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全景纪实-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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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早就与美、日暗中勾结，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之前，对日寇的侵略不仅毫无准备，而且严令东北军不准抵抗。
日寇侵华迹象毕露后，蒋介石要张学良学习印度甘地对英国的办法，就是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
1931年7月，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时，因担心“万宝山事件”导致全国性的抗日运动，专门在前线给南京政府发了一份电报，其中说：“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恐被共产党利用，呈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伤乱之虞。
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
8月16日，即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一个月，蒋介石以“铣电”致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
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学良一夜之间十几次向南京政府发电，请示如何办。
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一再复电张学良：“绝对不抵抗……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房即听其侵入。”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改变了其乘舰去九江策划围剿共产党红军的行程，从湖口乘飞机返回南京，并于9月21日在陵园官邸召集党政军首脑商讨应付办法，决定发布《告全国军民书》，要求国人“镇侮忍耐”，“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9月23日，他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此后，又在一系列讲话和文章中，反复强调要逆来顺受，依靠国联，纵容日寇侵略，麻痹人民的抗日斗志。
蒋介石为什么口口声声说让国联出面解决问题呢？原来蒋介石又在玩上海股票投机的把戏。
美国早就建议蒋介石把东北卖给日本，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获取一大批资金用于剿共和关内建设，另一方面可增强日本的反苏地位，让日、苏鹬蚌相争，好从中得利。
但美国又是有条件的，即日本不能进关，因关内是美、英帝国主义的天下。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受到很大震动，但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很快又达成了一笔私下交易。
美国务卿史汀生与日本驻美大使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很快便达成了“美国不与闻满洲事变，日本则遵重美国的在华利益”的秘密谅解。
当日本在东北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时，美国务院发表声明：“日本在满洲的行动，与非战公约并无抵触。”
11月14日，美国驻国联特派代表竟公开宣称：“日本为保护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是无可如何的。”
并主张日本长期占领东北，说“国联对日本自东北撤兵所做期限的规定，是十分不明智的”。
同时，美国一再向日本保证，决不以经济制裁和断绝外交关系来对付日本。
英国代表也同美国一唱一和，说恢复东北“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决不是正当的解决办法”。
日本政府对美、英的上述表态非常感激，对美国代表说，“美国的同情态度是令人感激的”。
与此同时，美、英、法等驻南京大使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通过协商，决定把锦州划为“中立区”，由美、英、法、意等国派军队驻扎，中国军队全部退入山海关以内。
蒋介石对此非常满意，并于11月25日令其驻国联代表施肇基提出了这一提案。
但却遭到日本代表的坚决反对。
蒋介石这种做法已从不抵抗政策发展到了出卖国土的地步。
所以立即遭到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的愤怒与指责。
在内外强大的反对声中，蒋介石在锦州建立“中立区”的投降计划也流产了。
但蒋介石的真正用心是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丧权辱国来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中国工农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已发展到10万人。
蒋介石对此十分恐慌，在他看来，把中国大好河山送给外国侵略者，他还可以当傀儡；一旦共产党掌权，他便无处葬身。
他在8月22日讲话中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之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亦不可得。”
由于他有这种思想，所以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并利用一切场合，宣传和强化这个方针。
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借国民党外交部长顾维钧宣誓就职时发表演讲，他大声疾呼：“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
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成功。”
1932年在围攻红军时说：“亡于外国尚可有复兴之日，亡之于共产党，就死无葬身之地。”
1933年4月7日，他对剿共高级将领发表训词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无论外面怎么批评毁谤，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惟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颠倒，先后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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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打个狗日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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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8日，蒋介石对中路军官长发表讲话说：“我们应当坚定确认革命军当前的责任，第一个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
要晓得剿匪的工作实是抗日的前提，要抗日就先要剿匪，能剿匪就一定能抗日。”
由于灭共是蒋介石的第一要务，所以在日本加紧准备侵略中国的同时，蒋介石却一步步加紧“围剿”在井冈山的中国红军。
1930年10月，蒋、冯、阎大战一结束，蒋介石便急不可耐地调集了7个师10万兵力进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仅用了5天时间就消灭了敌人1个半师，活捉了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
蒋介石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又准备了4个月，于1931年2月调集20万兵马再次“围剿”江西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朱德以先打弱敌和在运动中歼敌的作战方针，仅15天时间，连续打了5个胜仗，横扫八百里战线，打退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攻。
这次失败使蒋介石恼羞成怒。
他不顾日军制造“万宝山惨案”和“中村事件”加紧进行侵略中国的严重形势，亲自担任剿共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并请了许多德、日、英军事顾问为他出谋划策。
1931年7月，国民党30万大军向红军中央根据地扑来。
但这次败得更惨，到8月初，红军三战三捷，歼敌4个师另1个旅。
蒋介石只好唉声叹气地回到南京。
经过对红军的三次围剿，蒋介石承认，“同红军作战，简直是一种终身的刑罚，可以说这是无期徒刑，没有希望的”。
但他没有从正面吸取教训，反而进一步看到了红军的强大和可怕，更加坚定了“宁赠外贼，不予家奴”的思想，并不惜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以投降卖国来消灭红军。
日本帝国主义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真正用心，侵略野心越来越大。
在占领南满和北满后，又一举攻占了辽西重镇锦州和北满最后一个城市哈尔滨，使东三省全部沦陷。
作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的张学良，对东北的沦陷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张学良是张作霖的长子。
1901年6月3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
7岁时台安举人崔骏声当他的启蒙老师，教他读四书五经。
15岁与于凤至结婚。
16岁开始由奉天督军英文科科长徐启东教授英语，贯输西方文化和思想。
19岁进入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同年被授予陆军炮兵上校军衔。
从此，先后被任为奉天督军署卫队营营长、暂编奉天陆军第3混成旅第2团团长。
1920年6月晋升为混成旅旅长。
1921年秋，应日本政府邀请赴日参观。
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担任东路军第2梯队司令。
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担任第3军军长、第3军团军团长、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军团长。
张作霖于1928年6月被炸死后，于同年7月4日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10月以后，被国民党政府委任为国民政府委员、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兼国防委员会委员。
1930年6月，在中原大战中，被南京政府特任为仅次于蒋介石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1931年1月，31岁的张学良由于忠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紧密合作，受到南京政府明令褒奖，并于当月在北平设立了副司令行营，让其节制东北、华北8省的军队。
同年5月因患伤寒病入北平协和医院，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仍在医院休养。
这时的张学良名气很响，被称为“世界上最年轻的迭克推多”。
他好赌奢侈，喜欢收集古瓷器和打高尔夫球。
“万宝山惨案”发生后，他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密电东北政委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
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
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
9月6日，他电令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到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
同日又电致臧式毅、参谋长荣臻：“对于日本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滋事端。”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军炮轰沈阳，守军被打得人仰马翻，死伤无数。
张学良却在北京前门外中和剧场陪同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忘情地观赏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
其在东北的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正在锦州小岭子老家为父大办丧事。
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住在北京，迟迟不归。
参谋长荣臻事变前一天已回老家，为父祝寿。
他的府第内外，红灯高挂，宾客如流，好不热闹。
直至事变发生，仍然酒宴未断，歌舞升平。
上梁不正下梁歪。
9月18日，驻沈阳与北大营的许多主要将领不在营中。
一些军官怕士兵与日军滋事，把子弹统统收缴入库，战士手中的枪成了一根烧火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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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打个狗日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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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军开始进攻北大营时，驻北大营的第一旅旅长不在，旅参谋长赵镇藩等人便一边下令部队进入预定阵地，一边用电话请示参谋长荣臻。
荣臻带着满嘴的酒气下令说：“不准……不准……抵抗。
把……把枪放到……库……库房里。
挺着……死，杀身……成仁。
为为……为国牺牲。”
赵镇藩传达荣臻的命令后，又借汇报情况给参谋长荣臻打了一个电话，说：“你的指示已传达到各团长，他们认为现在官兵都在火线上，收缴枪械恐怕做不到。”
荣臻听后大怒：“这……这是命……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问题，由……由你负……负责！”
说完啪一声就把电话放了。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和国联身上，一再电令东北军：“切持镇定，以免另生事故”，“冷静隐忍，勿生枝节”，“我们要听命于中央……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
他还公开宣称：“我早令我部官兵，对日军的挑衅，不得还击，所以日军进攻北大营消息传来时，我立刻下令收缴军械不得还击，所以日军进攻北大营与其他各地时，中国军队并无组织报复行为。”
张学良在军事上也上了日本的大当，犯了一个极大错误。
为了保证“九·一八事变”的成功，关东军事先策划了牵制张学良主力于关内的阴谋。
他们派关东军参谋井新匡夫和日本航空公司大连支所长、预备役大佐麦田平雄，策动当时住在旅顺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和在沈阳的邹鲁；派当时任天津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策动军阀石友三。
使之组成阎锡山、石友三和韩复榘的“反张（学良）联盟”。
1931年8月5日，麦田驾驶飞机把阎锡山从旅顺送往大同市。
阎锡山得到邹鲁等人的支持，对张学良造成严重威胁。
日本又利用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新军阀的矛盾，使张学良中了其调虎离山计，把部队调至关内与石友三作战，造成东北防务空虚。
在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因害怕打不过日军，反伤元气，遂服从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拱手把东北让给了日本。
当时有一曲小调表达了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
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
杀人放火真是凶，杀人放火真是凶！
中国军队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东北三千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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