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风-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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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每个热血男儿都想写战争，提到抗战作品，人们常常会窃笑那些雷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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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赵登禹路断想（）
（一）
女儿考上了江南某大学。送她去报到后，我和妻暂时“解放”了，可以携手来到北京，看望了年逾九旬的大伯，流连在小来就神往的名胜古迹之中。
吃罢晚饭，妻去逛她百去不厌的商场，我一人漫步街头。在我们住宿的太平桥路对面，都市霓虹闪烁处，就是赵登禹路。北京还有一条路叫佟麟阁路，8年前，在7。7抗战纪念日，央视《社会记录》栏目在佟麟阁战斗和牺牲的地方，当然现在是大都市北京的一处地儿，随机采访市民，但大多数受访者都不知道佟麟阁是谁？更不用说他们的英勇故事了。好的是，受访市民没有把佟麟阁当做隔壁卖豆腐的的老头，只是含笑答不出，没有闹出笑话来。
抽完一支烟，我给女儿发了一短信，问她在干吗？她回复说，在用手机上网。我知道这几天她们主要是学前教育和军训什么的，功课还未开始忙。我又问，你知道老本家赵登禹是谁？过了好几分钟，女儿回复，赵登禹，抗战英雄。哈哈，她一定是刚从网上搜的！女儿的历史成绩不错，常自诩自己是那个留侯再世；以前在家，我和她时常玩这种历史问答游戏，一般历史问题是难不到她的，但抗战这段历史，不知是不是她们了解的太少？不久前刚高考历史得A的她，都不能及时、准确地说出赵登禹、佟麟阁是谁，何况普通市民呢？
难道现在的学生们只热衷于在互联网海量信息的涌动中，寻找慰藉？还是那中华民族最耻辱的一幕不应该时常提起？我估摸着，是被那些抗战影视剧雷人的风刮晕了。
秋夜北京的风，那么的凉爽。八年又过去了，那鲜血染红的大红门是不是就是现在那，白天满是拎着大包的人买卖货物的服装批发市场？都市行人的脚步依然匆匆，在行人匆匆的脚步间，是否还刮着60或70多年前，和这块同样土地上同样的风？风中是否还在依稀传送着他们的故事？
一个民族不应该永远生活在苦难的记忆中，但是，一个民族也不应该彻底忘记自己曾经遭受的苦难。否则，苦难就有重新降临的危险。
（二）
说到学生，又想起一事：上世纪6、70年代，蒋梦麟的回忆录《西潮。新潮》风靡宝岛台湾。据说当时台湾的学生几乎人手一本。前段时间，我们大陆也翻印了此书。我网购了一本，读后，以粗通文墨之我之愚见，此书之所以能吸引大批台湾学生，除了蒋梦麟大家之作的洋洋洒洒之外，主要还是台湾学生对祖国大陆缺乏了解，觉得书中所描绘的祖国大陆的那段历史是那么令人费解和神奇。
最让我记的是，《西潮。新潮》英译本序言中有一段饱含深情的话语：“中国既不是一个天神般万能的国家，也不是一个低能的毫无作为的国家。她是一群有感情，有思想的凡人结合而成的国家。他们有爱有恨；有美，有丑；有善，有恶；有成就，有失败；有时充满希望，有时陷于绝望。他们只是一群平平常常的人，世界人士不能对他们有分外的要求和期望。中国没有解决一切困难的万应灵丹，也没有随心所欲脱胎换骨的魔术。如果他已经有所成就的话，那也是平时以汗，战时以血换来的。”
——写在抗战胜利68周年、国家将抗战老兵纳入社保体系之际
第二章一个电话第三章他出发了（）
第二章一个电话
北平的会议一结束，一与会者就匆匆离开会场。他一路没有和任何人招呼，径直来到一间无人的房间。他拿起黑色的电话筒，摇了几圈摇柄，拨打了一个号码。这个号码，他肯定很熟悉，他拨打时没有一点停顿，确认接通后，他只说了一句话：“他出发了！”
第三章一辆伪装的车
（一）
1937年7月28日华北平原
这本是个吃瓜的季节。
华北的天气是炎热的，但常有阵风吹来。风中夹杂着泥土和麦草的的气息，不再弱弱的小粉蝶，在田埂边不知名的小花间飞舞着，皮靴踩踏的小草间时常蹦出几只褐绿色的蚂蚱来。
南苑城边，大红门附近，有一大片麦田，麦田中间有一条公路，一马平川，只有公路旁边有一小高地。
在小高地上，在新挖的战壕里，日军第七中队队长正举着望远镜，不断注视着南苑城里的情况。他的身旁，架着第三机枪中队的数十挺机枪，轻重机枪都有。特别是轻机枪，外形怪异，枪托全都向右倾斜着，太阳光照在上面，闪着幽蓝的光，仿佛要压住天空的淡蓝。这就是我们俗称的歪把子，日本人叫它九一式，因为是在生产于日本神武纪元2591年（即1931年）。其实用这种轻机枪冲锋起来，没有当时中国部队常备的捷克式轻机枪好使，但打伏击就没啥差别了。
在机枪阵地后面的一，二十米处，是一排掷弹筒和迫击炮，这是中队长特意安排手下为之的，为的是大面积杀伤。因为联队长数小时前下命令时，一再强调赵登禹，赵登禹。
赵登禹当时华北的日军都很熟悉这个名字，1932年的长城抗战，就是他的大刀队砍了不少日军的项上人头。。
在小高地下的麦田里，还藏着一排战壕，这是为一次打击后，延伸射击用的。
（二）
下午的时候，鬼子中队长终于从望远镜里看见一支不小的部队，沿着公路开过来。
队伍最前面是骑兵，骑兵的腰间都挎着马刀，身上不但背着不长的骑步枪，不少骑兵还背着把大刀。
骑兵后面是一队步兵，他们有的也背着大刀。骑兵和步兵大刀柄上系着的红布，在风中飘舞着，就像一朵朵盛开的鲜花，很是扎眼。步兵队伍后有三辆车，两部卡车，一部小车。那小车夹在两部卡车中间，甚至在车上还做了伪装。看到这，鬼子中队长吩咐了一下身边的小头目，他的意思不用写大家都能猜出，就是打起来，要重点关注那辆小车！
三辆车后面还有不少部队，估摸着有2，3千人。
日军队长一看，不禁有些慌张，如果让他们早发现有埋伏，分散开来，前队顶着埋伏的部队，说不好日军就被中国军队包围了，毕竟日军只有几百人。所以当中国军队离伏击阵地只有300米左右时，日军中队长才用力向下一挥手！
（三）。
在公路上撤退的正是中国军队第29军的部队，正由赵登禹师长率领从南苑防地撤下来。南苑原是29军军部，28日日晨，日军驻屯军步兵旅主力由丰台向南苑进攻，切断南苑守军向主力所在的北平方向的退路。守军被迫仓卒应战，利用营房周围障碍物及村庄为掩体，顽强抵抗，有些阵地失而复得。
日军又出动30多架飞机与大炮轮番轰炸，守军无法展开，加之通讯设施被炸毁，指挥失灵。官兵苦战至下午2时，战死约5000人，29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率2000余人的部队守卫南苑。在敌密集炮火之下，处境极为不利。面对强敌，佟、赵两人决定誓死坚守，他们指挥部队英勇抗击。
因当时的平津地区的“一把手”宋哲元心存与日军和谈的幻想，赵登禹是战前刚到南苑的，此时南苑驻军有第38、第132师各部及特务旅等共4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7000余人。兵力不占优，当赵登禹到达南苑时，所部132师主力尚在涿县，途中，南苑防御部署尚未调整，亦未构筑防御工事，情况十分危急。
在这点兵力中，其中有一团为学生团，所谓学生团就是平津爱国学生和流亡关内的东三省的学生组成的，日军突破的方向就是他们团的防地。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有人通风报信。
战至下午，29军副军长佟麟阁的腿，被敌人的机枪子弹击中负伤。后又遭日军飞机轰炸，头部重伤，为国捐躯。赵登禹只能率领剩余部队撤退。撤退时赵登禹也已经负伤，只得坐在车里。
（四）
几千年来崇尚孔孟之道，把“中庸之道”、“和为贵，忍为高”作为座右铭的中国人，地虽广，人虽多，物和日本比起来也算丰茂，却往往成为一盘散沙，当时无法与小日本抗衡。要战胜这样一群疯狂得如同野兽一般的敌人，中国人单单依仗个人的不怕死还远远不够，必须把所有自己所有的民族精神作为黏合剂，使全体国民真正像钢铁般坚强，并把自己的队伍训练得比野兽之兵更凶狠，这样才能打垮敌人，获取胜利。
而抗战初期作为主力的国军，显然没有达到这一标准。他们长期进行的是新军阀和旧军阀，新军阀和新军阀之间的争斗，他们习惯于打政治仗，擅长搞合纵连横，鲁迅先生有一句诗表现的最为妥帖——“城头变幻大王旗”，对于这一场事关民族存亡的殊死搏斗，明显是准备不足的！
第四章一场伏击（）
（一）。
就在日军队长挥动手臂的刹那，日军的机枪几乎同时响起，几秒钟后，先是掷弹筒，后是迫击炮的爆炸声又夹了进来。
警卫劝赵登禹立即撤退到安全地方，他不肯，反而试图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29军残余的骑兵，冲了上去，但这次，马刀和大刀没能招呼到鬼子的头上；特别是那两辆卡车和那辆经过伪装的小车，直接冲向日军的阵地，车上的士兵也一起开火，打中了一些日军。但卡车没有装甲，在冲到离敌阵地数十米远的地方，不是车胎被打爆，就是司机被打死，或被前面倒下的马匹拦阻，每部车上各有20多名士兵也逐渐全部牺牲。
从后来战场情况分析来看，这是赵登禹将军在亲自指挥卫队反击。此时，敌军控制有利地形，而我方毫无遮蔽。1937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座车，在陕西劳山遭到土匪袭击时，情况与此类似，当时警卫人员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来与敌争夺制高点，应该说赵将军的处置是合理的。
尽管将军的指挥在战术上没有错误，但是，日军火力远非土匪可比。三辆没有装甲防护的中国军车遭到日军第七中队和第三机枪中队的密集射击，结果可想而知。
日军边射击边接近被击毁的那辆轿车时，从车内发现一名身穿军便服的中国军人“端然自若”地坐在该车的后座上，前额和胸部均有弹孔，已经身亡。在他胸前的口袋里，找到了赵登禹将军的名片，身边的皮包中有赵将军给宋军长写的信，132师军官考绩表等文件。
发现将军遗体的日军小队长佐佐木中尉不敢怠慢，立即逐级上报中队长，大队长。后来，日军虽大势宣染南苑的战绩，但文稿中也不得不充满对赵将军的敬意！
赶来调查的日军很快在汽车旁边找到了腿部被子弹打穿的司机，他当时正趴在一边装死。根据审问，得知这名司机并非军人，而是商会的雇员，该车也属于商会的，战前连同司机借给赵登禹将军为座车。司机并证实后座上的便是赵登禹将军的遗体。
小队长佐佐木不再理会那个什么司机，他握着指挥刀，洋洋得意地和部队一起追击29军剩余的部队，因为他知道他将被写进历史，是他的部队，严格意义上讲，第一个在正面交锋的战场上打死了中国军队的师长（将军）。
（三）。
这场伏击，本来应该角色互换，该由作为抵抗侵略的中国军队，利用熟悉的地形去抗击来犯者日本鬼子。
这一幕的出现，一是因前文所提到的那个神秘电话，北平军事会议所定南苑驻军撤退的命令还未送到赵的手里，日军占领平津后的所谓“天津市长”——叛徒潘毓桂就将它密告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联队长萱岛，鬼子提前做了兵力部署；南苑学生团的防区位置也是有这个叛徒泄密的；在日军占领平津的战斗中，这个叛徒真是“劳苦功高”！
这个叛徒为什么能得到全部的情报，二就不能不说是当时平津的主帅宋哲元的优柔寡断了。
（四）。
宋哲元曾经是抗日最坚决的将领之一。当时的29军上下，以抗日热忱闻名于全国，这与军长宋哲元的默许不无关系。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29军凭借大刀、手榴弹和不屈的精神，以近战、夜战歼灭日军3000多人，取得了喜峰口、罗文峪大捷，使得29军的大刀队扬威海内外。宋哲元也由此获得了，像征着当时中华民国的最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日本兵的钢盔上后来加了道可以上下活动的铁护颈，据说就是为了防备29军的砍头刀。
在宋哲元的率领下，29军战士吃饭前，要先唱《吃饭歌》：“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日本军阀，国民之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