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时代-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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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它过去的历史，现在正处于异常危急的情况下。如果德国在外
交政策上再犯错误，就会对遥远的未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将
不仅对经济、对1961 年联邦议院选举的结果，而且对今后几十
年，甚至几代人都会产生决定命运的影响。因为我们正处于共产
主义和基督教西方世界以及自由之间的斗争中，这一斗争是极为
严酷的。
我相信，议会党团中绝大多数人也不会挽留他的。但是，假
如议会党团坚持要他担任联邦总理职务的话，我就要考虑，我是
否应该同意参加联邦总统竞选而放弃联邦总理的职务。我认为，
我不应该这样做，而应该收回我原来对推选我为联邦总统的建议
所表示的赞同态度，并继续留任联邦总理。我必须毫不迟疑地召
集一次党和议会党团为联邦总统选举之务而设立的委员会会议，
把我的决定告诉它，并请求提出另选一位总统候选人。
。。
提名我为联邦总统候选人以及我接受这一建议，目的是在于
确保继续奉行我所制定的政策。我认为，如果选举艾哈德先生为
联邦总理，就不能确保这一点，这样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毫无意义。
为此，我再一次强调，我必须放弃参加联邦总统的竞选。”
此信的结果是阿登纳同议会党团两方都较上了劲。议会党团主席克罗
内、联邦议院议长格斯登美尔、德意志联邦银行总裁布勒辛以及费尔德门格
斯等人先后来请阿登纳改变看法，阿登纳主意已定，不愿更变；艾哈德也再
度表示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放弃竞选联邦总理。双方都不愿作出让步。阿登
纳连续不断地同议会党团主要领导进行了一系列谈话，但毫无进展，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从5 月份开始，双方一直僵持到了6 月初，阿登纳终于确
信议会党团已决心不再接受他的主意，失望之余他作出了一个决断：放弃联
邦总统的竞选。
阿登纳为他的这一决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由于他的崇高威望，议
会党团尊重他的这一决定，但他与议会党团之间的分裂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阿登纳虽然仍然是联盟党议会党团领袖，但是党内团结与统一的基础丧失
了。新闻舆论将此事大作渲染，炒得沸沸扬扬。
最失望的是经济部长艾哈德。当阿登纳宣布这一决定时，他仍然在华盛
顿。据德新社6 月7 日的报道，艾哈德在华盛顿发表了讲话，认为阿登纳继
续担任联邦总理的决定，无论是对于德国的利益，还是对“民主传统精神”
都是遗憾的。艾哈德发怒了，他要求阿登纳为此公开向他道歉，他感到自己
受到侮辱，因为舆论界的报道已使人产生出他没有能力继续奉行联邦政府政
策的印象。阿登纳拒绝了艾哈德的要求，他认为无需如此。阿、艾之争削弱
了联盟党的内聚力。议会党团试图在中间充当和事佬，于是在进行调解时通
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本身也是模棱两可的，它说：
“议会党团赞同联邦总理先生的声明，对于联邦经济部长的
任何贬低都是与他无关的。议会党团对艾哈德教授表示特别的信
任。它对于有损于他威信的言论表示遗憾。”
在议会党团的调解下，阿登纳和艾哈德和解了、但和解只是一个表面现
象，公众对这事件本身感到深深的失望。人们的议论是：基督教议会党团以
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国家领导职位是不应该的。社会民主党更是竭尽全力使火
上浇油，促进了这场危机。于是，阿登纳由“伟大的民主总理”形象转变成
一个“顽固的、贪恋权势的老头”了，阿登纳的国内政治形象从此蒙上了一
层阴影。再加上8 月13 日柏林墙的修建，彻底分开了两德，使统一的梦想破
灭，联盟党大失人心。
1961 年秋，在联邦议院第四届大选中，联盟党失去了绝对多数，不得不
再次求助于自由民主党以组成联合政府。阿登纳仍然出任政府总理，但他不
得不接受自民党提出的在新的四年执政期内以“自愿辞职”为先决条件。联
盟党支持这一点，还决定以艾哈德作为他的接班人。阿登纳已经无力反对了。
这一切深深刺痛了阿登纳的心，一种迟暮的感觉油然而生。
大洋彼岸的不谐之音
火炬已经传到新一代的美国人手中。。
——1960 年1 月1 日 美国第35
届总统约翰·肯尼迪就职演说
过去已经提到，阿登纳的外交政策是以对美关系和对法关系为支撑的。
与法国友好是为了稳固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而美国对德国政策的支持则
是联邦德国实现外交政策目标不可或缺的条件。自从马歇尔计划和第一次柏
林危机以来，绝大多数联邦德国人都认识到联邦德国必须获得美国的信任，
阿登纳一直极为老练地处理对美关系，这一点使他获得了同胞们的赞赏。阿
登纳在美国也享有很高声誉。他不仅善于同美国政府方面打交道，而且在美
国公众面前他也大得人心。许多美国知名人士认为，阿登纳也许是雇用专门
宣传机构争取美国舆论的第一位外国的政治家，他比任何人更善于利用报刊
去增强两国公众的新闻感受力。事实的确如此，克里夫兰的《实话报》是阿
登纳借助的第一家美国舆论机构。它虽然不是一家大报纸，但他在1949 年
12 月就通过这家报纸吐露出新生的联邦共和国对它防务的关切。阿登纳不在
乎报纸的大小，只要它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力。他说，“请看，金斯伯里·史
密斯先生是非常有名的美国记者，他撰写的文章登在两千家美国的报纸。。
我不认为不利用这个机会去向美国公众说明一些问题是不智的。”
阿登纳做得很成功。他赢得了美国人对他的普遍好感，从华府官员到普
通百姓。1953 年4 月阿登纳在首次访美期间，他就掌握了赢得美国人支持的
诀窍。他有演说的天才，他也知道他们要听些什么。从那以后，他对美国的
每一次访问都进行得相当顺利。他在美国拥有了理解他政策的最好的朋友。
这些对德美关系的增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对德美关系的正确估计使阿登纳从担任联邦总理开始，就有意识地从美
国方面寻求最可靠的支持者。第一个是美国高级专员约翰·麦克洛伊，他与
阿登纳是亲戚，麦克洛伊夫人是阿登纳亡妻的表妹。但更为重要的是阿登纳
知道麦克洛伊在支持联邦共和国恢复最低限度主权的政治观念上与他是一致
的。信任和友谊使麦克洛伊给了他相当的行动自由。之后，是杜鲁门总统的
国务卿迪安·艾奇逊。阿登纳利用了艾奇逊对他的充分理解和同情取得了不
受约束的广泛行动自由。到1951 年3 月，通过艾奇逊，阿登纳实现了从占领
法规的小修改到成立权力有限的外交部这一重大意义的转变。在约翰·福斯
特·杜勒斯接替艾奇逊之后，阿登纳又和杜勒斯发展了一种新的信任关系，
双方把这种关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相同的政治观点再加上密切的私人
友谊。防御无神论共产主义渗透的信念将这两个人，也将他们各自的国家牢
牢地拴在一起。阿登纳曾经说，杜勒斯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在杜勒斯不幸去
世后，阿登纳将他的签名照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当有一次有记者问他他认为
谁是他最钦佩的当代伟人时，他指向了杜勒斯的照片。
但是，在阿登纳与杜勒斯的个人关系发展后，他渐渐忽视了两个因素。
第一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外交决策中的决定性作用。尽管在杜勒斯六年
国务卿任期内行动相当自由，总统的决定也大多根据他的建议，但是，在日
内瓦会议以后，两人对有关欧洲中立化问题还是有了明显的分歧。难怪乎
1958 年5 月杜勒斯患癌症不幸去世，使阿登纳感觉意味着“双倍沉重的损
失”，杜勒斯的死使德美关系出现了难以填补的空白，而这正是在阿登纳内
政外交的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第二是由于对某个人的依赖，使阿登纳很难适应1961 年美国总统变更所
带来的人的变化和政治的变化。 1960 年又是美国大选年，阿登纳盼望着艾
森豪威尔的副手、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当选，因为他们私交甚深，政治
观点有许多接近。1960 年3 月，阿登纳第七次访问美国时，还专门登门拜访
了尼克松的家。当时的专栏作家路丝·蒙哥马利为此写道：“八十四岁的德
国总理同这位四十七岁的美国人之间的友谊迷住了华盛顿官方。这两位政治
活动家至少在早先举行过多次会晤和商谈，但最近这一次无疑是最为亲切
的。——如果尼克松人主白宫，那阿登纳似乎就已经为再一次建立像他和已
故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有过的那种亲密无间的联系奠定了基础。”
1960 年11 月，美国大选揭晓，结果令阿登纳大失所望。民主党候选人约翰·肯
尼迪以微弱优势战胜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人主白宫。肯尼迪很年轻，进白
宫时仅四十二岁。他代表了美国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政治家的思想和观
念。这与老牌政治家阿登纳的观念相去甚远。肯尼迪想开风气之先，他有一
个很年轻的智囊团，他和他的班子主张按理性而非按感情行事，要以一种全
新的视角来看待美国在全世界的地位。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称“火炬已经传
到新一代美国人手中”，要求美国人去“开拓新边疆”，号召建立“全球大
联盟”以反对人类共同的敌人——“暴政、贫困、疾病和战争本身”。这种
全新的视角与阿登纳一切从同共产主义对抗出发的政治理论显然有着质的差
别。
肯尼迪入主白宫之后， 1961 年4 月中旬，阿登纳到华盛顿去会见了这
位新的美国总统。尽管阿登纳盛赞肯尼迪是“一位明智而有远见的人”，但
这似乎并无助于两人的相互理解。当时人们对阿登纳和肯尼迪的关系作出了
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说，两人肯定分歧很大，因为年龄和时代的差异造成
如是情形，他们一个八十五岁，另一个则四十四岁，一个会把自己的对话人
看成是从另一个时代来的遗老，不能察觉世界在发生变化，另一个则以经验
不足为由不能给对方以真正的信赖。无论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肯尼迪
拒绝在柏林问题、德国统一问题上继续承担前任所保证过的义务，这一点令
阿登纳大失所望。因为这就证明了阿登纳统一德国政策的失败。而当肯尼迪
想彻底修改美国战略，以“灵活反应原则”代替“大规模报复原则”之时，
阿登纳政府未作切实响应，也令肯尼迪对这个来自帝国的遗老深为恼火。对
阿登纳来讲，他对白宫的这位年轻的新领导人的失望和担心是难以言表的。
这种失望和担心使得阿登纳更加同戴高乐将军走到了一起。他想借助于
法国的力量巩固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并在德国问题上寻求法国的支持。这样
的做法使阿登纳不可避免地要卷入一场法美的纠纷之中。这样一来，他与肯
尼迪政府的关系就更加难以协调了。
1961 年后，由于阿登纳这种做法，肯尼迪、戴高乐与阿登纳之间的三边
关系变得相当微妙。在美法有关核问题的争执中，阿登纳扮演了一个不太成
功的角色。
建立一支独立于美国的核防务力量，是戴高乐的一贯主张，也是戴高乐
要振兴法兰西，恢复法国大国地位宏伟计划的第一步。1960 年2 月13 日，
法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法国成为核国家。戴高乐因此加强了在核问题
上的强硬态度。
而美国方面，肯尼迪为了保持对苏联的核优势，在对外政策上作出调整，
采取了灵活进攻的姿态。肯尼迪修改了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时期的“大规模
报复”战略，决定代之以“灵活反应战略”，即用核武器对核武器，用常规
武器对常规武器和打“两个半战争”的战略，同时，肯尼迪提出美国要同西
欧建立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欧洲政策，以便协调欧美在“灵活反应战略”
上的协作。把欧美“伙伴关系”同“灵活反应战略”联系在一起最根本的一
点，就是美国在1960 年拿骚会议上提出的让北约各国加入美国的“多边核力
量”计划。拿骚计划的核心是美国用核武器武装北约各国，但核武器部署与
使用的决定权却集中在美国手里，美国将其他北约成员国的任务规定为发展
常规武器。此后，美国在北约组织范围内反复强调了这一计划，并希望得到
西欧各国支持。
决心恢复法兰西光荣的戴高乐怎么会允许美国干预法国掌握独立核打击
力量的自主权呢！戴高乐根本不愿理会美国“多边核力量”建议。他明确告
诉肯尼迪：法国决心要成为核大国，因为这是法国应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