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明-第2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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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
除此之外,崇祯命人安排了本次北上航行中丧生的海军士官生的追悼会,对亡者和伤残者进行了丰厚的抚恤,这才让“郑和号”初航伤亡人员一事平息了下来。
到了7月中,陕西、山西两地的夏收情况也基本传回了京城。去年在陕西试种的土豆、番薯、玉米,虽然经历了陕西大旱,但依然表现的比传统的谷子、小麦强。
因此今年正月未过,朝廷和农科院便从北直隶组织了大量的土豆、番薯、玉米种子,运往了陕西、山西地区,组织灾民进行自救。
其中又以土豆组织播种的面积为最,根据农科院的试验和对福建土豆种植地区老农的调查,土豆喜冷耐旱耐贫瘠,适宜在陕北、陕西、甘肃、宁夏的丘陵山地地区种植。
但是关中平原因为开发过度,加上多年水利不修,土地盐碱化和板结程度较高,反而不适合种植土豆。
虽然去年这三种作物在北直隶、山东地区都有试种,但是同样因为京畿附近的大旱,导致了只有山地地区种植的土豆收成还不错。
因此,除了留下了一部分种子外,运往陕北的土豆能够播种的面积,不过也就刚过10万亩。
2、3月下种,6月即可收获。这10万亩土豆,少的收获了200余斤,多的达到了400多斤。超过了平日种植谷子收成的50,更是小麦的一倍以上。
10万亩地,收获了近3000万斤土豆,将近20万石杂粮,这极大的减缓了,榆林地区军民口粮的难题。
虽然连续两年大旱,陕西各地灾民遍起,但是榆林因为身处边墙,还能从边贸中赚取一些粮食。加上此地又是边镇,当地大部分都是军户,朝廷在此地蓄积的军粮,也多少流入到了本地市场上,凭借着这些有利条件,算是让榆林人挨过了连续两年的旱情。
当朝廷运送新作物到陕北,打算让挨过了去年旱灾的陕西灾民自救时,榆林地区因为逃荒的人较少,恢复生产的速度也是最快的。
近10万亩土豆倒是有半数在榆林地区,这些收获顿时解决了榆林本地百姓的口粮问题,还能调拨一部分粮食给周边地区。
而陕西百姓在朝廷救济、迁移山西、河南、四川等地就食、招抚流民前往宁夏、河套地区开垦等政策后,本地人口几乎比往年减少了十分之二、三,这也极大的减轻了当地官府的赈济难度。
到了崇祯元年7月,陕西各地的秩序终于开始慢慢恢复了。去年夏、秋,离开县城,野外就是鬼蜮的状况,也得到了好转。
关中平原借助流民的劳力,一举维修了八条主要渠道,使得今年关中地区的主要耕作地区,并无出现缺水的状况。
而去年杨鹤力主招抚,不但安定了陕西地区的形势,最为重要的是,保住了关中平原地区的社会安定。
正因为有了这个社会安定的条件,关中平原去年冬季播种的冬小麦面积还要超过往年。
朝廷在陕西推广种植的海外新作物,的确给陕北地区的百姓带来了希望,也让陕西百姓接受了几种抗旱高产作物。
但是,今年关中平原的冬小麦获得了大熟,才是真正的挽救了陕西局势的恶化。
关中平原又称为渭河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农业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自秦代开始,一直到唐,此地才因为开发过度,导致气候日趋干旱,天下的经济重心,才从关中向南迁移。
虽然崇祯二年关中平原的小麦丰收,暂时缓解了陕西百姓的口粮问题,但陕西地方士绅官员依然忧心忡忡。
毕竟,关中平原的百姓是安定下来了,但在甘肃、宁夏、陕北高原地区还有2、3百万百姓,依然需要朝廷的救济,这显然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
没有2、3年的风调雨顺,陕西是缓不过来的。而关中平原作为陕西地区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其承受的人口也已经达到土地的上限了。
去年这么多灾民涌入关中平原等待朝廷和地方救济,现在想要一口气把他们打发回家乡去,也是一个难题。
毕竟这些灾民逃离家乡时,大多数人已经把家乡的田地房产都典卖了,就算送他们回去,他们也无以为生了。
于是,这些数量高达数十万的失地灾民,现在也成了关中地区的一大隐患。
陕西的官绅一边向朝廷求援,一边绞尽脑汁的安排这些失地灾民干活,好让他们能够养活自己,而不是成为游手好闲的流民。
去年关中士绅提出的梳理水利渠道,并修建泾惠渠,不仅消耗了大量的劳动力,还为今年关中平原的夏收奠定了基础。因此,一些士绅向杨鹤提出,继续扩大泾惠渠的修筑规模,并另外修建几道水渠,扩大关中平原的水利灌溉区域。
虽然陕西官绅还在忧心忡忡,但是今年陕西夏收的状况送到京城之后,内阁诸臣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在黄立极、郭允厚看来,不管今年的秋收如何,最起码朝廷总算有时间把陕西的粮食问题挪到秋后去解决了。
而关中平原的丰收,也使得去年被招抚的陕西流民军,总算是可以安定下来,暂时不再会有反复了。
相较于陕西局势的缓和,山西的状况却有些严峻了起来。山西原本就不是一个产粮大省,去岁大量的灾民被引入山西南部就食之后,立刻引起了当地粮食的短缺。
不过从陕西参政转任山西巡抚的洪承畴,却的确是一位干练之才。这位年仅36岁的封疆大吏,很快便发现山西的粮食并不是真的短缺。
山西粮商除了在本地购粮之外,还在河南等地控制了大片的粮食出产。他们出售粮食的对象,一是山西长冶地区的煤铁矿业,以粮食交换这一地区的铁器。
此外便是绕过边关,向关外的蒙古人出售粮食、铁器,以换回马匹、牛羊和各种皮革。
面对朝廷去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山西的粮商并没有采取同河南士绅一样硬顶的方式,而是选择了软磨。
这些山西粮商基本上已经是脱离了土地生产的大粮商,他们贩卖的粮食,自家土地上生产的大约不会超过一半。在家乡和北上出关的路途中,更是建立了数量众多的转运粮仓。
因此当朝廷颁布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这些粮商立刻把从外地购入的粮食储存了起来,只是少量的出售了一些粮食,他们认为朝廷的粮食统购政策既然只实施一年,那么他们便储存上一年的粮食就是了。
这些粮商原本就有囤积居奇的习惯,因此他们并不在意一年的禁售期。反而觉得,可以趁机在黑市上抬高粮价。
虽然有些在大同、太原地区的粮仓被官府所控制住了,让他们损失了一部分存粮,但是在这些城市之外的小粮仓,官府却始终无法掌握。
意识到这个局面之后,洪承畴立刻向朝廷上书,建议朝廷对今年新粮放开管制,算是对去年承诺的兑现。
但是请朝廷下令,对陕西、山西、河南、北直隶、山东地区,二年以上的陈粮价格继续进行管制。
另外,他还建议对山西粮商的资格进行审查,颁发粮食行商执照。以每年出售的粮食数量作为定额,限定这些粮商的购粮数量。
一旦发现该粮商购进粮食的数目同出售数目相差过大,朝廷应当对其进行处罚或没收执照。若是有人无执照而贩粮,以违*处,没收其所购粮食之外,还应当责以重惩。
于此同时,洪承畴还毫不手软的砍了几名囤积居奇的粮商,没收了他们囤积的粮食。在这种武力震慑下,山西的粮食价格终于稍稍稳定了下来。
洪承畴的上书中,关于粮商执照部分,倒是同朝廷准备颁发的粮食行商制度相去不远。不过去年因为河南士绅对粮食政策的反抗,因此这一制度就暂缓了下来。
现在有这位山西巡抚的上书,崇祯和内阁商议之后,便把已经制定好的粮食管理制度,稍加修改后颁发了下去。
第516章 开学典礼()
陕西局势的缓和,使得崇祯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了,把年初召入京城培训的流民首领和一部分刑部人员,安排到各省…主要是江南地区…担任县、府一级的警务人员,执掌当地刚刚建立起来的巡警部门。
崇祯的提议显然引起了内阁一部分成员的不安,在他们原本的认知中,这些流民首领被召入京城培训,应当是皇帝用来牵制陕西被招抚流民的一个策略。
失去了这些首领,那些被招抚的流民也就等于失去了领导他们的核心,不会再成为一个完整的团体,从而能够被朝廷更好的管制和安排。
正是基于这种蛇无头不行的思想,内阁才没有反对,皇帝以培训的名义命令陕西被招抚的流民首领入京。但是他们并没有想过,要真正的给予这些煽动流民反叛朝廷的流民首领一个官职,还是维护江南地区社会治安的巡警要职。
籍贯上海的徐光启和籍贯浙江的施鳯来就很担忧,这些曾经的流民军首领被任命为江南各地巡警官员时,他们究竟能不能维护当地的治安,又或是在当地掀起另一场叛乱。为了家乡的安定,他们首先委婉的提出了不同意见。
张瑞图的反对意见则更为坚决一些,余下的几人则默然不语,想要看看皇帝的态度再做出自己的决定。
朱由检显然早已做好了决定,他今天是来通知这些内阁阁臣的,而不是来说服他们的,他稍稍认真的对着众人说道:“朕以为,各位先生不必担心,他们到了地方上又恢复了流民首领的本性,在江南煽动百姓反抗朝廷。
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些人单枪匹马前往江南各县担任巡警官员,虽然看似可以互相勾连呼应,但是他们要面对的,却是陌生的百姓和想要排挤他们的同僚,那里能同在陕西时相比,借机聚拢起自己的羽翼呢?
他们在江南地区任职,依靠的是朝廷的任命,而不是乡民的支持。他们想要在当地站稳脚跟,就不得不依靠朝廷。比起那些把持地方的胥吏,他们难道不显得更为可靠一些么?
如果他们想要同当地的黑恶势力勾结,破坏我大明的律法,那么只需要几名巡警就能逮捕处置了。而这样的处置也不会违背朝廷同他们的约定,让朝廷失信于天下。
但如果是让他们返回陕西,或是内蒙、河套地区的流民拓殖点任职,固然可以减少各拓殖点的逃民事件,不过那些拓殖点今后还会听命于朝廷,成为我大明在塞外的立足点吗?
更何况,朝廷既然招抚了他们,自然不能就这么白白的养着他们。总是要让他们去做些事情的,这不仅可以减轻朝廷的负担,也能让这些流民首领安心,不会在忧惧之下铤而走险。”
对于崇祯的含糊说法,黄立极只是思考了一会,便出声支持了皇帝的决定。他给出的理由倒也不强,但是很合理。
他以为,既然当初已经宣告过,招这些流民首领入京培训,是为了安排他们就职做准备,那么现在培训已经基本完成,便应当履行承诺。否则,今后天下谁还敢相信朝廷的承诺呢?特别是在朝廷推行改革的时刻,更应当言出必行。
当首辅也站到了崇祯这边时,内阁会议基本上就不会再出现别的结论了。而对于黄立极来说,他站出来支持皇帝的主张,除了一半是维护朝廷的威信之外,另一半则是觉得,借这个机会往江南安插一些人手,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就如崇祯之前一直所说的,今日江南地区的治权,基本已经为当地的士绅所把持包揽。这些士绅一边操控士林舆论,一边同江南盛行的打行勾结,如宋江这般黑白通吃的地方土豪,在江南可谓比比皆是。
虽然江南是大明最为富庶的地方,但是在江南担任官职却不是什么好差事。因为当地的士绅太过强势,而胥吏、打行、士绅早就勾连成了一张巨大的网络。那些刚入仕途便选派到江南担任县官的进士,在这种关系网络的包裹下,往往就成了一座县衙中的泥菩萨。
偶尔有几个想改变格局的新县官,也常常在当地士绅的逼迫下退让或是调任。直面这些士绅的地方官员尚且如此,朝廷的政令在江南难以落实,自然也就成了常态。
各地新建的巡警局,比之从前的捕快衙役的权力可大多了。而且巡警局还有着较为明显的军队色彩,比起那些世代更替的捕快衙役,同当地的社会联系要简单的多。
作为主政朝廷的内阁首辅,利用巡警局争夺地方上的治安权力,这显然是黄立极不能拒绝的诱惑。因此在崇祯稍稍解释了下自己的主张之后,黄立极便选择了皇帝的立场。
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