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全景纪实-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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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驻守在上海的是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领导的第19路军。
该军原在江西奉命“剿共”，在中国共产党“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感召下，全军3万余人放弃“剿共”，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
调淞沪一带后，进一步受到上海人民抗日热潮的感染，增强了抗日的信心和决心。
19路军有些部队的驻地与日军营房距离很近，彼此可以望见，他们有时故意搞些演习给日军看。
但该军从“九·一八事变”起，连军饷都领不到，抗日的准备工作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而且调来不久，情况生疏，不了解日军的真正企图，国民党政府又不给他们提供任何有关情报。
直到战争爆发前两周，他们才从自己所得的情报中判断出日军的侵略已不可避免，才积极进行应战部署。
1月23日，19路军负责人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了驻沪部队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进行战备动员。
军长蔡廷锴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挑衅，处处在压迫我们，商店被捣毁，人民被污辱，并加派兵舰和航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
我最近同淞沪警备司令部戴司令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死也要决心去拼。
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
警备司令戴戟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
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
总指挥蒋光鼐在散会前说：“从物资方面，我们远不如敌，但我们有万众一心的精诚，有两三万官兵，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保卫住上海。”
由于19路军领导集团决心抗战，与会人员群情激昂，个个摩拳擦掌，一致表示：“誓死保卫上海。”
当日下午7时，19路军向全军发出了紧急战备密令。
1月24日，蔡廷锴军长与区寿年将军抵达苏州，召集第19路军驻苏州高级将领沈光汉、李盛宗、邓志才等，在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
蔡军长在会上慷慨陈词，再次表明19路军抗战决心。
驻苏州将领一致拥护团结抗日。
这两次会议后，19路军已动员起来了，并基本上完成了部队调动和战略战术的准备。
1932年1月28日深夜23点，日军奉命突然向156旅发起进攻，该旅旅长翁照垣根据军部23日密令第二项：“如日本军队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
便命令部队立即抵抗。
于是，街道上、墙壁上和楼上的窗口，同时喷射出仇恨的子弹，猛烈地向日军射去。
紧接着，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巷战。
日本海军陆战队员以为上海守军也和东北军一样，不敢还手，不料遭此突然袭击，顿时乱作一团，还来不及整队，已倒下了上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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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黄浦江中流的是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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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奋勇抵抗，使盐泽司令恼羞成怒。
他立即指挥日海军陆战队以20多辆铁甲车为前导，分五路从闸北各马路口进犯。
我军战士看见了日寇，一个个红了眼，枪声、炮声、打杀声惊天动地。
5团10营2连下士班长潘德章怀抱机枪向敌猛烈扫射，击毙日军数十名。
他左臂负伤后，血顺着手臂流到手腕，但仍然紧抱着机枪向敌猛扫，迫使敌人狼狈逃窜。
上等兵伍培、伍金是兄弟俩，武艺高强，在与敌人肉搏时，接连刺毙敌军十几个，终因敌众而光荣牺牲。
3连中尉副连长和上士班长在闸北宝山路宝源路口击毙十几个日兵，身上多处受伤不下火线，迎着敌人冲了上去，以身殉国。
尤其是当敌铁甲车直冲过来时，战士们沉着镇定，毫不畏惧。
50码，30码……一排排手榴弹雨点般地飞出去，一团团烟尘飞腾起来，敌人的铁甲车被迫逃跑。
我军机枪又瞄准敌群猛打。
第一次交战，我军毙敌300余人、伤数百人。
这一晚，上海港内所有可以抽调的日本船员都发了枪，并派他们上岸参加战斗。
但19路军英勇奋战，到29日天亮时，已快突破日军街头工事，临近日本租界了。
盐泽海军大将下令出动两艘航空母舰上的飞机，空袭中国军队，并在闸北南市一带人口密集的居民区投下大量炸弹，把收藏和印刷珍贵善本和手稿的商务印书馆炸得只留下一个骨架。
全世界第一次从这里看到了飞机大规模轰炸平民区的惨景，数以百计的妇女、儿童被炸得血肉横飞。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飞机投下的炸药也只把伦敦的几所房子炸开了顶，人员伤亡很少。
盐泽大将因此获得了“屠杀婴儿的刽子手”的“殊荣”。
面对日军的进攻和狂轰滥炸，蔡军长向全军发出号召：“纵令血染黄浦江，19路军也要和日军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由于19路军万众一心，又得到上海人民的大力支持，日军虽有飞机助战，但各路进攻均被击退，我军截获敌铁甲车3辆，打死打伤大量日军。
日军进攻受挫后，便通过英、法、美各国领事向我提出停战要求，以便等待援军，卷土重来。
我军明知这是敌的缓兵之计，但因也要加强部署，故同意停战，并将原驻镇江以东的第60师调到南翔、真如一带，将第61师调来上海，原在上海的第78师加强一线防御。
19路军的抗日行动是违背蒋介石的旨意的。
日军在上海挑衅前，蒋介石正在杭州休息。
当他听到上海市长吴铁城的报告后，当夜即同汪精卫返回南京，召见了海军部长陈绍宽，对陈严肃地说：“中国海军决不能与日本海军打起来，相反，要友好地相处。”
因此，在19路军与日海军浴血奋战时，中国海军奉令调入长江躲避。
陈绍宽还给各舰队下达了密令：“各舰队司令：密。
准日本海军司令来函，略称：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舰也不攻击中国军舰，以维持友谊等情，凡我舰队，应守镇静。”
此时人们还看到，中国海军部的兵舰奉令买了很多青菜和鸡鸭鱼肉送到日本军舰上，以示友好。
更为恶劣的是，蒋介石的海军部向日本神户船厂订购了一艘新舰。
这只舰在中日战事正酣时下水，驻东京的中国公使奉命出席了下水典礼，并和日本海军军官频频举杯祝酒，互祝中日和睦友好。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听说蔡廷锴军长发表过“日军倘敢进犯，决予抵抗”的谈话，大为恼火，立即叫人挂通了给蔡军长的电话。
蔡军长在电话中向蒋介石报告了情况，说：“现在形势虽然紧张，但还没有开火。
我一定遵照命令，绝不向对方先开第一枪。
但如果敌人真的向我进攻，我作为军人，守土有责，请总司令放心。”
“不，不，不是这个意思，”蒋介石赶快说：“我们什么都不如人家，仗无论如何不能打。
现在离他们最后通牒时限没几个钟头了，你赶快命令部队撤退！
”
“撤退？”蔡军长的声音有些发抖。
“对。”
蒋介石继续说：“现在是3点钟，19路军要迅速后退30公里，真如、南翔、上海闸北一带防务改由宪兵担任！
”
“总司令！
”
蔡军长想申辩，蒋介石立即截断他的话，“就这样，我很忙！
”
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蔡廷锴将军1892年生于广东省罗定县龙岩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自幼父母双亡，家无隔宿之粮，终日为了生计辛劳。
16岁已当家做主，携带幼弟，勤耕苦种，饥度时光。
18岁时，由于痛恨满清政府，投军入伍，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同盟会。
他靠自己的努力，由一个士兵一直升为军长。
由于他很能打仗，在国民党将领中，颇受蒋介石的重视，被调往上海一带驻防。
但自“一·二八”淞沪战役之后，为蒋介石所不容，以至调往福建，并用重兵围剿，他被迫逃亡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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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黄浦江中流的是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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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以后，才回国任26集团军总司令。
抗战胜利后，自动脱离军职，在香港组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1948年，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秘密进入东北解放区。
全国解放后，一直为新中国的建设操劳，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终年76岁。
蔡军长是个爱国心极强的军人，面对敌人的严重威胁，他深知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会带来什么后果。
但不执行又不行，他便想拖一拖，待宪兵来接防。
但宪兵未到，日军已向他们部队发动了突然袭击。
他义无反顾，率领全军与日军展开了浴血奋战。
1月28日打退日军进攻后，他为了表明抗日决心，争取全国和上海人民的支持，毅然于29日凌晨1时与蒋光鼐总指挥、戴戟司令一起向全国发出通电：“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旌垂亡！
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
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18日夜11时公然在上海闸北侵入我防线，向我挑衅。
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
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此志此心，可质天日而昭世界。
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
”
通电发出后，立即受到全国人民的称颂，各地拥电纷至沓来，上海人民也掀起了反蒋抗日新高潮。
这对蔡军长等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进一步坚定了抗战决心。
与此同时，日军也加紧调兵遣将。
1月30日，日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4艘及陆战队员5000人开到上海后，便无耻抵赖其提出的停战要求，于31日23时，再次向我闸北防地猛攻，但却遭到了上海守军更加顽强的抵抗。
战争的第一个星期，始终在闸北进行，日军未得任何便宜。
2月4日，敌人经过整顿后，开始向我发动第一次总攻，战火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
各线均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在我军将士的英勇打击下，闸北地区向我进攻的日军被迫撤退；江湾日军一个联队被我全歼。
经过9个小时的激战，完全粉碎了日军的总攻。
声称“要在4小时扫清上海驻军”的盐泽大将被革职调回日本。
接替盐泽的是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野村。
他到沪后，日海陆空军已增至1万人以上。
他虽不敢像盐泽那样夸口，但仍狂傲地对西方记者说：“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壕沟之日，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相观。”
2月11日下午，日军飞机在闸北投下了大量燃烧弹，同时用大炮猛轰，闸北成了一片火海。
在曹家桥、蕴藻浜一带敌我双方经过激烈枪战后，展开了肉搏战，战斗之激烈，自开战以来未见，数百日军倒在血泊中，我军亦伤亡惨重。
正当19路军孤军苦战之时，上海又杀出一员大将：张治中将军。
张治中将军出生在安徽省巢县西乡一个贫穷的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
当过学徒，曾在“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的瓜洲一带度过一段辛酸的流浪生涯。
后考入扬州巡警教练所，当过警察。
武昌起义后，到上海参加学生军，先后在武昌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毕业后，担任过警卫队长、连长、旅参谋长等职，参加过黄埔建校、广州誓师和北伐战争，1928年到1937年在中央军校任教育长。
10年中，曾5次带兵出征，参加了两次淞沪会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三到延安，代表国民党政府同共产党进行过多次谈判。
1945年秋，他亲自接送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谈判。
1949年4月，以他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与中共签订的“和平协定”遭到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后，他在历史转折关头，毅然留在北京，并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
他应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致电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
全国解放后，他为社会主义建设、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抗战开始后，张治中将军正在中央军校任职。
他对19路军的壮举，甚为感动，但认为19路军孤军作战，难以持久。
于是在2月初，蒋介石从洛阳到浦口时，他借迎接的机会，向蒋提出中央部队必须参战的意见，并表示，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他愿意去。
“兵是有的，不过要留着打红军。”
这是蒋介石的一贯思想。
但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又因囚禁胡汉民等劣迹，受到两广粤系实力人物的强大压力，要求他下野。
在万般无奈下，同意了张治中的意见，并让军政部长何应钦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87和第88两师，合成第5军，另加中央军校教导队，统一由张治中指挥，援助第19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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