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风-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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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十二月卅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1940年12月中旬，顾祝同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改变原来的承诺，强令皖南新四军改道铜（陵）、繁（昌）间北渡。1941年1月3日，蒋介石致电叶挺，指定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一）该军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雎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掩护。（二）所请补给，俟到达指定地点，即行核发。＂在此期间，国民党桂系李品仙部三个师开入皖东地区，扣留交通器材，占领渡口，封锁了我军经繁、铜北渡长江到无为地区的道路。同时国民党重庆电台十分险恶地广播了皖南新四军将要北移的消息，企图假日军之手消灭新四军。日军闻讯立即增调第十五师团于繁、铜地区，并增派舰艇梭巡于长江之上，准备截击我北移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我军10000余人的大部队要跨越五十华里的河网敌占区和长江封锁线，势必要遭到敌顽的夹击，腹背受敌，进退失据。

　　　　鉴于繁、铜地区的严重敌情，1940年12月28日，项英主持召开了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决定皖南新四军绕道茂林、三溪、宁国、再迂回天目山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会后，项英将这一行动方案电告中央。在尚未收到项英电报的时候，1940年12月30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叶挺、项英：＂据恩来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四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

　　　　1941年1月1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皖南新四军北移方案。1月3日中共中央在收到项英的电报后当即由毛泽东起草复项英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出动，是完全正确的。＂接到中共中央的复电，项英、叶挺于1月4日率军南下茂林，开始按照上述方案行动。显然，中共中央同意了新四军军分会（12月28日）扩大会议决定的北移行动方案。

　　　　l941年1月7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叶挺、项英：＂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署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这个指示电更加明确地反映出，中共中央是知道并且同意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郎溪到苏南然后渡江到苏北的计划的。说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项英个人决定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没有历史根据的。事实上，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叶挺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商定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的路线。

第一百九十五章黄桥曹甸导火索？（）　
（一）

　　　　1940年下半年，蒋介石为了贯彻既定政策，巩固其在苏北的反共阵地，一再严令国民

　　　　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和地方实力派李明扬、陈泰运等密切合作，不断向我抗日根据地进攻。

　　　　此时，韩调集了26个团共3万余人向我姜堰、黄桥地区进攻。而此时苏北新四军只有

　　　　7000余人，其中战斗部队仅5000余人，形势异常严峻。

　　　　但为团结韩德勤，我军主动退让了黄桥以北的重镇姜堰。韩不思停止进攻，于9月30日集中主力1。5

　　　　万余人向我黄桥阵地发起进攻。我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果断反击，一举消灭韩的主力1。1万余人。

　　　　（二）

　　　　现在有不少人持一观点，就是皖南事变是黄桥草甸的后果。

　　　　黄桥决战，奠定了苏北根据地的巩固基础，使国民党在华中的反共计划与反共活动受到严重打击。黄桥决战同时证明，是国民党的韩德勤纠集“二李”、陈运泰部主动向我进攻，陈毅、粟裕所部新四军打的是黄桥保卫战。我不打黄桥之战，难道坐以待毙不成！

　　　　曹甸战役只是黄桥战斗的延伸，没有韩德勤部在黄桥的挑衅，

　　　　也不会有新四军在曹甸的乘胜反击，何来中共产党新四军的“得陇望蜀”？

　　　　当然，曹甸战役打得不好，客观上给皖南新四军军部北移造成了困难。国民党把曹甸战役作为报复新四军的一个借口，其实有没有这个借口，国民党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消灭新四军都是既定方针。绝不是国民党并非从一开始就想消灭新四军，而是双方不断摩擦对抗，最后走向一个悲剧的结局”。

　　　　将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看作是对曹甸战役的报复性行动，而没有看到韩德勤对苏中新四军主动进攻在先，曹甸战役在后，是因果倒置。

　　　　为达到“全歼”新四军皖南部队的目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策划。

　　　　（三）

　　　　早在1940年4月，顾祝同就已电告蒋介石：已制订了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必要时拟断予以制

　　　　裁”的三条措施，准备用1个师又2个团的兵力“捣毁扑灭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并牵制其北渡，钳制其活动”。

　　　　4月5日，蒋介石就复电顾祝同：“查所拟三项办法尚属可行，仰切实督令遵照”。

　　　　可见其剿灭皖南新四军的阴谋布置之早，只是由于时机不成熟和兵力不够用，才未及早下手。

　　　　7月25日，顾祝同部署“制裁”新四军计划，

　　　　并电告蒋介石。12月10日，蒋介石密电顾祝同：“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届时“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为加强“围剿”行动的组织指挥，蒋介石、顾祝同专门将反共积极、指挥能力较强的上官云相由江西临川选调到皖南，代替川军系统、能力较弱的唐式遵，担任皖南行动的总指挥。

　　　　同时抽调大批部队，增加“围剿”兵力。首先对新四军皖南部队构成东、西、南三面包围，尔后向北推进，

　　　　将我军压缩至长江边上，利用日军封锁长江和李品仙部在长江以北守株待兔，将皖南及附近的新四军一举消灭在长江以南。

第一百九十六章走哪条路线最安全？（）　
（一）

　　　　皖南事变前，皖南新四军各部北移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这就是向东、向南和向北：向北是由云岭、萧村、北贡里、土塘等皖南新四军各部驻地向北，经铜陵、繁昌之间的渡过长江至江北无为一带。

　　　　这条路线基本上是日本鬼子的占领区。

　　　　向东是由我军驻地向东开拔，由苏南北渡，其具体路线是，从驻地经泾县的马头镇、

　　　　宣城县的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篑桥、水西地区，然后进入苏南之敌占区，从镇江附近渡江。这条路线所经之地是日本鬼子、国民党顽顾派的交错防区。

　　　　向南是皖南新四军最后所选择的路线，这就是从驻地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

　　　　郎溪，绕道苏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

　　　　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区，不仅行程最远，而且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沿途有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师。

　　　　新四军最终所选择的路线是向南的路线。从皖南事变事后的结果来看，新四军所选择的北上路线与北上时间是最坏的。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

　　　　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

　　　　也有人认为是在对向东、向北和向南路线作出比较后作出的在当时看来是最佳选择的路线。

　　　　新四军部队最后确定的北移路线，并不失为一种有利选择，它并非是一条自投罗网的自杀路线。有谁能保证说由泾县往北在铜陵、繁昌间北渡，或向东去苏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无事，就是你好我好哥俩好，无需经过激烈的战斗而流血牺牲，主要还是以项英为首的部分领导人把困难想得太小了。

　　　　（二）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及其所代表势力的本性，让人们不能忘了，国民党有1927年在北伐接近胜利时，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对一起北伐的兄弟——中国共产人的大屠杀，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科：

　　　　1926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就向全会提出了《党务整理案》，旨在排斥共产党，全面掌控国民党党权。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及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的身份，坚决抵御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反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生前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独裁路线。而被国民党右派报纸公开辱骂为“叛徒”与“会场三怪”的南社创始人、诗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柳亚子，与何香凝、彭泽民等国民党元老一起，旗帜鲜明了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并在公开发言中反对蒋介石的以反共、排共为终极目标的这个《党务整理案》。次年，距蒋介石抛出《党务整理案》才11个月，随着共产党人起冲锋陷阵作用的北伐战争胜利刚刚结束不久，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就举起血淋淋的屠刀，在南京、上海等地，向着昔日的同盟军——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乃至国民党左翼人士大开杀戒。三天后，1927年4月15日，在北伐的发源地广州；三个月后，1927年7月15日，在北伐战争胜利目的地武汉，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杀戮共产党人、左派群众的血腥惨案。在蒋介石鼓吹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反革命杀人宣言煽动下，短短几个月时间，在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等极右翼国民党人的控制区内，有上百万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倒在了血泊之中。值得一提的是，面对蒋介石之流的血腥屠杀，面对汪精卫的背叛与步蒋介石后尘举起屠刀，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不由得拍案而起，于1927年7月14日在武汉起草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发表在次日出版的《国民论坛》报上，并以传单的形式广为散发。《声明》义正词严地指出：“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孙中山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党就不成为一种为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而会变成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自肥的寄生虫。”在声明中，宋庆龄庄严地宣布道：“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而违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叛徒们“注定要失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中国是不可避免的。”之后不久，为示抗议，宋庆龄毅然踏上了孙中山先生生前为之推崇的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之行。在临行前所发表的《赴莫斯科声明》，宋庆龄再一次义愤填膺地痛斥蒋介石、汪精卫之流是“孙中山遗训的叛徒”、“投降帝国主义的逃兵”和“新军阀”……抵达莫斯科后，宋庆龄与陈友仁、邓演达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与背叛孙中山遗训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两年后，宋庆龄回到国内参加孙中山先生灵柩由北平香山迁葬至南京紫金山麓的奉安大典活动。但她坚决不与蒋介石为伍，而且，还在拍发给德国柏林召开的国际反帝大同盟会议的电报中，以极为激烈的言辞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对内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大众，对外执行亲帝反苏的路线。电报一针见血指出：“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电文中，她还大义凛然地向全世界表示：中国人民“不因受镇压而气馁，不为谎言所蒙蔽”，他们将站在革命者一边进行斗争。”而统治者的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目前残忍的反动派决心。”但是，蒋介石是铁了心要背叛孙中山先生遗训的，更是置民族深仇大恨于脑后一条道走到黑的反革命顽固死硬分子。

　　　　时间过了十多年，鉴于黄桥战役、皖南1940年秋季反扫荡、曹甸战役中新四军在作战中的那种统治力的表现和实力的显现，“工于心术”蒋介石怎么可能看着你共产党的军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做大？他发动内战与同室操戈的事不可避免，但只要我们前方的指挥员，如项英等人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和中央的步调一致，这种内战发生的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