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明-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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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尔耕心一横，就低头注视着地上的地毯说道：“我听说，宫中也占了几块地作为皇庄。”
“王承恩，宫内在营州左屯卫占了几块地？”朱由检毫不迟疑的问道。
皇帝的反应出乎田尔耕意料，原本他以为朱由检会有所犹豫。但是这位陛下看来似乎对财富并不怎么看重。由微见著，可见陛下是真心想要整理军制了。陛下年少气盛，但愿不要是一时冲动，否则他就是祭祀用的牺牲了。
从王承恩那里了解了一些皇庄的情报之后，朱由检才对着王承恩说道：“你这两天让这三个皇庄的管事来宫内一趟，愿意留下的以后就要编入军户，不愿意的就分流到其他皇庄去。到时候把皇庄完整的交给田尔耕。”
王承恩有些为难了，宫内的太监虽然有月例，但是大明朝连官员的俸禄都这么刻薄，更别提这些皇帝的家奴了。这太监月例银子也就混个饿不死而已，大多数太监的生活改善，也就是指望这些皇庄了。
是以自明中期之后随着宫内太监数量的增加，而宫内侵占的皇庄也在不断的增长。改革能提高宫内太监的待遇，大家自然是欢迎的，但是改革要是损害到自己的利益，那么作为太监这个团体的一员，王承恩自然是要站出来说话的。
然而让王承恩为难的是，如果替太监说话，就会让自己从小陪伴的朱由检失望。但是不说的话，又会让宫内的太监们怨恨，在场而又不出声拦阻的自己。
王承恩思来想去，最后还是使出了宫内太监们最拿手的拖延策略。大明的皇帝一向没什么长性子，一拖两拖之后也就记不得自己吩咐过的事了。所以宫中的太监一旦遇到有什么不想去办，但是皇帝又吩咐过的事，就会选择拖延战术，拖到皇帝自己忘记了，就是皆大欢喜。
王承恩拿定主意之后，就开口说道：“陛下，马上就是秋收了。今年的庄稼就要成熟了，现在让庄户们走人是不是不大好，就算是把他们分流到其他皇庄中，没了这一年的收获，明年他们要怎么活下去呢？我看是不是等收获完了这一季的麦子再说？”
“三个皇庄九千倾地，涉及到的人口几近4万5千人，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按照规定，每亩田缴3分银子，三个皇庄就是2万7千两。京城各处皇庄加起来近300多万亩，理论上应该每年上缴11万多两白银。但是我听说这几年最好的年份也就上缴了7万多两。
为了这区区每年7万多两银子，弄的京城附近民怨沸腾，豪族勋贵群起而学之，国家税收损失超过百万，这笔钱到最后难道不还是要从内库中拨出去吗？这种赔本的生意有人干了这么多年还乐此不彼，是挂着朕的名义在喝大明的血啊。
告诉御马监的庞天寿，不只是这三个皇庄，所有皇庄、牧场、皇店都要进行改革。哪怕就算是每年没了这20多万两银子，朕也不许有些人打着朕的招牌，败坏大明的国政。
这四万多人要尽量让他们留下来，改成军户无非就是害怕今后子孙后代永远不得脱籍么。要清理屯田的话，这军户制度也要改，我大明的卫所制度时至今天已经是难以为继了，军人不能搞世袭制，普通军士也不能搞终身制。
军户今后只负责提供兵源，但其本身不再作为军人管理，而应当视同为民户。每个年满18岁的男丁只要没有身体缺陷和智力残疾，就必须服役满5年。
5年之后还没有升级为军官者，就应当退役。现在的卫所军队也同样照此处理，凡是服役者必须脱产训练作战，禁止军官和地方官员奴役军士。
各卫所军官也要分现役和后备役，后备役只负责管理定期训练退役军士，不再对军士有任何特权。军屯的田地属于国家所有，军士只有使用权，所有土地按照卫所人口均分。考虑到卫所人口增长的情况，每隔三十年就要重新调整一次…”
朱由检从王承恩的一个问题，发散到了整个皇庄和军户制度上去了。对于每个人来说，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都会从自己的人生阅历中寻找答案。
对于曾经的苏长青来说，他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依然是共和国的土地政策。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必然是伴随着土地往少数人手中集中，而被掠夺了土地的农民就变成了资本家的剥削对象，而封建社会也就逐渐衰亡直到被资本主义所取代。
但是放纵资本家的后果，绝对不是什么温情脉脉的田园诗歌，而是无数奴工的血泪哀嚎。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初期，曾经有一位工厂监工自豪的说道：“给我一个身体健康的青年，我绝不能让他在机器面前活过三年。”
而以英国工业革命中，资本家对农民土地的残酷掠夺，而没有激起全国性的暴乱，那是因为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发现了美洲大陆，失去土地的英国农民有地方可以容纳。
英国人有美洲大陆可去，但是大明人可去不了。太平洋的宽度超过大西洋一倍，且太平洋的气候可比大西洋复杂多了。以大明退化了200多年的航海技术，和这个时代落后的海上定位技术，航程越长，在海上迷失方向的几率就越大。
是以这个时代的跨洋海上航线都是以国家力量垄断的，而每一条航线都意味着流淌着黄金的金河。跨越太平洋的航线一向都掌握在西班牙人手中，如果没有足够的海上力量，擅自跨越太平洋就意味着挑起战争。
而东南亚等海上岛屿可不是什么无人岛，土人和欧洲殖民者现在正在那里混战着，这种地方充其量也就每年移民数千人最多了。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每年移民美洲大陆的人数超过万人，而英国人口当时不超过2500万人。以大明一亿五千万左右的人口，每年起码要移民5…10万人才能抑制农民暴动的可能性。
以这个时代大明政府糟糕的组织能力，恐怕还没出海，这些移民就已经在半路上起义了。而且英国是一个岛国有航海传统，大明人可不是。
所以只是粗略的计算一下之后，朱由检就已经放弃了，这个看起来最省力的减少流民的方式。
如此一来，朱由检就剩下了唯一的一条路，在苏长青的历史上，红色苏维埃走过，共和国也走过的那条工业化之路。
和曾经的这些前辈比起来，奥现在应该叫后辈，朱由检面对的敌人并不算强大。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大明皇帝，朱由检有着比这些后辈更加优越的条件，大明末期土地虽然不断在集中，但是这些权门豪族为了偷逃国税，并没有在法律上把自己的田产固定下来。
因此大明的土地名义上，都还在皇室、各地王府还有卫所军屯名下，这也使得大明失去土地的百姓，把愤怒的矛头都指向了皇室和王府头上，这才使得一有天灾**，就会传来灾民起义的消息。
朱由检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土地还给人民，只有拥有自己土地的人民，才会有保卫国家的勇气，和建设家园的热情。
朱由检说的时候语气很平淡，不过田尔耕已经反映过来了，他这还没开始做事，已经把宫内御马监的太监们给得罪了。不过已经豁出去，一心想抱朱由检大腿的他，只当没发现王承恩埋怨他的眼神。
听了崇祯说的话之后，王承恩算是知道这事已经没法改变了。如果把马上就要收获的土地分到个人头上，并宣布军户制度的全面改革，那么皇庄中那些背负着民田三倍赋税的庄户们，一定会欣然留下来的。
至于御马监的庞天寿，在都知监整顿过二十四衙门之后，宫内所谓的义父子开始销声匿迹了。因为根据朱由检提出的回避原则，凡是认了义父子的，不许在同一个衙门共事，讨论提拔人员时，有义父子关系的必须进行回避。
这么一来，原本在各自衙门一手遮天的太监首领，顿时发觉自己的权力变小了。有几位太监首领还没搞清楚状况，把都知监的定下的新规矩当做了空气，企图还是按照老习惯做事。
然而很快这些守旧的太监们，就被崇祯打发出去荣养了。从那之后，宫内的太监们那里还敢再和崇祯唱反调。既然崇祯定下了调子，庞天寿自然是只能跟着唱了，但是田尔耕这个主事人，今后必将成为宫内太监的眼中钉。
第80章 刘宗周入京（）
田尔耕和朱由检两人商议了一个下午，当田尔耕走出宫门的时候，发现日头已经西斜了。
田尔耕抬头望着橘红色的夕阳，眼睛眯着看了很久。今天的情形，就像当初和魏公公商议对付东林党人一样，但是心情却是天壤之别。
如果说当初决定陷入党争的时候，田尔耕是知道魏公公肯定能赢，但是心情却是非常的压抑。因为东林党人掌握着士林的舆论，把自己包装成了正人君子的典范，凡是东林党人想要打倒的对象，都会在舆论上先把对方给戴上奸臣、小人、阉党的帽子。
所以田尔耕虽然站到了魏公公这一边，但是在心里上却已经落了下风，潜意识中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小人阉党之类的了。这种在道德层面上居于下风，在政治上显然是不利的，就算是魏忠贤权倾天下，他们这些阉党成员也一样是惶惶不可终日，生怕东林党人有一天会翻身清算他们。
而今天和崇祯谈论之后，田尔耕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赢过那些盘根错节的卫所军官，但是这种打着为百姓谋利的旗号做事，却让他在心理上第一次占据了道德高地。
这个时候的田尔耕才发觉，当初那些东林党人贪污起来不比他们阉党少，但一个个站出来指责阉党时，却为什么毫无愧疚之心了，现在他就带着莫名的理直气壮的气势。
田尔耕离开宫城的时候，送他离开的小太监发现，这位前田都督离开的时候，似乎比刚来的时候长高了一些。
朱由检在宫内接见魏良卿、田尔耕的时候，三辆大车此时刚刚跨进了崇文门。
在皇城内绕了半个多时辰，三辆大车在草帽胡同内的一个院子面前停了下来。一个身材瘦削，留着山羊胡子，穿着朱子深衣的中年人，在两名年轻学子模样打扮的人搀扶下，走下了中间的大车。
章正宸从最后一架大车上走了下来，对着中年人拱手行礼后，恭敬的说道：“姑父，请稍后，待我先去上门投贴。”
中年人整理下衣服，温和的说道：“也好，那么你去吧。”章正宸应诺了声，就离去了。
不多时，一个穿着常服的青年人就跟着章正宸匆匆赶了出来，他面带着喜色，对着中年人老远就弯腰拜了下去。接着才起身走了过来，口中亲切的说道：“澄源日思夜盼，对蕺山先生真是翘首以待啊。月前陛下应允吾等所请，过去几年内被阉党所驱的党人同志，都一一起复。
如今魏阉离京，崔贼去职，朝中阉党气势大消。如今我等党人同志，正盼着蕺山先生来京主持大局，劝谏陛下扫除**，廓清朝堂。”
这位被工部主事陆澄源隆重对待的中年人，正是继高攀龙之后，被东林党人视为领袖的海内大儒刘宗周。他因为魏忠贤掌权后朝中党争愈来愈激烈，深感忧虑但又束手无策，干脆就辞官返回家乡绍兴讲学，因为其讲学地点在绍兴城北蕺山，所以又被称为蕺山先生。
刘宗周虽然身为东林党人，但是对于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在朝中打压异己，掀起党争的做法并不以为然。
他曾经在万历末期上《修正学以淑人心以培养国家元气疏》，指出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土习日险等不良风气，希望朝廷化偏党而归于荡平，不必以门户分邪正。这篇奏疏对当时的党争作了持正的分析，不全以东林党人为是，也不全以东林党的政敌为非。
但是万历末期党争已经趋于激烈，刘宗周这种持平言论已经无法被朝中心思各异的大臣所接受了。最后迫不得已，刘宗周只能辞职回家讲学，这是他第一次辞职。
第一次辞职归家的三年中，刘宗周的学术思想日渐成熟，名声开始远扬。于此同时国事开始日坏，此时外有后金边患，内有奢安之乱，而明军却是屡战屡败；朝中大臣只顾着争权夺利，党同伐异；地方官员则一味的搜刮百姓，不知廉耻为何物。
在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这位宋明理学的传人，也是明末的最后一位儒学大师，在对友人的信中沉痛的写道：“今天下事日大坏，莫论在中在外，皆急需匡救，以缓须臾之决裂。况遐荒远激，尤非帖然无事之日，又重以茸囗子之酿成弊也久矣。今得一二正人在事，地方之患犹不至一日瓦解耳。敌患孔亟，当事者苟率而处军国，无一举动可人意，恐旦夕有变，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