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多少事-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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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这样解决的：共进会会长刘公家里给他五千两银子，叫他去北京买个官当。刘公对买官没兴趣，但对于有人建议他把这五千两白银交出来做起义经费，也不大乐意。于是几个会员骗得他亲笔抄写革命宣传品，抄好后，彭楚蕃拿到手上，威胁他如果不捐出银子，就拿这个为证向官厅告发他。刘公又好气又好笑，只好交出银子。起义前商定，胜利后成立湖北军政府，都督是他的。
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骨干六十余人在武昌胭脂巷十一号共进会机关商定起义计划，决定10月6日中秋节动手。
之所以选在中秋节，是因为自朱元璋推翻元朝以来，“八月十五杀鞑子”就在民间流传不息。
详细计划，先打哪再打哪之类，不交代也罢，因为武昌起义几乎没有、也没法按这个计划进行。从前次黄花岗起义经过也可看出，“计划没有变化快”，不仅在经济上，在军事革命上更是这样。
筹备起义的会议结束才？一小时，这个计划就几乎泄露了。
几个士兵为回乡休假的战友送行，喝酒猜拳，大呼小叫，被排长一顿臭骂。这些兵等排长骂完走后气鼓鼓地朝天连放三空炮撒气。这本是个酗酒滋事的小事，可军中党人极多，也隐约知道最近要有行动，听见突然炮响就不由往起义上议论。军营这样人群集中的地方最易把话传开，“要起义了”的消息迅速从军队传到了社会上，以致于汉口的报纸上竟登出了“中秋起义”的消息！
驻武汉的湖广总督瑞澄闻讯赶紧一边去电向北京报告，一边加强戒备。他下令，中秋节提前一天过，八月十四就发月饼，中秋节那天假日取消。
起义组织者的心已经悬起来了。接下来，起事在即，起义总司令蒋翊武所在的部队却要开往岳阳，蒋难道能说，“我10月6日还要领导起义呢，我不走”吗？而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都没有按时赶到武汉。临时司令部只好决定：起义延期，10月11日举行。
这个计划又落空。10月9日，正在孙武带人制造炸弹之时，刘公的弟弟刘同，叼着颗香烟晃荡进来，要欣赏老孙的制弹艺术。抽完烟后，刘同糊里糊涂把一个盛火药的盆子当烟缸，随手把烟蒂扔了进去。顿时轰地一声，火焰窜起，把个孙武满脸烧得七荤八素。众人赶紧抬起孙武跑出，火一发不可收拾，引来了俄租界的巡捕。
遗留在屋内的起义名单、旗帜、文告全部落入俄巡捕之手。
随军开拔岳阳的起义临时总司令蒋翊武这天早晨回到武昌，中午就得到凶讯：起义名单落入俄巡捕之手，马上就该送到湖广总督面前了！蒋翊武立即下令：就在当晚12时整，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一齐行动！
这个命令有没有送到武昌城外是很难说的。湖广总督瑞澂接到俄租界转来的起义名单、旗帜和文告，立即下令关闭武汉三镇城门；另外，军队停止一切外出和休假，加强管控。
到了晚上12点，约定的炮声没有响起，起义指挥部的门倒被拍得震天响，开门一看：清兵！
起义没有发动起来，司令部倒几乎被一下连锅端掉了。刘复基、彭楚蕃、杨宏胜等？二？十余人被捕。
时间进入了1911年10月10日。
这天的清晨是血色的，刘复基、彭楚蕃、杨宏胜在督署门前被斩首示众。
二十五岁的湖北鄂城人彭楚蕃站立受刑，头落地而身体不倒；二十八岁的湖南常德人刘复基受审时骂声不绝，就义前高呼：“同胞速起，还我河山！”二十六岁的湖北襄阳人杨宏胜听判后说：“好！要杀便杀！你们奴才不久就要跟随老子了！”就义时高呼：“孙中山万岁！未死同志万岁！”
这让整个封建帝国颤抖不已的英雄豪气，成为武昌起义胜利的先声。
已完全掌握情况的湖广总督瑞澂部署按照名册抓人。同时，瑞澂拍电报到北京清廷，得意洋洋地报告说，企图“八月十五起义”的乱党，现在已经被他搞定了。
武昌街头，抓捕革命党的军警横行，城市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三颗头颅高悬示众，鲜血还在淋漓。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紧张得面色惨白，既然名册落在敌手，那么抓捕的魔爪伸过来就只在转眼之间！就这么等抓、等死吗？
死中求活，奋起发难！人人心中都在这样想，没有指挥部了，没有组织领导了，自发的联络在军中暗地进行着。
10月10日夜，湖北新军工程兵第八营后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带着两护兵来到营房。陶启胜的弟弟陶启元是革命立场，他感觉立即要有大事发生，就通知哥哥遁走避避，并随口说了他哥排里的金兆龙是革命党。不料陶排长十分忠于清朝，来捕金兆龙了。
陶启胜先和颜悦色地叫出金兆龙，然后脸一沉：“好小子，你胆子不小，竟敢造反！捆起来！”
被护兵捆绑的金兆龙一边挣扎，一边朝周围喊道：“还不动手，等到什么时候？！”
不能再等！旁边的革命党人士兵程定国使劲一枪拖，砸在陶启胜脑袋上，顿时血流如注；程定国又调转枪口，朝陶启胜“怦”地一枪！
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划破了漆黑的夜空。
闻声赶来的革命党人、班长熊秉坤正与身负重伤、狼狈逃窜的陶启胜相遇，熊秉坤也拔枪朝他就是一下。
这两声枪响就是武昌起义的发令抢。在大搜捕中如热锅上蚂蚁的新军中革命党人激动地纷纷一跃而起：“起义了，起义了！”
辛亥革命的大幕正式拉开。
熊秉坤吹响哨子，集合了四十多人，向楚望台军械库进发；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第十一营点燃马草，向城内扑去；第二十九标也杀奔楚望台。几路人马汇合，击退不多的守军，拿下了楚望台军械库。数万支枪，无数子弹、炸弹掌握在革命军手里了。
在楚望台军械库，第一批起义士兵中职衔最高的左队队长（连长）吴兆麟被推选为临时总指挥。
半小时后，革命军占领楚望台南的宪兵营。起义开始时还在犹豫观望的各部队士兵也揭竿而起，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两千多人。
革命军兵分三路，向湖北清政权的标志——湖广总督署发起总攻。
守卫总督衙门的卫兵有几百人，在革命军的炮火中拼死抵抗，总督瑞澂在院内团团打转，连说：“炮弹不长眼睛，炮弹不长眼睛！”终于不顾体面，命手下在衙门后围墙上打开一个洞，带卫兵钻洞而出，出文昌门直奔停在江边的军舰。
总督就这么跑了，第八镇统制张彪本来手上还有不少军队，顿时也象泄了气的皮球，再无斗志，退守汉口刘家庙。
一夜战斗，第二天早上，武昌城内街道遍插革命旗帜，黄鹤楼上升起一面鲜艳的铁血十八星旗。十八星代表长城以南的十八省，这是第一面民国旗帜。
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在武昌轰然倒下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起义前的形势那么凶险，起义的胜利又来得这么快，人们不禁要问，武汉的清军怎不来扑灭？武汉清军有多少兵力？
驻扎武汉的清军共有四个单位，分别是第八镇（统制张彪）、第二十一混成旅（协统黎元洪）、巡防营（瑞澂直接统率）和水师（统领陈得龙），一共是二十三个营、两个队，总兵力大约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人；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竟达到了五千七百多！而且天赐良机，因为四川爆发“保路风潮”，部分湖北新军在那时调入四川，武汉是防务最空虚的时候。
四川保路运动，是这个1911年中国又一大事，时间上处于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之间。我们看到，东南沿海的起义被镇压之后，西部的四川却立即唱响了反抗的强音，真正叫此伏彼起。
1902、1903年间，那还是光绪皇帝的时候，清政府下诏允许铁路民间商办。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因而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
为了夺回这两条铁路的自办权，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来筹集筑路的资金。经过几年的筹集，不仅四省的绅商、地主成了股东，连一些农民也握有股票，到1911年，仅四川募集的股金就达白银一千二百四十万两。
不料1911年月，摄政王载丰根据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拟订的“铁路国有”方案，颁布上谕，宣布将铁路干线都收归国有，只有支线才允许民办。
盛宣怀这一政策的依据是，中国民间建设和经营管理的效率低下，必须把铁路干线收归国有，交由富有经验和技术的外国人来办。
在粤汉、川汉铁路这两条铁路的筹办过程中，几省人民吃够了苦头，期待的就是铁路筑成后的收益。清政府一纸文书，顿时希望破灭。尤其激起民愤的是：对川汉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不许四川省股东保本退款，而只允换发铁路股票，也就是说：政府不但收路，而且夺款。
民怨沸腾中，有传言又火上加浇油：粤汉铁路北段川汉铁路广宜段，将交给英、美、德、法四国修建管理，清政府以此换取六百万英镑的借款，而在这一过程中，主事的有关官员在办理铁路出让中可以获得大额回扣！
切身利益的受损，民族自尊的受伤，再加对腐败官场的愤恨，怒火和怨气席卷了西南、中南乃至海内外。
湖南绅商群起争路，5月14日长沙各界群众万余人集会，迫使湘抚奏请朝廷收回成命。在上奏遭到申斥之后，各界群众相继罢工、罢课、罢市，全省拒交租税。湖北商民亦群起抗争，提出“存路救国”口号。广东市民痛斥朝廷出卖路权，并拒用官发纸币，挤兑现银，以示抗议。留日中国学生也纷纷集会声援，表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
在受害最大的四川省，6月16日，川汉铁路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并连夜即发通知，第二天即宣布成立。
6月17日，成都岳府街上水泄不通，两千多人到会。大会开始后，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等相继演说，声泪俱下。罗纶登台后向满场一揖，开口说道：“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顿时满场号啕，哭声长达二三十分钟。被派来弹压的警察手中握枪，眼里掉泪。
保路同志会就此成立，推举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会长为罗纶。
蒲殿俊是个立宪派，本反对革命，但清王朝的行为把自己人也推到了对立面上。
保路同志会成立当天，全体出席者前往布政使衙门请愿，布政使兼护理总督王人文亲自出来接见请愿者，对他们表示同情，答应代为力争，说他只要在任一天，就绝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王人文立即上书说明情况，摄政王的答复是“奉旨留中”。所谓“留中”，就是留在宫中，不予答复。
王人文再奏盛宣怀一本，说盛宣怀“蔑法媚外，误国殃民”，要求“严治其罪，以重国典”；并为保路同志会说情，说他们只是言辞激烈，从来没有扰乱治安。
清廷回复：借款合同绝无反悔之理，四川人如果再闹，就拿你王人文是问。
请愿无效，保路风潮越刮越猛。正直的王人文先被免职“候讯”，后被扣留在西安“听候查办”，幸好武昌起义马上爆发了，手忙脚乱的清廷将他革职了事。
民国后，王人文在天津隐居几十年，与世无争。
保路斗争一直在立宪派蒲殿俊等“文明争路”的指导方针下进行。以几十万两白银买来川汉粤汉铁路督办肥缺的端方，却以他一纸奏章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端方的奏章写道：“自铁路国有命下，反抗者近尽少年喜事之人；公正绅董，多不谓然……”他还把这一赤裸裸强奸民意奏章给蒲殿俊看，要蒲殿俊等死心。
8月25日，蒲殿俊将端方奏章内容在川汉铁路股东特别会议上报告，顿时全场开锅，痛骂声、嚎哭声、捶胸顿足声、掀桌子砸板凳声响成一片。
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由此在成都发端，迅速席卷全川各地。
成都城内，家家户户门前贴上了当年下诏允许民办铁路的光绪皇帝的牌位，左右各有六个小字：“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这都是当年诏书上的原话。有人头顶光绪牌位，满街走动；还有人在街心搭起席蓬亭子，里面供奉上光绪牌位，官吏们不敢骑马坐轿经过，只好步行或绕道。
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通告全川，不纳粮税。
四川总督是赵尔丰，此人在永宁道上捕杀会党一百多人，人称“赵屠户”。对待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他倒想以怀柔手段化之，但清廷严催镇压，赵尔丰就于9月7日向蒲殿俊、罗纶等九位保路同志会领袖下请帖，予以诱捕。
罢课罢市的市民一直按同志会领导人要求，在抗争中不群聚，不暴动，不打教堂，不侮辱官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