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多少事-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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撬开一条缝，两人急不可耐就朝棺中看去，不料棺中设有机关，一团绿火忽地喷出，将两人脸部烧个稀烂。
到分配财宝之时，虽二人被烧伤后中途退出，但给大家做了回挡箭牌，也有“功劳”，财宝也给一份。康熙墓里还真有个九龙杯！就分给了田广坤，他爸田大化也就真的得到了这个他日思夜想的稀世之宝。

这伙财迷心窍的匪徒在陵区肆无忌惮劫掠达三个月之久。头一次孙殿英盗陵，用七天时间掘开了乾隆、慈禧二陵；而在这次大规模的盗陵犯罪中，数百人盗掘了康熙的景陵、咸丰的定陵、慈安太后的普祥峪定东陵和同治的惠陵，一共四座！
清东陵再次被盗，因是发生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社会注意力还沉浸在胜利的兴奋中，其社会影响远没有孙殿英那次大。但蓟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即开展了侦察。
当时的条件极为艰苦，整个蓟县（当时东陵地区划归蓟县）公安局的所有交通工具是一辆自行车！公安局长云光和警卫员赵蔚就轮流骑着这辆车，你带我一程、我带你一程地赶到了现场。
现场一片凄凉，曾经云集的盗墓贼早已一哄而散、逃之夭夭。云光、赵蔚和民警唐建中、李和民等人先来到康熙的景陵，从地宫被盗的洞口往下看去，满目都是横七竖八的石条，再向下就全是水，无法入内查看。
再打着火把下到同治的惠陵地宫，墓道一路空空荡荡。到了陵寝，只见两具被劈开的棺椁，右为同治，左为皇后。十九岁去世的同治棺内除了一把骨头，别无他物；二十二岁去世的皇后却尸身完好，一丝不挂、长发披散地趴在棺内。后来翻过尸身，发现她已被开肠破肚，肠子内脏流了一棺，这是那些盗匪听说皇后是吞金而死，就在她肠胃里找金子的结果。

公安部门判断：这必是地方惯匪纠集一帮愚昧群众干的。随后的追查表明正是如此，附近那么多参与者，在进一步侦察中纷纷浮出水面。
当时缉捕人犯的政策是：“首恶必抓，胁从不咎。”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从犯只要如数交出所得珍宝赃物，就不予追究。
在强大的攻势下，张尽忠、王绍义和一些盗墓骨干闻风逃走，一部分参与的民众自首，陆陆续续上缴了一些赃物。
下葬时间最近的慈禧墓多少留下了一些殉葬品资料，孙殿英的吹嘘也能让人知道一些概况。但这次被盗的四座帝后陵，到底损失了多少珍宝就根本无法统计了。案发后收缴情况仅为：金戒指、断开的小金塔、金凤凰、钿翠头饰、鼻烟壶、翡翠、玛瑙、玉石等大半脸盆，用十六两制的旧枰称为五斤十四两；其中最别致的是一个翡翠扳指儿，把它投入水盆中，顿时满盆绿光。
上缴的另有一些珍珠，有一茶盘之多。

所有上缴赃物中最珍贵的就是康熙墓里那个九龙杯。这个九龙杯白玉质地，长方形，高三厘米，宽四厘米，长六厘米，有盖；四角各雕二龙戏珠一对，杯把手上又雕一龙，杯身共雕龙九条，工艺极其精湛。因得到这个九龙杯乡里皆知，田大化为求保命，在公安人员的工作下交出，同时还上缴康熙的鸡血石镇纸一只。
可以看出，收缴到的珍宝数量很小，总体价值不高，盗贼们在风头上交出了少量并不太珍贵的赃物以求过关自保而已。大量的珍品藏在民间，或者流通在海内外。
东陵瑰宝，经过1928年和1945年这两次浩劫，受到了巨大摧残，造成了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经过严密的侦察缉捕，除了主犯张尽忠、王绍义父子及杨之草、关增会等人在逃外，其他主要犯罪分子全部被捕获。1946年2月1日，即农历大年三十，已捕获的六名主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这六人里有五人是革命队伍里的败类，他们是区公安助理郭正，民政助理纪新，区干部刘恩、李树青，裕大村副村长贾正国。另一人为惯匪穆树轩。

为扩大声势、教育民众，行刑当天上午9时，一个营的八路军全副武装，吹响军号押送人犯奔赴刑场，围观群众人山人海，声音鼎沸。刑场就设在康熙景陵的大碑楼南面。参与盗陵的区长介儒、区小队队长张森等十多人陪绑。
经过这样一次对盗墓犯罪的声势浩大的打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动，对保护清东陵起了积极作用。此后，人民政府为加强清东陵地区的管理，专门成立了“清东陵护陵派出所”；后来，东陵地区划归遵化县管辖，东陵派出所也就由遵化县公安局管理了。
因为这次恶性事件发生在中共区域，国民党闻讯立即大做文章，诬称“中共盗陵”，蒋介石为此还在旧政协会上指责中共代表周恩来。中共《冀东日报》立即发布调查情况和处理结果，澄清事实，回击国民党。
对这次盗陵的案犯，国民党也开展打击。军统局长戴笠得到报告后，责令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郑思普和特务张树庭“全权调查东陵盗宝案”。主犯张尽忠，逃往唐山躲避一时后，被军统特务抓住，押往北平审讯，不久病死狱中。
接着北平市警察局在全市展开大搜捕，抓获马兰峪一带到北平销赃的疑犯四十四人，收缴珍宝八百多件。

两大主犯之一的王绍义，携三把手枪畏罪潜逃，几次逃过抓捕；五年以后，1951年初，终于在遵化和蓟县交界的黄花山其姘妇家中被捕落网，随后在马兰峪镇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被执行枪决。逃亡中，他把康熙陵中一个鼻烟壶拿到马兰峪集市上卖了两斗玉米，把一件玉如意卖了五斗玉米；另一案犯刘维廉，则把一个精美的金凤冠砸扁后按黄金价卖出……
第二次东陵盗宝案，至此划上了句号。

清东陵经历了这样两次浩劫，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横遭蹂躏，无数民族瑰宝散失流落，这是人类的贪欲、野蛮和愚昧共同犯下的罪行。清东陵的民国命运充分说明了文化传承的艰难，以及正常社会秩序的可贵。
历史的一页翻过。2000年11月30日，清东陵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但愿这份珍贵的遗产在再不遭受盗匪和兵火洗劫的情况下，也少一些现代商业污染，以其历史原貌代代相传。
今年的七八月份，我在昆明度过了平生最舒适的一个夏天。这座南疆春城没有剧烈的四季更替，常给人以时光停滞之感，但我的胸中奔流着历史的长河——我在一篇篇写下系列历史散文《民国多少事》。

就像烟波中的远景在回望中总是美的，逝去的时代总让人感怀，即便是民国这样的乱世。没有人喜欢动荡混乱，但人对平淡的常态生活却又总有一份不满足，因此乱世风云总有一股无言的魅力。从这种普遍的心理出发，我开始走进民国这个比三国更精彩的时代；所收获的，远不止“比假小说更精彩的真历史”。当一个个非常熟悉的姓名、脸谱、符号、概念化为有血有肉、可触可感的形象和场景，既有观念不时被颠覆，连受震撼之下，我才知道我们多数时候远远没有真正了解民族的往事，歪曲、偏见、误解和简单化的认识遮蔽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尤其是民国这样的复杂时代，它的光亮不该全消失在漆黑的历史夜空。
起念把读民国史所得写成这样一本书，源于我在安庆师院读书时的同学周宇的建议。他看过我一篇关于五四运动的文章后，十分激动，几番“怂恿”我就民国往事写一个系列，直说到我心动。
开始写作之后，我边写边把部分初稿发布在网络天涯社区的“煮酒论史”版。没有想到的是，得到了人们的热情支持、鼓励，许多网友日夜追看，频频催促，写下了大量滚烫的留言评论，并将其转帖到网络各大论坛，以至于今年9月下旬网上即出现了多处需要付费下载却远不完整成熟的盗版电子书《民国多少事》。我本不算勤勉，没有大家的激赞和鞭策，可能难以一口气写完。对网友们我深怀感激。
网络对我的帮助还不止如此。本书的主要参考文献除附录中已列出的外，还有一些资料来源于网络。书中《曾经热血：青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始末》一文的主干材料来自海外一位林姓学者的著作，这部著作我是从网上读到；在陆荣廷治桂、孙殿英盗墓等篇目中，采用了“百度百科”里的几段相关内容；还有一些零散资料也是从网上所得。另外，网络在检索资料、核实记忆上的方便迅捷，极大提高了写作的进度和效率。
历史散文不是虚构性作品，议论、描写、抒情内容之外，史料必须起码是我自己认为可靠的出处。因为资料的繁杂，我无法把出处一一详尽列举。尽管历史散文不是历史论文，在引文注释上没有学术论文那样严格的要求，但我仍要向未提及的原材料致以歉意和谢意。多少学人的孜孜不倦，使我辈后学得以汲取丰富的营养；受益于他人劳动成果，我们不能有“资源共享”的心安理得。

还应感谢著述等身的著名历史作家梅毅（笔名赫连勃勃大王）先生。梅先生为本书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以我当不起的评价给我以大力支持。
我以古代文论为研究方向，写民国题材的历史散文，应属不务正业。我的导师张国庆教授是一位严谨而敦厚的长者，他督导我们学好专业之外，又为我们提供了宽松自由的读书环境；在看过我的一些文章后，张老师几次对我说：“我很喜欢看你的东西。”这对我是一种鼓励。还应提及我的父亲，他的历史知识一贯让我这个文科生汗颜，在写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几次想拨通他的电话。
民国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笑谈之中，历史仍会显出它的沉重与悲怆。这本书写的是历史，而写这本书于我也已成了历史，我怀念那段劳碌充实、随笔下文字心潮涌动的时光。在九州出版社郑闯琦先生和他的同事们的辛勤努力下，拙著在不长时间内即出版面世，有了这个开端，对历史文化我将更怀虔敬之心，继续前行。
谢轶群
2007年11月初于云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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