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明-第7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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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他看到来迎接自己的沈廷扬和宋应升时，便迫不及待的用中文问道：“我的天文台和实验室在什么地方？我想尽快看到它们，另外我还希望找一位能够制作镜片的工匠给我，我在船上的时候设想出了一种新的镜片磨制方式，也许可以制作出看的更远的天文望远镜”
听到伽利略用北方官话和他们对话，沈廷扬和宋应升都颇为吃惊，虽然对方的语调还有些生硬，但是进行普通对话已经毫无问题了。一边的太监徐高看着两人吃惊的模样，倒是颇为自得，伽利略能够说出这么一口流利的北京官话，这可大多是他的功劳。
沈廷扬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说道：“伽利略先生，您先不必这么着急，天文台和实验室都会有的，不过不在这里。你们刚刚跋涉万里，请容许我们对各位做一个详细的身体检查，一旦确定了各位的身体状况，我们就可以乘坐上海到南京的铁路，然后再渡过长江走运河，就能抵达京城了。”
伽利略有些茫然的问道：“铁路？铁路是什么东西？”
“”在一阵沉默之后，沈廷扬和宋应升决定带着伽利略去看看，什么叫做铁路。乘坐在马车上的伽利略一边不停的凑在车窗边观看着沿路的街景，一边则猜测着马车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避震结构，使得车厢内的乘客几乎感受不到什么颠簸。
作为文艺复兴开启之地的意大利，加上作为地中海贸易的中心，意大利不仅仅是欧洲的文化艺术中心，也是欧洲财富的集聚之地。虽然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威胁及大航海时代的发展，欧洲的金融贸易中心正转向荷兰和英国，但是远离战争的意大利现在还处于一个极为繁荣的时代。
当然，这种繁荣依旧是无法和大明经济最为繁华的江南地区相比的。正处于蓬勃向上发展的上海市，虽然富裕程度还不足以同苏州、南京、扬州这些江南名城相比，但是却有着一种其他城市所没有的勃勃生气。
伽利略同样感受到了道路两旁行人们散发出来的自信和乐观，这令他再一次确认了那些耶稣会修士对于中国描写的文章的真实性。撇开一路上到处都在修建的房屋道路不提，中国普通民众的穿着和精神面貌，已经足以证明这是一个并不亚于欧洲文明的国度了。
这和他一路上经过的美洲大陆、太平洋各岛屿及东南亚岛屿上遇到的落后民族截然不同，在伽利略看到了铁路之后，他更是确信了中国和欧洲一样，同样具有着聪明而拥有好奇心的学者和想象力丰富又技艺高超的工匠。
这令他又更为迫不及待的想要尽快北上，去见一见可以供他使用的天文台及科学实验室。对于伽利略的这种焦急心态，沈廷扬也只能表示理解，但却无法满足他的需要，为了让伽利略能够安心的在上海渡过医学检查观察的日子，他于是将一大叠大明皇家科学院刊印的期刊送给了伽利略，表示要让这位欧洲的学者先行了解一下，大明现在的科学研究和欧洲究竟有什么区别。
沈廷扬的主意果然转移了伽利略的注意力，让他开始安静的研究起了这些期刊上刊登出来的数学、物理等问题。而作为回报，沈廷扬还得到了一些伽利略在船上研究风帆、船体受力的手稿复制品。
在这时代，伽利略对于力学方面的研究实是数一数二的有限几人，不过其他人应该都没可能冒险乘坐远洋帆船，从而展开对于风帆和船体受力状况的研究。这对于沈廷扬管理的江南制造局来说，却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手稿。
江南制造局自成立以来，虽然有着全国第一大船坞的龙江船厂，但是在造船技艺上却不及天津造船厂多了。这并不是说江南制造局所拥有的工匠不及天津造船厂出色，实在是天津造船厂已经开始脱离经验主义，把船只设计工匠和建造工匠进行了分离，并开始采用数学和物理手段来验证船只设计的合理性。
当江南制造局还在模仿修建马尼拉大帆船时，天津造船厂据说已经开始研究制造千吨级别的全新帆船了。沈廷扬拿回的这些手稿，无疑给江南制造局开启了一个好头。
为了让这些工匠能够更好的了解手稿中的力学，沈廷扬干脆在伽利略住所的附近开设了一间学校，请求伽利略及其弟子为制造局的工匠和一些沈家子弟教授数学和物理知识了。
这间业余性质的学校，很快便成了上海一些喜爱新学的读书人前来听课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伽利略并不是单单是一位研究科学的研究者，他讲课的水准也相当之好。毕竟他可是能够把日心说这种离经叛道的学问，轻易的灌输给那些对科学一无所知的市民的。
能够再次站上讲台，并不受限制的宣扬自己的学问，伽利略甚至连北上的念头都忘记了。他毫不吝啬的讲解着自己所研究的数学和物理知识，并大力向这些学生们宣扬日心说，顺便还讥讽一下那些顽固而守旧的天主教教士。
伽利略不但吸引了那些爱好新学的读书人，最终连那些反对天主教的士人也被吸引了过来。耶稣会修士在中国展现出来的渊博知识和高洁品格，加上皇帝的新重，使得天主教教义在士大夫中流传的很是广泛。
这种思想文化上的入侵，其实也让不少士大夫们极为不满，只不过他们无法找到耶稣会修士所宣扬的教义缺陷，一时难以在学术层面上反击而已。
但是伽利略的讲学却给这些士大夫们找到了攻击天主教的出路，还有谁能比伽利略更深刻的了解教廷的腐朽和教士的无能呢。
意识到了伽利略的价值之后，南方的士大夫们顿时如获至宝，开始宣扬起伽利略而贬低利玛窦等人来了。伽利略所教授的这所学校，也在有心人的捐助下改建成了上海同济大学。
提倡自由人文思想的同济大学，日后又被称为南方新学，和注重于传承的燕京大学，有着极为不同的教学和学术研究风格。
第393章 皇帝的信件（）
文华殿大会议室内，黄立极、崔呈秀、冯铨三人看完了张世杰带回的皇帝亲笔信件之后，三人顿时都陷入了沉默之中。
虽然不知道皇帝写这封信的时候是什么心情，不过从这封信的措辞中，冯铨就知道皇帝的心情不会很好。作为崔呈秀的副手，他基本上就没有干涉过土地改革的事务过，因此他总感觉自己是遭受了一次无妄之灾。
和黄立极、崔呈秀两人相比，冯铨对于皇帝的畏惧显然要更深一些，因为他从来没有独当一面过。从前是依附于魏忠贤，现在则是依附于皇帝，没有了皇帝的支持，他也就不可能掌握住现在的权力。
黄立极和崔呈秀则不同，他们从一开始就有着自己的班底，和皇帝之间的关系更类似于政治上的同盟。因此和惶惶不安的冯铨相比，两人就沉着的多了。
不过他们再怎么沉着，也还是无法把皇帝的亲笔信置之不理。看着两人沉默不语，冯铨终于沉不住气的说道：“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黄立极撇了一眼身边的崔呈秀后，便态度生硬的说道：“这不是两位负责的事情吗？你们把差事办成这样，难不成还要内阁给你们擦屁股？就如陛下信中说的，如果你们也认为土地改革之中有失误的话，那就让那些反对者组建一个调查委员会，对土地改革委员会进行审查好了。”
冯铨顿时有些失态的说道：“那怎么行？那些反对土地改革的士绅官僚如果掌握了权力，恐怕第一件事就是对我们进行栽赃嫁祸了。我们执行的可是国务委员会议的定策，怎么能够朝令夕改呢？”
黄立极看了他一眼说道：“陛下不是已经给了你们时间了么，若是你们在11月底不能把现在的纷争平息下去，那么陛下就授权我组建调查委员会了。你们现在还有40天的时间，现在你们可以做出决定了，到底是继续推进土地改革呢？还是准备接受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呢？”
沉默许久的崔呈秀终于嘲讽的说道：“陛下不过是想让我们站队而已，究竟是站在那些反对土地改革的一方，还是站在陛下这一方。”
崔呈秀说到这里便住了口，他还有没能说出口的便是，皇帝用这封信还警告了他们，就算想要和那些反对土地改革的士绅地主妥协，那也轮不到他们来出面做好人。
长叹了一口气之后，崔呈秀便转而正义秉然的说道：“土地改革委员会一直以来并没有违背国务委员会的定策，始终都在土地改革政策范围之内行事。
此次这些河北地主同山东士绅勾结，不仅擅自将河北之土地卖给山东士绅，并还联合这些山东士绅反对既定国策，这是图谋不轨啊。
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理家必弊；在国必危。大明自开国以来，便优养士绅以备国用。然而到了今日，大部分士绅只知道窃国为私计，不知为国家分忧解劳，实是我国朝第一大害。
如今天下百姓嗷嗷待哺，国家公库却凋敝不已，唯士绅地主阡陌连横，跨州并县，每日里置酒高歌，上不敬君王，下不抚百姓。陛下令我等推行土地改革之策，实是为天下百姓找一条活路。
可笑这些土豪劣绅不仅不把君王百姓放在眼中，居然还好意思拿夫子经义来指责朝廷掠夺民脂民膏，此等龌龊之辈，真是被毛戴角之辈啊”
崔呈秀一边指责着那些反对改革的士绅，一边也在观察黄立极和冯铨的神情，冯铨听了他对士绅的辱骂还露出了些不忍之意，黄立极却是面无表情的听着他的斥责。
崔呈秀终于收尾道：“我以为，此次反对土地改革政策的士绅官员并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有人在背后结党对抗朝廷，对抗陛下。是想要倾覆朝廷，谋朝篡位”
听到崔呈秀想要兴起大案，冯铨顿时有些心慌意乱了起来，黄立极也终于开口说道：“结党营私或许有，这谋朝篡位是不是过了？”
看过了崇祯的亲笔信之后，崔呈秀便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了。没有人比他更为了解，皇帝对于推动土地改革之政的决心。他有时候觉得，如果后金真的愿意龟缩在辽东一地，说不定皇帝还真会同后金和平个几十年。但是如果有人想要拖延土地改革政策的实施，崇祯是绝不会就这么轻轻放过的。
在和皇帝商议土地改革政策的实施细节时，崇祯对于那些旧士绅地主的轻藐和嫌弃之意，常常是不加掩饰的。皇帝对于这些士绅地主的忠诚也是嗤之以鼻，崇祯曾经对他说过：“这些人口口声声说他们效忠于大明，效忠于朕，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肯放弃。
但是朕要是动了他们一点土地，他们就哭天喊地的给朕带上昏君的帽子。连自己的财产都舍不得贡献给朕的人，却说要为朕的江山死而后已，可见就是一群骗子。太平盛世也就罢了，大家互相糊弄一下，也还能弄个天下无事。
大明都到了今日这般地步了，不把这群骗子拖出来明正典刑，留着他们还有什么用？农家家里养头猪，过年的时候不也得宰掉吃肉么。自家的猪不杀了吃，难道真要留着给强盗打牙祭么。”
崔呈秀至此方知道，皇帝对于那些无用的士绅地主是有多嫉恨。另外，虽说他被皇帝推出来当这个土地改革委员会的头，但事实上真正做事的却是那些乡村学校的学生。
自崇祯登基之后，便开始推广新式小学，京畿河北一带的小学校是建设的最为出色的。这些新式小学教授的是拼音、白话文、简化字和简单的数学、历史、地理，小学校也是各乡村进行扫盲的据点。
虽说有许多农人觉得自家孩子用不上而不肯去学，但是有些心思灵巧和目光看的较远的农户，还是将自家子弟跳出几个聪明的去上学，反正也是不要钱的学堂。而一些机灵且好热闹的成年人，也愿意去学堂上一上扫盲班。毕竟随着乡村公社化之后，读过书的人更容易被推选为公社的带头人。
到了崇祯五年，当年那些十三、四岁，十五、六岁的农户子弟，有的读了三年初小，有的从初小进入了高小，现在这些人也都有十七、八岁到二十岁了。
这些人的学问自然不能和那些以科举为业的读书人相比，但是好歹他们也不是睁眼瞎了，也看得懂官府的公告和大明时报的文章，懂得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一些事情，而不是如父辈们一般对士绅地主唯唯诺诺了。
但更重要的便是，这些新式小学培养的学生数目，要远远高过有钱人家培养的读书人。凭借着学校中学习结下的同窗之谊，这些年轻人更容易联合起来反对过去乡间的陈规旧俗，维护农人的利益。
在南方这样的人就会被士绅地主视为刁民，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