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多少事-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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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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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风烟流云满眼来
赫连勃勃大王（梅毅）
像一阵热风，如一层梦影，一个曾带给中国多少希望和创伤的时代，短短三十八年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一团恼人而充满诱惑的混沌，任由后世去梳理、描绘和解读。
这个时代就是1912年到1949年的民国。
从今年7月开始，我陆续读到谢轶群的系列历史散文稿《民国多少事》。和网上那么多拍案叫好的读者一样，我立即被这部出手不凡的力作所吸引。作品意境开阔，选材独到，史料翔实，且时有新意；文字更如行云流水，对乱世风云和历史细节的独特抒写，强烈撞击着读者的心扉，风烟流云，扑面而来，使人久久不能释卷和释怀。
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而极其独特的时代。和春秋战国一样，混乱动荡是它的底色，那时国家四分五裂，天下烽烟四起，时局瞬息万变。因为旧的规则被打破，新的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平缓雄浑的历史长河在这里掀起了汹波狂澜，各色人等的本性或者获得了宽阔的释放空间，或者被时代残酷扭曲。于是，英雄与枭雄，武夫与文士，庙堂与市井，广场与密室，沙场硝烟和校园绿荫，家国情怀和猥琐争斗……演出了一场又一场或令人荡气回肠、或叫人激愤伤怀、或让人扼腕浩叹的鲜活故事。
同时，民国又是一个新旧交织、传统意识与现代潮流对抗和融合的时代，看得见的斗争发生在战场、官场和商场，看不见的冲撞随时散布在社会的角角落落。在中国由古代和近代向现代剧烈转轨的时期，那斑驳凌杂、光怪陆离的面貌，为这个乱世更添一份魅力。
在谢轶群这部《民国多少事》中，我们看到了身遭酷刑而九死不悔的徐锡麟，这位出现于《狂人日记》的人物的真实面貌终于细致地展开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了舍生忘死、壮怀激烈的青年汪精卫，历史人物的“脸谱”在逐渐剥落；我们看到了横跨新旧、机关算尽的袁世凯，他的崛起、失势、出山、逼宫、夺权和称帝过程几乎集传统才略和阴谋之大成，但终究被历史的大势雨打风吹去；我们看到了天才的青年政治家宋教仁，他的一生寄寓了中国政治的罕见追求，然而这抹把中国引入现代政治文明的新绿终究被鲜血淹没。我们还看到了一个个草莽军阀的千姿百态，看到了暴露在民国风雨中的清东陵庞大宝藏，看到了文化巨人鲁迅在包办婚姻和兄弟反目剧痛中的煎熬，看到了西南联合大学在战乱中顽强生发的一脉书香与圣洁理想，又看到了上海滩上酷烈而富有传奇色彩的黑社会……
拉开不长的时间距离，在岁月的烟雨中，今天我们回望20世纪上半叶这曾经发生、又永远不再的一幕幕场景，更添一份历史幽怀。
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和场景，经妙笔再现，别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不太为人知的民国掌故，信手拈来，令人眼界大开。历年博闻强记、广涉杂猎的蓄积，使本书具有相当大的信息量，极大满足了读者对这段模糊历史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且，作品纲目皆备，既把握、挥洒了恢宏浩大的历史画卷，又细腻探究了具体史实和社会人生的幽微层面。打开本书，我们的耳边仿佛响起一支时而雄浑苍劲、时而凄怆缠绵的动人乐曲。
历史散文首先是文学作品，“历史”是题材，“散文”是体式。我很欣赏谢轶群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说：“叙事性的历史散文可看做‘写往事的报告文学’。”既是写历史往事，就要求史料准确可靠，能给人以历史知识；既是报告文学，就要求手法精到、文采斐然，给人以审美享受。正是有这样的自觉意识，使在探究认知历史的同时，又把历史做为审美欣赏的对象，借助其深厚的文字功夫，努力做到文史交融，于是笔下知性与感性兼备，冷峻与浓烈并呈，处处流芳溢美。
我无意过高评价这部著作。书中依据的史料丰富庞杂，在真正的史家看来，其中错谬和疏漏肯定不止一处两处；尽管试图引入近年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但一些篇目中对传统的史观还是有点过于依从；而且由于兴趣范围等原因，民国史上不少重要内容未曾涉笔。这些都有待于下一步的耕耘了。
行文至此，不再占用读者更多时间，下面就请诸位进入精彩纷呈的正文。
2007年10月于深圳
在黎明前被剖挖心脏炒食：徐锡麟悲歌
这一年，安徽省巡抚、庆亲王奕劻的女婿恩铭收到一封推荐信。信是他的老上级、曾任山西巡抚的俞廉三老先生写来，举荐自己的表侄，一个叫徐锡麟的浙江山阴（今绍兴）青年。
恩铭一直对俞廉三执门生礼，读过老师的信，就毫不迟疑地给这个通过“纳捐”而获得道员身份的徐锡麟在武备学堂安排了个“会办”的管理职位。
所谓纳捐，说白了就是花钱买个官做。卖官鬻爵的事，向来不新鲜，可由官方予以合法化、制度化，明码标价出售的，可能只有这个大清了。
清朝从康熙征讨准噶尔费用不足时就开始卖官，以开辟政府财源，以后一直延续下来。价格公道否？来看光绪二十六年的价格：京官里郎中两千零七十三两，主事一千七百二十八两；地方官里道员四千七百二十三两，知府三千八百三十两，同知一千四百七十四两，知县九百九十九两，县丞二百一十两。那时一两银子，约等于今天一百七八十块人民币，换算下来，可不便宜。
花大钱买官的人，当然不是为人民服务来的，上任后第一件事肯定就是捞回成本，然后大赚特赚。靠薪水当然是不可能的，那手段必然就是搜刮贪贿。
清朝廷就不怕这些买来职权的官员坏了江山社稷吗？不怕。清末重臣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是当官。”既然这活儿说到底谁都干得了，那就把岗位卖出去吧，谁交钱谁干，无不能胜任之忧，有财源广进之喜。至于他们肯定会搜刮贪贿，那倒霉的是老百姓不是我；搜刮贪贿就搜刮贪贿吧，只要你不反清，那大家还是自己人嘛。
从最高层慈禧太后，到安徽巡抚恩铭，以及这个为表侄写推荐信的山西老省长俞廉三，都不会想到，有蓄志革命、力图推翻清廷者会纳捐进仕，打入官场，然后发动惊天一击！
这个清矍儒雅、秀气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的留日归国青年，在赴安徽省会安庆上任前对着他的同志秋瑾等人说过这样一番话：“法国革命八十年战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
恩铭哪里能知道，徐锡麟这个名字今后将和他恩铭的名字紧密连在一起，以“徐锡麟刺恩铭”的历史故事代代流传。
买官进入体制内，为的是在内部找机会干掉这个体制。徐锡麟及他的几个同志，是历史上最独特的买官跑官者了。
徐锡麟无疑是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无数叛逆中最突出的一个。1873年，他生在富商家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却从不安分。十二岁那年，为了找和尚“学武功”而钻到深山一去无踪，家里费大力气将其找回，严加约束；他肯用功的不是安排好的功课，而是天文，常常半夜爬起来“夜观星象”，乐此不疲；成年后娶徐振汉为妻，婚后数年不育，家人欲为其另娶一房，被他坚决拒绝，然后带着妻子出走。
在决心打入官场、相机起事之前，徐锡麟在浙江已联络了大批革命同志。为了给这一艰巨事业打好基础，徐锡麟忘我奔走，时常疲倦得睡觉都不脱鞋袜，到醒来发现再想脱也脱不了，因为磨破的脚流出的血水已把脚和鞋袜粘在一起。
这个激情燃烧的人，一定会深深刻进历史！
到达安庆后，徐锡麟在武备学堂会办的岗位上卖力经营校务，以图恩铭信任、提拔，取得更加有利的位置，一边暗中紧锣密鼓地筹备起计划中的大事。因他是老师俞廉三推荐而来，恩铭对他自是毫不怀疑，还很欣赏他的办学成绩，准备培养重用。而徐锡麟不久感到这个武备学堂一点也不机要，一个月几十个银元的薪水也不大够让他从事地下活动，就写信要求表叔俞廉三再次出面请托恩铭。
当时徐锡麟买个道员，花了大钱，不过这个钱并不是徐锡麟从家里拿的，而是会党中人、富商许仲卿捐赠的，一捐就是五万银元，让徐锡麟、陶成章等四人分别买到了知府、同知等职位。如今不受重用，为徐锡麟纳捐而活动过的表叔俞廉三觉得过意不去，就再次写信给恩铭，请他提侄子一把。
恩铭恭顺而客气地回信：“门生正欲用之，无劳老师悬念……适成立巡警学堂，以伯荪（徐锡麟字）之才，料可胜任。”
1907年初，徐锡麟果然就被恩铭提升为巡警学堂会办兼巡警处会办。
安徽巡警学堂在安庆城内东北角百花亭（今安庆二中），它是1906年清廷令各省办巡警学堂时创办的，是清政府专门培训巡警骨干的场所。学员分甲、乙两班，每班二百？人，每期三个月（后改为半年）。甲班毕业后再训乙班。参加训练的学员，每人都发九响毛瑟枪一支，毕业后大都分配到全省各地充当警官，所以又称警官学堂。
这个职务令徐锡麟欣喜。巡警学堂类似今天的警官学院，会办就是副院长，院长叫总办。当时的安徽巡警学堂总办是一个退了二线在休养的老头，因此徐锡麟就是实际上的负责人。警官学堂对安徽省来说十分重要，负责这个学堂，不愁没有机会接触恩铭这个皖省头号大员；另外，这个学堂的学生都是带枪的，教育好了他们，就是起事的基本力量。
一边严格训练学生，一边向学生灌输革命道理，同时徐锡麟还在四方联络，并带着学生骨干出集贤关，游览龙珠山、观音阁，暗中观察地形，绘制军事地图。
密谋起事的徐锡麟的表现渐渐引起了机灵人的注意。学堂里一个叫顾松的收支委员，发现徐锡麟有数笔账目不清，而且发现这位会办课上言论大胆，课下行踪诡秘，于是暗暗观察，还私拆了徐锡麟的信件。
顾松很快确认了徐锡麟的图谋，大惊之余，赶紧屁颠颠汇报给恩铭，说这个貌似忠诚的徐锡麟是革命党。恩铭听了一笑，说：“革命不是咋呼出来的，革命党也不是咋呼咋呼就算了的；徐会办那是咋呼，不是革命，你多心了。”
这位唇上留着两撇浓密八字须的封疆大吏、皇亲国戚对自己的判断很有信心：一则徐锡麟的推荐人是自己的老师俞廉三，俞前巡抚的表侄怎么会是革命党？自己革自己的命不成？二则徐锡麟来安庆后在他的器重下仕途顺利，前程无量——放着好好的官不做，去做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革命党，徐锡麟疯了？而且，恩铭这个年龄和阅历的人对徐锡麟这样的知识青年再了解不过，不外乎一个有些新思想就爱表现一番、以敢说怪话为荣的的“愤青”罢了。
他没把顾松的汇报当回事，但出于警惕和对徐锡麟的告诫，恩铭有意当面对他说：有人说你是革命党呢。徐锡麟不屑地回道：大人明鉴。一副懒得申辩的模样，恩铭就更加放心了。
恩铭的大意，使他向鬼门关又靠近了一步。
这个时候的徐锡麟，已经和浙江的秋瑾商议好，于1907年7月浙皖两省同时起义。
清明节那天，光复会召集负责浙、皖两省起义的会党首领在绍兴大禹陵秘密开会，会上决定建立光复军，大家推举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为协领。会上确定于1907年7月8日，乘安庆巡警学堂举行学生毕业典礼的时机，由徐锡麟率领光复军起义，占领安庆城。浙江义军由秋瑾负责，19日起义，攻占杭州，进而两军会合，夺取南京。
这个起义的时间，因事态变化，一改又改。
秋瑾原拟7月6日起事，徐锡麟说准备不及，改在8日，这一天是警官学堂毕业典礼，恩铭要到场发表重要讲话，正好下手；说好是8日，却又发生了党人叶仰高被捕的意外，叶仰高被抓后不堪酷刑折磨，将他所知的党人名单等信息倒了出来，于是安庆全城搜捕。幸好，徐锡麟他们的往来联络全用化名。
于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出现了：恩铭破获此等大案，立即招来他信任的巡警处会办徐锡麟，要求徐会办立即按名单抓人；而徐锡麟拿到一看，名单上第一个“光汉子”正是自己！强做镇定的徐锡麟一边拍胸脯表二日之内必把乱党抓干净的决心，一边暗中咬牙——夜长梦多，越快越好了！
完全蒙在鼓里的恩铭似乎是体贴革命党人心思，还主动将起义向前推了两天：本来是7月8号警官学堂毕业典礼，可他说他的一个叫张次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