《基督山伯爵复仇记》时,有人如此评价拿破仑王朝,大意是说,你的帝国没有根基,所以成功是转眼间的事情,失败起来也就是顷刻间。我觉得革命者没有人有决心打下根基,为革命做思想上的准备工作,只是鼓动“革命”、“革命”。所以,革命与孔已己们无关,不过是换了个老爷。从这一点看来,革命者还不如拿破仑呢!算了,想那么些做什么,革命后,给二位立块碑好了。

经此一事后,我在新军中进行了清理。将参加岳王会、同盟会等等会党的,统统开除。安徽动31混成协有,且只有一个统帅——那就是我,董正朝——有那么一刻时间,我深深的相信:“振兴中华,舍我其谁”。

转眼过后,我又提醒自己,神化自己是很白痴行为,地球离了谁都会转动。我放下这些,开始考虑新军的实战问题,没有打过仗的军队,就不是真正的军队——我一直如此认为。

正文 第11章

新军的实战,最终选择了剿匪。其实,也谈不上选择,选择要在几个可能性中选一个,我基本没有其它可选的。

在剿匪作战中,因为第61标官兵训练有素,又有隐龙社的情报支持,一切行动进展顺利。新军以极轻微的伤亡,给土匪、水匪以沉重打击,有幸漏网的也多偃旗息鼓,甚至跑到外省以避风头。新军的军饷充足——有我的补贴,军纪严明,给安徽的父老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恩铭也很高兴,连连传令嘉奖,我也算混成恩铭的心腹了。

我对待匪徒的处理极狠,匪首和有人命,或犯奸淫的一律处死,骨干多半也没跑,顽抗的就是一个字——“杀”。短短几个月,死在新军手里的匪徒,及勾结匪徒的,就死了三、四千。我对部下说,不必手软,这些人死有余辜,不要说什么劫富济贫,锄暴安良,都济了自己的贫了!我们做的,才是锄暴安良。这些儿匪徒和贪官污吏一样,都是欺压良善的东西。别人努力挣了钱,凭什么要分给他们这些好吃懒做的东西,一样该杀的货色,杀恶人即是行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我部下的弟兄想想,也是这个理,就不再说什么了。我杀俘虏的匪徒,都要经过审讯审判的,只是过程很简单。

剿匪的同时,我还做了件事——减租。我不是说推行减租,那是找死,我还得罪不起那么些人。再说,我是个改良主义者。

我的‘减租’,是给部下家属减租——五层租减到三层。说白了,我,或者带队军官,到地方先请客,请这些儿地主吃饭看戏——安徽的黄梅戏还是可以看一看的。中国人好面子,我给了面子,多半也会给我面字。实在有哏人,就带着军队,到他家中,连吃带拿,眼前亏是吃定了。谁也不会跟自己过不去,减了也就算了,又不是不给。多半的人这时候,就减租了;就算还有意图顽抗到底的,也不得不在驻军的威胁下屈服了。

因为新军军纪极好,待人和气,买卖公平,又剿匪有功,在地方的名声是极好的。地主若是不肯减租,众人也很少认为是军队霸道,反而以为地主太小气——民众对军队的期望是很低的…_…!!!。到后来,“董阎王”的名声出来,更没人为这两个钱,与我争了。

这虽然是件小事,但士兵一来得到了实惠,减两层租相当于收入多了四层,对穷人来说,不是个小数;二来士兵有面子,在家里扬眉吐气。这些儿比什么都有用,将士们都很感激我。收买的最高境界,就是用别人的东西来收买人心。

我一向强调军纪,新军又是我从新兵一手带出来的,所以军纪极好。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违犯军纪的,剿匪缴获了许多战利品,难免有人会贪财。这不,刘镇七就拿了个金坠子。长时间的行军和战斗在一起,有些事情根本没办法瞒住战友。事情很快就被报到我这里,我召集全标,公开处理这件事。事情原委很清楚:刘镇七在收集战利品时,看到了这个金坠子,十分精巧别致,正好上回回家,媳妇想要件首饰,因为钱紧,没有买,这一下,刘镇七就犯了寻思,偷偷将金坠子留下了。

现在,刘镇七是悔恨交加,自己怎么就鬼迷心窍了。他头也不敢抬的站在那里,我盯着他看了好一阵儿。我声音平静,但一手带出来的官兵,都知道我十分生气。

我说:“刘镇七,军人的生命是什么?”

刘镇七低声道:“纪律。”

“大声点儿!我没听见!”

刘镇七大声说:“纪律!”

“再大声点儿!”

刘镇七声嘶力竭地喊道:“纪律!!!”

点点头,我大声地说:“纪律!你还知道是纪律!军纪上有没有说,‘一切缴获要上缴’?有没有奖惩条例?还是我没有与你们讲清楚?为什么说军人的生命是纪律,为什么要制订奖惩条例?”我恶狠狠地盯着刘镇七,刘镇七大声喊道:“一切为了胜利!”

我声音略低,逼问道:“那你为什么要违反纪律?你信不过我?”

刘镇七一下崩溃了,他涕泪俱下,哽咽道:“协统,我怎么会不信你?我就是一时糊涂!鬼迷心窍!我,我对不住你,…,你开除我吧!…你毙了我吧!……”

我皱了下眉,叫道:“立……正!”全体立正!刘镇七也站直,立正!

“稍息!”全体稍息!

“看你那个熊样!站好了!我宣布,对刘镇七处理如下:刘镇七违反军纪第三条,念在初犯,按军纪,予以三天禁闭,一年半内不得升职。行军途中暂缓执行,回营之后,立即到军法官那里报道。”

众人都松了口气——看来我这些天杀气有点重,大家都有点儿紧张——当时军队的纪律观念不强。同样的事情,有时侯‘杀一警百’,直接就杀了,更多时候则全然无事——我以为与‘严打’类似。所以,将士们怕我开杀戒

“我今天生气,不光是针对刘镇七的这个愚蠢的错误。奖惩条例明确规定:缴获上缴,然后,按规定比例分配。每人都有份,你刘镇七想给媳妇要个金坠子,这没什么,我还想给媳妇添件首饰呢!分配时,你可以提出申请,说给媳妇,难道会有哪个弟兄跟你争不成?偏偏要违反军纪!刘镇七呀,刘镇七,你说你蠢不蠢?

今天,我要在这里说的是,这样的蠢事还有!不止刘镇七一个!”我慢慢慢扫了全军一遍,“你们还有人做了和刘镇七一样的蠢事!我就不在这里点名了!一会儿,自己去军法官那里报道,一律三天禁闭!解散!”

我在这里解释下奖惩条例,或者说《战利品分配条例》:“一切缴获要上缴,然后,50%归公,其余的一半,也就25%,分配给参战士兵;另一半分配给军官”。像此次扫荡全省的匪徒,战利品很丰富,我简单估计了一下,起码的二三十万,因为我们是快速作战,还会有很多遗漏的财物,但每个士兵起码会分到三十两——近一年的军饷。像刘镇七这样的副目——班副,还要翻番。他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战利品配额买下那个坠子,要不怎么说他蠢呢?不过,这时代的风气就是这样,基本没有中国军队像我一样要求。“战利品的分配和估价,由五名军官,五名士官和五名士兵组成的委员会执行,成员各自推选”。

此次作战,牺牲5人,最高为副排长,重伤残一人,轻度伤残有三四个,伤者一百六十七。我都是按五年军饷给的抚恤金,我又每人添了五十两。也就是说,牺牲者每人二百两,副排长五百两,重伤残抚恤与牺牲一样——二百两,轻度伤残每人二十~几十两,伤者十五两。此次作战伤亡较少,一是因为官兵训练有素,二是因为我极为重视医护。我军中现有医官四人,均是留过学,从正规医学院毕业,并有过行医经验的,其余十一人也系统学习过西医——战场急救,我始终以为,是西医更先进一些儿。并且,我在军中进行过急救培训,所有官兵都受过急救训练。从而,大大降低了死亡率。

说个笑话,我军中的医生比去年安庆新办的同仁医院还要有名。因为,我军中卫生条件好,军医空闲的时候很多,我就组织了一个小型医院,对外营业,一方面治病救人,一方面练手不是。

10月底,第61标全军回营。抚台大人命我率军参加“太湖秋操”,于是我率六十二标前往,担任“太湖秋操”警备队。此时此刻,新军中各会党成员都被清除,自然也就不会有“安庆马炮营起义”了,“太湖秋操”顺利举行。不对,也不能说顺利举行。因为就在恩铭匆匆赶往太湖县城的次日,即农历10月21日(西历11月14日),光绪帝在北京驾崩,隔一日,慈禧太后也圣驾殂殒。10月23日,噩耗传至安庆。25日“国丧”哀诏下达安徽。于是“太湖秋操”计划取消,已到达太湖的南洋各镇新军原路撤回。于是,我就收刮了几个官窑烧制的绿釉荷叶式和粉彩牡丹式的“太湖秋操纪念杯”——做工不错的,拿回去给儿子当笔筒,我回家过年去了。

这一年,恩铭将鹭鸶桥火药库旧址的铜元局改为安徽制造局,下设9个分厂,其中有“电灯”与“电话”两个分厂,电灯厂使用的,是安徽银元局最初从上海置办的两台50千瓦单相交流发电机,后陆续添置其它设备,于第二年正式发电,并在11月份,率先在南城外一带江岸,装上了公用路灯;电话厂则是临时引进的先进的电话设备,主要为磁石式手摇电话机——董氏制造,这也是安徽电话的始祖。这两者实际都是为光绪皇帝而准备的,光绪三十四年(1907)11月,南洋各镇新军包括湖北第八镇、江南第九镇、安徽第三十一混成协等,将集中在太湖进行秋操,原定光绪皇帝将亲赴观看。不想就在太湖秋操前几日,光绪皇帝突然驾崩,没福气啦!

说道这光绪皇帝之死,也是一段公案,不知道是病死,死于袁世凯,还是死于慈禧?

闲话一句,与我无关。

全军都兴高采烈的过了个年。61标就不说了,我分配的银子,我也不留,除了购买了大量的粮食,就是给全军改善生活了,只吃得全军是油光满面。至于恩铭本人,肯定是没有过好年,虽然收到战利品时挺高兴,但“国丧”一来,我看他年是没法过了,关键,他是一个忠君爱国的满人,……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初,恩铭又添购德国毛瑟1898式步枪三千一百四十枝,备将来成镇之用。我现在可是个实实在在的混成协统领了,下有步队两标——六营、马队一营、过山炮队一营、工程一队、辎重一队、军乐半部。

炮队倒是都会开炮了,但技术水平之差,也就是唬唬外行。这个我没法教,我对步炮协同之类,也是一知半解。我专程从青岛,请来了现役德国炮兵少校科尔等三人,来新军任炮术教官。我也和其他分配到炮营的官兵一起学习,自然我也得充当翻译。

不久,雷愚、孙浩然就带着蒋方震的书信,及我托他买的军事书籍,来找我。雷愚,字元慧,浙江人,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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