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与最小-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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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日本不仅加紧向察哈尔全境，乃至向绥远地区实行渗透，而且接连运用伪军李守信等部制造事变，逼迫中国方面撤出了察哈尔省长城以北地区。到1936年初，李守信伪蒙军已经侵占了察东的部分地区，在张北设立了伪司令部。德王随即与李守信合流，在察东成立了“察哈尔盟公署”和“蒙古军总司令部”。4月间，在日本的推动下，德王召开了名为“内蒙古王公全体大会”，实为“蒙古建国会议”的分裂会议，公开提出了建立蒙古国的政治目标。5月12日，德王与李守信等在化德（嘉卜寺）成立了所谓“蒙古军政府”，并大量聘用日本顾问。

日本关东军和伪蒙军的下一个战略目标，瞄准了中国绥远省。察绥一带局势渐趋紧张。

中华民国早就注意到了日本西进之势态。根据蒋介石早期的估计，日军西进的主要目的，在于造成对苏联的合围态势。因此，最初蒋对绥远防御问题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蒋介石认为，以绥远的地理条件和军队的布防，守难攻易。因此，他为对晋绥负有守土之责的阎锡山定下的策略是：“小敌来扰，则迎头歼灭；若大敌正式来攻，则扼要据守，并择最重要几个据点固守。”。蒋认为，只要扼要固守三个月，局势就自然会变化。他估计日军西进的目的，绝不是因为这块土地具有怎样重要的价值。日军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夺取外蒙，并对付苏联。

但实际上，随着中国与德国的结盟，日苏形势似乎在逐渐变化，由对立变为互不干涉。

5月26日，针对“蒙古军政府”的成立，蒋介石也作了相应的部署，他任命陈诚为晋陕甘绥边区军事总指挥，加强中央对整个西北地区的控制。蒋同时明确要求阎锡山对整个包绥地区增兵布防。他为此亲自致电阎锡山，说明此举与山西安危的利害关系。

至7月间，因伪蒙军进犯的规模越来越大，蒋介石催促阎锡山向绥远增兵，并于合适条件下，先发制人地向伪“蒙古军政府”发起进攻。

然而晋绥由阎锡山管辖和指挥。阎锡山以及多数山西军政要员的态度，却极度担心对伪蒙军主动出击，可能惹恼日本关东军，引来灭顶之灾。阎锡山对蒋介石的督战令推三阻四。

尧明听到这里，让隆美尔做了一个记录：“上令不能下达。难以协调一致。”

相对而言，在绥远统军的抗日名将傅作义对蒋介石主动出击的建议，倒要比阎锡山积极很多。根据侦察后的情况，他知道察北伪蒙军并不具有很强的实力。李守信在张北有骑兵四个师，炮兵一个团；伪军包桂亭有六个团驻化德和尚义；伪军王英部亦有三个师并两个旅驻商都。除此之外，只有一些由土匪改编的地方伪保安队。

这些伪军的兵力全部加起来也不过1万2千人到1万5千人而已。

尧明顿时对伪军的编制感到糊涂。他温和地打断了周恩来的叙述，问道：“1个师的标准编制应该是1万人左右嘛，怎么伪军这么多师啊旅啊的，加在一起才1万多人。”

周恩来笑着解释道：“中国军队的地方特色很强，官大一点，叫起来响亮。实际人数可能相差很远。”

尧明示意隆美尔继续记录：“中国军队编制需要正规化。”

周恩来接着介绍。这些伪军在绥远制造了很多麻烦。他们的行为，与中国宋朝时期边界的少数民族的窜扰作战很类似，靠机动游击，袭击绥远境内。如果被动防守，效果很差。所以傅作义的建议是，只要不与日军直接冲突，最好的作战方式是主动进攻，直捣敌人巢穴。

然而，阎锡山却以怕关东军干预为借口，拒绝出兵攻打满蒙伪军。为此，蒋介石直接去山西督战，逼迫阎锡山出兵去了。

尧明皱了皱眉头，让隆美尔记录道：“越级指挥。”

“为什么说情况紧急呢？”，尧明转过头来，问隆美尔道。

隆美尔还没有回答，宋美龄却笑着说道：“隆美尔将军对局势的看法与介石产生了分歧。隆美尔将军认为日本关东军会介入冲突。”

宋美龄笑道：“根据戴笠（中华民国特务和情报机关的头目）的情报，日本这次主要是想试探我们的态度。所以介石想狠狠地打击满蒙伪军，让日本人了解到我们抗战的决心。”

“据我们分析，日本人的侵华准备并不充分。支持蒙古独立的，只是关东军的部分军官。”，她自信地说道。

隆美尔却说道：“满蒙伪军战力很差，却主动大规模挑衅。日本人的确有可能是在试探我们的态度。但也可能是为正式介入找借口。”

“但是在同时，苏联和外蒙古都将军队后撤，就值得玩味了。我相信苏联是在摆出一副为日军放行的姿态。在这种前提下，日军很可能正式介入。我个人认为，蒋介石先生对局势的估计过于乐观。”

就在大家对绥远局势议论纷纷的同时，一个中国参谋人员兴冲冲地冲进来，“啪”地敬了一个标准军礼。

“报告！绥远前线最新战况，我傅作义部在绥东红格尔图屯粮诱敌。前日，日军顾问小滨指挥王英伪军分两路由商都、南壕堑等地进犯绥东红格尔图。伪军共排出3个旅约5000人，在日军炮兵和航空兵的配合下，由东北南三面对我守军轮番攻击。我守军骑兵第1师第6团以仅1000人之众，和当地民众武装一道，凭借碉堡等工事顽强抗击。”

“激战一日，伪军伤亡甚重，被迫停止攻击。昨日夜间，傅作义将军令骑兵第1师主力、第218旅、炮兵1个营、装甲车4辆，由八苏木集结地进至不浪山，对围攻红格尔图的日伪军实施突袭性的反击。反击部队利用夜色掩护，进至预先布置好的位置后，立即分割包围头股地、小土城子、三股地、打拉子村等地的多股伪军，经数小时激战，歼其大部。敌人余部败退商都。”

“敌人另一路伪军约2000人为策应红格尔图作战，同时进犯兴和县城。我第205旅1个团和当地民众武装守城，主力进行侧击，目前正在激战之中。”

宋美龄听道后，大为兴奋，说道：“打得好，打得好！傅作义将军果然打出了我们中国人军队的光彩！”。看来她对开战心中已经有数。

大家却略微有些惊愕，怎么这边还在议论，那边就打起来了。“还有下一步的行动吗？”，周恩来微笑着问道。

“啪”，那位参谋又标标准准地向周恩来敬了一个标准军礼，回报道：“是的。目前，傅作义将军已命令骑兵第2师1个团、第211旅2个团和补充团、炮兵营各1个、装甲车20辆、汽车24辆，迅速向绥北的百灵庙进发，准备一举歼灭在那儿集结的伪蒙军第7师等部。”

虽然有点意外，在场的所有人都兴奋不已。在原时空，绥远抗战是抗战中的一场著名的战役。这场战役可以说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主动出击并取得的第一场大胜仗。唯一的遗憾是打的主要是伪军，而不是日本鬼子。

傅作义将军是中国的抗日名将之一。他组织的部队，与日本军队的战力还是有差距，但却远远胜于伪军。这场战役已经胜券在握。它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严厉地打击了投靠日本人的汉奸和伪军的气焰。

在兴奋中，尧明还是对这场战役的时机感到有点苦笑。蒋介石大概是听到了刘伯承、粟裕在西班牙扬威的消息，也想赶紧在中国显露显露，在国际友人面前博得好感。蒋一生之中，最注重观看国际动向，竭力讨好“国际友人”。这种政治投机，既是他成功的一大助力，也为他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尧明做事情也喜欢雷厉风行。他立即决定到山西前线去与蒋介石相会。临行前，他向周恩来说明了斯大林对日本关东军侵略中国放行的可能。周恩来脸色略变。然而他毕竟久经风浪，处变不惊。他立即准备赴莫斯科一行，由中国出面，加强与苏联的关系。尧明想了想，顺便委托他购买一批苏联的T26轻坦克和BT－7快速坦克。根据尧明对原时空西班牙内战的分析，苏联的这两款坦克，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坦克。

杯酒释兵权

　出于安全的考虑，隆美尔还是坚持先到山西太原，为尧明打前站。尧明在南京休息了数日。他一心一意地陪着宋依华，很低调地到一些风景名胜游览了一番。算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留下了一段无忧无虑的温柔回忆。

尧明这一路去山西很热闹。宋依华作为翻译自然要陪同。周恩来秘密访问苏联，也顺路，还带了他的秘书班子。宋美龄竟然也要求一路陪伴着，名义上是顺便去前线看老公，实际上是帮蒋介石，作尧明的公关。

从南京飞到太原只用了短短的数小时。宋美龄妙语如珠，说了很多中国的风俗人情。尧明是个中国人，自然知道她说的，不免有一些过于夸张。尧明总觉得，她未免把中国政界描述得太黑暗了，以显示蒋介石领导有方。她也把中国的现状描绘得过于混乱和衰弱。

宋美龄开始吹嘘她心目中的一些改变中国面貌的计划。这些计划其实都很肤浅。她看到的，主要是中国人的外表。由于穷困、战乱以及缺乏教育，当时的中国人普遍表现出脏、乱、差、弱、不文明、自私自利、钩心斗角等弱点。她的方案则是把肚子疼当皮肤痒处理，搞什么改变生活习惯的“新生活运动”。

在她看来，中国的出路在于赢得外国的支持。为了赢得外国的支持，中国人必须注重外表包装。这种想法有一些女性心理，无非是打扮得漂亮一点，好钓一个“金龟婿”。尧明觉得很自然，一笑置之。若她能组织一些像“街道委员会”那样的老太太组织，搞一搞什么“新生活运动”，也还是很有好处的。但听说她竟然要蒋介石把这种“新生活运动”当国策来抓，尧明就有点笑不出来了。

一路上，尧明让周恩来的秘书将阎锡山的履历，详细地向大家做了一番介绍。尧明也很想详细了解蒋介石的履历，但当着宋美龄的面，却不便打听。

阎锡山早期在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他于1905年10月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1909年阎锡山回国后，通过清朝的仕途，将山西新军实际至于同盟会的控制下。1911年10月10日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发生后，阎锡山在同月29日于山西起义，成立军政府，被公推为都督。

后来，阎锡山又接受了革命家、清朝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的邀请，共组燕晋联军起义。燕晋联军于石家庄截断京汉铁路，扣留了清政府运往武汉前线的军用物资，阻止袁世凯入京就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并计划挥师北上推翻清廷。

袁世凯后来收买了吴禄贞的卫队长，将吴刺死。燕晋联军的雄图大略失败后，阎锡山率部继续与清廷对抗，并南北进军，在后方和侧背对清政府构成极大威胁。

1912年2月2日，由于全国风起云涌般的革命起义，辛亥革命以清帝退位告胜利结束。阎锡山于1912年4月返回太原，仍以都督名义掌握山西的军权。参加辛亥革命成为了阎锡山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页。

此后，阎锡山就开始了中国军阀惯用的见风使舵、保存实力的“山西不倒翁”的政治生涯。在政治上，阎锡山多次逆历史潮流而动。其中包括拥袁世凯称帝，竭力保护袁世凯，投靠段祺瑞，反对护法战争等等。但在私下，他又一直向孙中山暗通款曲，声称自己这样做，是为了在北方“保存革命实力”。

1916年，阎锡山通过玩弄权术，收拢了山西军政大权。在多次政治上站错队后，阎锡山接受教训，采用了所谓的“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等“中庸之道”的举措。至1924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在这段时间内，阎锡山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开始了一系列的实用主义的社会改革措施。推动了山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然而当介绍到阎锡山的一些具体的治国措施时，尧明不由得暗皱眉头。由于阎锡山的功绩，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所以他的很多治理措施，都被正式地记录下来，甚至作为典范，准备在全国推广。

阎锡山于1917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女人不缠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1918年4月以后，阎又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阎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他改编村制，设邻长、闾长、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