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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08章

挽明-第110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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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双方对峙了一年时间之后,面对开始失去社会秩序的英国,乡绅中的激进派开始获得民众的支持。他们在1641年的秋日提出了一项新的观点,既然国王不肯向议会屈服,那么代表人民的议会就有权把原本由国王行使的权力转交到议会身上。

    1641年10月爱尔兰北方天主教徒加入了叛乱,将近3000名新教徒遭到了杀戮。叛乱的天主教徒伪造了一份文件,声称是获得了国王的指示。紧接着,5个在议会中宣称这种说法的议员被国王的卫兵所逮捕,于是约翰。皮姆在议会内再次批评了国王,称查理一世是发疯的国王,已经不再适合掌握政权。国王和议会之间的内战,已经是一触即发了。

    就情感上来说,库尔缠是倾向于查理一世,也许这位陛下性格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在个人操守上却比议会中的大多数议员们要强的多。

    在英国待了三年之后,库尔缠对于英国也不再是两眼一抹黑,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了。虽然英国人粗鲁、野蛮、不讲公共卫生,但这个国家其实和过去的大明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大明讲君臣父子纲常,英国人讲父权家族,双方家庭中的父亲几乎都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妻子子女都不能反抗一家之主的决定。

    大明虽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但是地方上的事务讲的是缙绅自治,皇权不下县。英国人同样讲地方自治,乡绅才是地方事务的主要管理者,全国就掌握在15000个左右的乡绅手里,他们所拥有的地产超过了全国土地的40%…

    像两国的这种相同之处,库尔缠可以滔滔不绝的说上一整天。甚至于,连两国的缙绅、乡绅贪污腐化的行为都是大同小异。贵族们向国王请求进出口商品的免税权或专卖权,而乡绅们则想法设法偷税漏税。

    比如议员们本应该向议会交纳的一项61英镑的税款,到了查理一世时代只剩下了14英镑的数额。而查理一世本人自从登基开始,就一直在填补其父亲留下的大量亏空。

    入主英格兰的詹姆士一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刚统治英格兰的前三年,就赏赐给大臣价值68000英镑的礼物和30000英镑的年金。1610年,他赏赐给王室臣仆的小费和年金就达到了80000英镑,比伊丽莎白时代宫廷一年的日常开支还多50000英镑。

    于是当查理一世登基时,他接手的宫廷债务已经达到了90多万英镑的巨款。虽然在1630年之后,查理一世的年收入达到了将近一百万英镑,但是他每年还要支付60万英镑给高级官员和特权者,其中官员的俸禄就达到了34—36万英镑,剩下的钱还不够他用来维持宫廷日常开支和海军舰队扩张的。更不用提,英国人还在支持着新教联盟的战争。

    和只顾着个人和家族利益,却把人民挂在嘴边的虚伪议员们相比,库尔缠自然更尊重性格有些缺陷,却还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前头的查理一世。

    不过出于理智和大明的利益,库尔缠却知道不能和查理一世走的太近。因为这位英王缺乏政治手段和操纵阴谋的能力,每一次向敌人发射的箭总是会扎到自己的盟友身上。见过了黄台吉和崇祯两人的政治能力之后,库尔缠觉得查理一世就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他既不知道如何攻击敌人,也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和盟友。

    就如皇帝最后一次召见他时曾经告诫过他,只要有足够的利益,大明可以站在任何人的一边,但是决不能站在失败者的一边。很可惜,查理一世就是这样一个失败者。因为他自始至终都不清楚自己的臣民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也不明白自己的敌人和朋友究竟是谁。

    即使是库尔缠这样一个外国人,通过了使团人员的搜集情报,也敢说他对于英国社会的了解要远远过于查理一世了。

    现在的英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英国?是一个将近100年战火没有燃烧到内陆的和平国家,这同海峡对岸打了二十几年的欧洲大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于是乎,英伦三岛的人口已经突破了700万,比这个世纪的开始增加了近140万人口,其中英格兰就拥有了近500万人口。因此英国真正的政治主体就在于英格兰,谁掌握了英格兰的政治,也就掌握了英国。

    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美洲白银输入导致的价格革命,过去的140年里,英国的粮食价格增加了8倍,而人工工资不过才增加了3倍。粮食价格的上涨使得经营土地变得有利可图,适合于耕种的英格兰平原上,各郡的地主都开始不断把过去的森林地区和沼泽地带开辟为良田。

    可是于此同时,毛纺织业的兴起又让更多的土地被圈占起来养起了绵羊。于是贵族和地主们就开始把目光转向了乡间的公有地,他们把那些公有地上的农民驱逐出境,然后把这些公有地变成了自家的牧场。

    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要么进入矿上和城市为工厂主们工作,要么以流浪罪被地方民兵抓捕然后送去服苦役,或是被流放到殖民地去。于是一个个拥有着制造业的城镇或挖矿小镇就在英格兰各处竖立了起来,随着英国国土上的荒地越来越少,城市里的居民就变得越来越多。

    英国城镇的发展又反过来打破了英国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城市附近的乡村地主不再为自己的需求生产,而是开始为城市的需求生产。他们既要提供羊毛给城市里的工厂,又要种植粮食去喂饱城市里的工人们。

    为了尽可能的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出,于是各地开始利用本地的土地和气候特点进行种植,然后再进行地区间的剩余产品交换,他们还改善了乡村到城市之间的道路以降低运输成本。这样一来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开始渐渐兴起,乡村开始渐渐变为城市的附庸。

    随着道路条件的改善,人们开始习惯于去大一些的地区中心进行商品交换,而不再前往路途近却商品较少的城镇。于是原本濒临大海或是可通航河流的城市就变得越发兴旺了。

    当然和硕大无比的伦敦相比,排名第二、第三的英格兰大城镇就逊色太多了,这些所谓的大城镇,人口几乎只是伦敦的二十分之一,在伦敦人眼中也就是一个大一点的乡村罢了。

    在库尔缠眼里,英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其实和大明正发生的变化是类似的,只不过大明是自上而下,目标明确,以朝廷为主导的主动发展。而英国人则是自发的,一点一滴的被动的发展着。

    这两种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式并不能说谁更优秀,而是要看谁更能坚持下去才对。当然现在双方都有着各自的麻烦,大明的经济发展模式正遭到了大多数缙绅的反对。而在英国的话,国王才是一个问题。

第866章 伦敦三() 
查理一世解散了议会之后,也就失去了向各地地主们加税的权力,毕竟各郡的郡政府都控制在乡绅手中,没有了乡绅们的协助,英王就无法提高土地租税。

    在这一点上,英国的农民倒是比大明的阶级兄弟要幸福的多。在大明因为有一个成熟的文官统治机构,所以缙绅们采取的是阴奉阳违的抗税办法,就是把本应该由自己承担的税务转嫁到自耕农身上去。而在英国,因为王权的虚弱,郡政府的乡绅们就把国王的加税命令给丢弃在一边了。

    这两种不同的抗税方式同样也导致了不同的后果,大明这边是大量自耕农的破产,导致税收的征收比例逐年下降,这些人把怨恨集中到了朝廷和缙绅头上,只要有个风吹草动就是各地揭竿而起的局面。

    但是在英国,因为乡绅们对于国王征税命令的直接抵抗,使得他们在地方上成为了自耕农的保护者和代言人,并进一步控制了地方上的事务,从而加强了乡绅们反抗国王的底气。

    不过这只是库尔缠不看好查理一世的原因之一,之二么就是查理一世解散议会之后实施的加征税收方式。既然不能从土地税上想办法,查理一世自然就要从其他方面想办法了,只不过他的选择并不多。

    因为伊丽莎白时期留下的政治传统,国王想要增加税种和土地税的比例必须要征得乡绅们的同意,要不然就只有出卖王室拥有的土地来填补亏空了。后一种方式也是英国清教徒迅速扩张的原因,因为王室拥有的土地大多来自于对天主教会没收的地产。

    查理一世想要转向支持天主教以赢得罗马教廷的支持,以赢得英国在欧洲事务上的发言权看起来很是精明,但实质上却是愚蠢之极。因为在过去百余年里,英国的清教徒们正是吞食着英国天主教会的尸体成长起来的,国王在宗教信仰上的转变就涉及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清教徒们过去以低廉价格从国王手中购买到的教会地产,是否要归还教会?

    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女王正是依赖着清教徒们的坚定支持,把英格兰的天主教徒们给打压了下去,而查理一世却试图抛弃自己的坚定支持者,去向一群摇摆不定的天主教徒们献媚示好,这不就是自绝于人民么。

    不过查理一世手下的税收部门还是相当出色的,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绕过议会和不必出卖王室地产的办法,来增加国王的收入。

    那就是是增加日用消费品的流通税和进出口货物的关税,这是国王所拥有的权力,不必再经过议会同意。而且征收这两种税收并不需要通过地方郡政府,只要国王直接对自己的税收官下命令就可以了。

    英王的加税方式对于大明人来说简直是毫不陌生啊,我大明神宗皇帝早在几十年前就向各地委派税监这么干过了。这样的征税虽然能够解决燃眉之急,但是却让神宗皇帝的名声在知识分子和商人口中臭了街。

    查理一世的税收官同样不比大明的税监们清廉多少,一名英国普通海关官员的年薪是30英镑,但是其灰色收入是年薪的2—3倍。而且英国此时实施的是包税制,也就是说国王可以把收税权出卖给商人,让商人去征收一定时间内的税收。这几乎和宫内派出税监的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一个收钱的是国王,而另一个收钱的内库而已。

    即便是依托着东厂、锦衣卫和各地的官府,税监激发的民变也是此起彼伏的。英国的税吏们引发的民众怨恨自然也不小,只不过在库尔缠看来,这种强征税收的真正后果还没有真正引发出来。

    对于英国社会有所研究的他认为,查理一世强征的税收实质上正好变成了城镇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

    依靠着制造业发展起来的英国城镇,其中最大的一项制造业就是毛纺织业。光是英格兰就有超过20万的纺织工人,主要分布在英格兰的西南部、东盎格利亚、奔宁地区。不过在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之前,纺织业并不算是一个稳定的产业。他们不仅要面临外国的竞争,还要受到欧洲连年战争的影响。

    因此英国纺织工人最为烦恼的问题就是,他们经常存在着半失业状态。工厂的订单总是小于他们的生产能力,迫使这些工人们不得不半日工作,半日发呆。不能完全的把自己的劳动力全部出卖出去,也就使得工人家庭无法确保收支平衡。

    比如在奥尔纳姆市,十分之一的家庭需要定时从济贫税中获得补助,还有近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家庭有时需要领取救济物资或补助(燃料或衣物)。

    所以工作对于制造业的工人们来说是关系着生存的重大问题,但是英王对出口货物的增加税收,特别是对英国出口的大宗货物毛纺织品的加税,就是在削减英国毛纺织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了。

    早在1565年,英国呢绒出口就占到了英国全部出口商品总额的78%,到了17世纪30年代,呢绒的出口价值依旧占据了英国出口商品总额的四分之三。由于英国的呢绒产业所需羊毛完全出自本国自产,因此在呢绒业的背后,还存在着乡村地主和羊毛商人的庞大利益。

    而大量毛纺织业工坊往城市集聚的过程里,又为城市附近的地主带去了大量粮食和副食品订单,从而刺激了城市附近乡村的农业生产。

    但是英国呢绒在海外市场上并不是没有竞争对手的,比如英国对面的荷兰、法国南部和西班牙、意大利的呢绒制造商们,都是英国呢绒商们强劲的对手。更不必提,随着中国、印度印花棉布的输入,欧洲的呢绒市场也开始了萎缩。

    而东方的印度、中国虽然人口基数庞大,但是两地因为气候的特点和本国就有更出色的棉布、锦缎等纺织品,对于又贵又重且色彩单调的呢绒并没有什么兴趣。

    只不过因为大明皇帝向英国提出了平等互惠的贸易主张,强制性的规定大明贸易商船归国时必须采购一定数额的英国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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