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大传-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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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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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大传……导言
导言
楚河汉界话中国
华夏文明的组织
黄河,自古以来便被公认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其实,严格来讲,只能算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黄河的水,固然是人类生存和耕种不可或缺的,但“黄河之水天上来”,也指出黄河的特色是长年泛滥成灾。为了治理这个严重的水患,居住在大河旁边的各个部族,不得不组成某种程度的“命运共同体”,这便是华夏文明的开端。
从传说中的有巢、燧人、伏羲、神农(炎帝王朝)、黄帝王朝、夏王朝、商王朝,至周王朝时乃达到华夏文明发展的最高峰。
由于治理水患需要汇集人力,华夏文明讲求组织,并由固定的领导者分层管理,最高的领导者便被称为“共主”。依情势及力量的轮替,“共主”在一段期间后,便由有力量者取得,从有巢氏到周王朝,便象征着共主领导权的轮替。当然,“共主”之下,也依部族血统的亲疏及部族规模的大小,将很多“小领袖”安排在这个领导的“政治体系”中。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个组织从松懈到逐渐紧密,在周王朝的“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形成后,组织的完整和系统化已至相当令人惊讶的程度,社会秩序和组织力量的发挥也到达了最高潮。
这个组织讲求阶层管理,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或部族应谨守自己的岗位及名分。部族依大小与和共主间的亲疏关系,也区分成“公、侯、伯、子、男”五种等级,以紧密的组织来发挥集体的力量。这种井然有序的结构和关系,便是日后孔子最为推崇的。其实,儒家的思想系统,便是在华夏文明体系中发展出来的。
自成体系的楚文明
传统的史学观,总把注目的焦点集中在这个华夏文明体系上,把他们活动的地区称为“中原”,也只把他们视为中华民族的代表。
其实,华夏文明蓬勃发展之际,在目前中国版图的各个地区,更存在着数万个大小部族,其中以楚文明最具特色。
过去,很多的史学家,总把楚文明视为华夏文明内一个附属的偏远次级文明,并将其归属于周王朝的“诸侯”。即使连司马迁的《史记》,也落人这个窠臼中,这多少是“大中华沙文主义”的心理在作祟。但目前考古学家所发现的新资料中,逐渐证明楚文明不但不同于华夏文明,并且很早便拥有自成一体的文化,相当的精致并特殊,甚至比华夏文明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同于华夏文明的“火”及“鸟”类图腾族,楚文明以“蛇”及“兽”类图腾为主,分布地区几乎遍及黄河南岸到长江南北岸。或许由于山岳及沼泽太多,这个文明的部族通常不大,独立性高,作战的机动能力很强。目前有不少史料显示,伏羲氏及黄帝王朝可能也来自这个文明体系的较北方部族(详见拙作《乱世经营术》。也就是说,这个图腾族很早便参与了中原华夏文明的“争权夺利”。
不过,自从黄帝王朝的末任共主帝尧,被原属东方乌图腾族的帝舜篡位后,帝尧的残余势力被流放于南方,又回到楚文明中。历经夏、商、西周王朝连续将近一千年,除了少数几股留居在中原的部族外,这个图腾族几乎退出了华夏文明的政局。
蛇兽图腾族的特色是以游猎为生,活动力强而不固定,因此部族间的组织松懈,大多采取平等的联盟方式,不像华夏文明有井然有序的阶级组织。在中央组织上,楚文明也采用集体领导方式,因此身居最高领导者的楚王,在重要的事务上都必须咨询各大部族的长老或领袖。加上其族群分散于各地,交通不便,整合集结的力量较弱,使楚国在整体作战力上并不显得特别强。不过,这个分权的联盟组织,在人类文明的贡献上,绝不亚于黄河流域的华夏体系。
南北对峙的二大文明
西周王朝成立时,楚国自身已有了相当完整的政治体系。领导者也自称为王,和周“天子”地位平等,而不像一般的中原诸侯是归属于周天子的分封和管辖。因此,楚王朝很早便和周王朝处于南北对峙的状态。
日后的楚王,在名字上都有个“熊”字,应与兽图腾族有关,也有史家认为可能与黄帝的“有熊氏”属同一部族。《帝王世纪》书中便记载着帝尧被帝舜流放到长江流域的传说,或许这也是“有熊氏”退出中原政局后,“落叶归根”的行动。相信在那个时候,黄帝王朝的重要长老也有不少人跟着南返,楚王室或许便是由这些部族发展出来的。
游猎部族的规模通常不大,但活动力强,影响幅员也较大,其政治组织皆属松散联盟。“共主”没有太大的权力,但名义上却可领导颇富作战力的庞大团体,因此他们的声势远大于实力,楚国便是属于这样的组织。(在美国西部开拓时代的印第安人,也可看到这种联盟部族的型态。)
春秋时代,楚国几乎已整合了黄河南岸到长江流域的整个区域,统辖人口之多,也绝非中原各诸侯国所可比拟。而且楚国各部族皆好勇斗狠,善战又认真,没有一个中原诸侯不对他们感到畏惧。幸好,楚国是分权组织,楚王真正能动员的兵力有限,否则即使中原大诸侯联合对抗,可能也不是楚国的对手。
不过,中原各部族一向自大,不管楚国有多强,中原的“共主”也绝不会给予平等待遇。因此当西周王朝建立时,楚“共主”曾基于礼貌向周武王表示庆贺,周天子居然以其是化外民族,赐给他一个诸侯中最低爵位的“子”爵。幸好当时的楚王也弄不清“子爵”是什么意思,所以没有产生争执。
《史记》上便有如此记载,楚武王熊通曾对东周王室的使臣表示:“我们的祖先在周成王时,已经是周天子的好朋友了。”显示楚王朝在西周早年力量就已很大,可以和周天子平起平坐,因此楚王一向不在乎周天子给他们的封号,后来干脆也自称为王了。
诸侯国的称霸与抗楚
春秋是这两股文明南北大对抗的时代。这段期间,楚国继黄帝王朝之后,趁中原乱局,再度积极地向中原扩充其势力,所以楚国属于攻击者,华夏文明的历任霸主则属于守势的一方。
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成为中原第一个非周王室的“实质共主”,其攘夷的目标除北方少数异族外,最主要对象便是楚国。管仲以“八国联军”南征,却雷声大雨点小的以和谈收局,主要便在于他没把握凭借实力击败楚国,因此巧妙地避开了即将展开的正式对决,以维持住齐国在中原的霸权,也暂时阻挡住楚成王的北上雄心。
宋襄公自认是齐桓公中原霸权的继任人,所以也尽毕生之力阻挠楚国势力的北侵。泓水之战,他明知必败,仍奋力一击,成了护卫中原的悲剧英雄。虽然此后中原霸权出现了短暂的断层,但宋襄公的拚命,却导致了楚成王和成得臣之间的政治斗争,致使楚国整合无力,无法挥军北上,否则楚国称霸中原可能会提早数十年。
晋文公的崛起,使中原诸侯有力量再度抵挡住楚成王的攻势。晋文公重耳本人曾在楚国接受政治庇护,因此相当了解楚国的优势与劣势。就任晋国领袖后,他便利用楚王和成得臣间的矛盾,在城濮之战中,巧妙地击败了楚国,也把楚成王的争霸雄心彻底浇熄了。
晋楚间的长期对抗,虽各有胜负,但却导致两国力量的趋于衰颓。春秋末年,楚成王之孙庄王虽称霸中原,完成登上中国霸主之位的美梦,但楚国长年耗损国力,终为东南方新兴的吴国所败。
吴越先后称霸,象征着长江流域的部落实力大增,南方各部族的实力也稳稳地超越了北方。楚国最后虽再度灭亡越国,统合黄河以南到长江流域各地区,但楚国的文明在历经动乱后也更形复杂了。
由于吴国早年曾接受晋国的经援及军援,因此吴文明中有大量火图腾族文化。此外,春秋末年齐鲁地区有众多移民进人吴越境内,使马图腾文化也跟着入侵,再加上越国原有的水族图腾,使得原本就颇复杂的楚文明,在并吞吴越后更形多样化了。
战国亡雄的格局
笔者曾沿长江而下,考察最近出土的楚文明,除原有的兽蛇图腾外,鸟图腾的痕迹也相当的清楚。
但多元化也增加了整合上的困难,因此进入战国时代后,楚国的领域虽然更大了,但竞争上的表现反而不如春秋时期。
长期战争,使杀人的武器大为进步,铁兵器代替铜兵器,杀伤力大增;战争的形态也由压倒对方气势的英雄式胜利,逐渐转成屠杀对方的毁灭性战争,大多数国家便在激烈竞争中遭到灭亡。经历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时代,原本三千个诸侯国,最后只剩下了韩、赵、魏、齐、楚、燕、秦的战国七雄与零星的姬姓小国。
激烈的生存竞争,使诸侯领袖的关心重点,渐由天下争霸转为自己国家的安危。加上小诸侯纷纷消灭后,大诸侯间的缓冲区没有了,竞争不再只是为了争面子,而是攸关生死之大事。
七强并立,谁也制服不了谁,想要靠外交技巧以一国领导天下的可能性不大了。代之而起的是各国在强大竞争下为求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趋向国家主义,而富国强兵也成了当代最重要的政治目标。
原本最强大的楚国,在吴越称霸期间,为了整合长江流域政治势力的需要,也暂时退出了中原霸权的争夺。因此使韩、赵、魏三国可以在较小的挑战下,承袭了晋国的霸业,而在战国初期的表现上较为优异。
但条件愈好,危机也愈大。韩、赵、魏地处中原要冲地带,承受的竞争压力最大,在历经多次战争以后,国力剧烈消耗,反而成为了最早的输家。
东方的齐国,一向以经济挂帅,作战力原本不强,因此面对强烈竞争,其表现远不如以斗智为主的春秋时代。除了在齐威王、宣王时有昙花一现的强势外,齐国在斗狠的角色上显得手足无措。战国中期后,在和北方新兴军事强权燕国的连年征战下,更是两败俱伤,自顾不暇,无心参与中原的争霸。
以幅员来讲,楚国仍是雄视群伦,只是分权联盟造成其力量很难有效集结。其间在楚悼王时代,兵法家吴起虽曾以生命为代价,促成楚国的中央集权改革运动,但功效仍然有限。日后,急于施展富国强兵之术的李斯所以会抛弃祖国,西入秦境寻求发展,也在于深感楚国集结国力困难,规模虽大,却不适于激烈竞争的挑战。
秦国的兴起
最经得起挑战的,却是原本最为弱势的秦国。秦国的祖先是商王朝时代鸟图腾族的长老——蜚廉和恶来的后代,因此在周王朝建国之初,他们成了重级战犯,族群被迫流浪各方,命运之悲惨有如犹太人亡国之情境。
残存的部落领导人远离了故居——东方的黄土平原,向西逃亡。其中蜚廉的一支庶传后代子孙,逃到山西一带,靠养马维生。不久便由于他们的专业技术,得到周王室的重用,出任养马官员;周穆王在位期间,更以军功被封于“赵”,成为了晋国的大夫,也就是日后战国七雄中赵国的祖先。
蜚廉长子恶来的嫡传后代则往西逃得更远,他们一直到雍地才定居下来,并和当地的戎人杂居。一直到西周王朝末期,约二百年以后,才以军功受封于秦地,并恢复了赢氏一族的称号。(有关秦国这段艰辛的建国史,在拙作《秦公司兴亡史》有详细叙述)。
周平王东迁时,秦国的领导者由于近水楼台,护驾有功,获得赐封周王室原有的镐京精华区,因而国势大振。传至秦穆公时,更击败当代霸主晋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战国初期,秦国的国势曾一度衰退,而且国境多次被魏国的兵法家吴起攻破,丧失了不少土地。一直到年轻的秦孝公即位后,力求革新图强,任用魏国出身的法学家商鞅,十二年间进行两度革新变法,改部落为郡县,力行中央集权,国力才随之暴增。因此到了战国中期,秦国已成为当代首席强权,在国际上被称为虎狼之国。
诸子国家的平流竞进
面对大自然的挑战,华夏文明诸国一向讲求组织以发挥集体力量,而周公旦的封建及宗法制度更使社会组织结构的紧密到达了最高峰。当时施政的着眼点是天下秩序的整合,所以力求组织阶层分明——王、诸侯、卿、大夫、士、人民,秩序的建立必靠彼此身分的认同,后来儒家学说便以此为蓝本而形成。
长江流域一带,自然条件良好,生存竞争压力不大,因而哲学家思考上倾向崇尚自然,一切皆为上天所赐,平等成了主要精神。于是以老庄为主的道学,便成为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