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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清官册-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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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翰林院,谓之“留馆”,授职为编修或检讨,通称为“翰林”,其次则授职给事中或御史,是为“言官”。

清朝开国,在顺治三年开科取士,以后又有四年、六年两科,总计取中的进士已有一千一百人之多,而始终未选庶吉士;到了九年壬辰科试毕,便有人建议恢复,按照省分的大小遴选,直隶、江南、浙江大省,每省各选五人;河南算做中省,只选四人,汤斌就是四人之一。

在这三年中,汤斌如人宝山,只愁取之不尽;因为宫中所藏的书,无所不有,而有许多是外间所难得一见的“秘笈”。同时,明朝历代皇帝的实录,及内外大臣的奏疏,亦有机会可以细读。但苦于卷帙浩如烟海,唯有夜以继日,挑最精要的口涌手钞,苦读不休。

三年散馆,汤斌以成绩优异,授职为国史院检讨,这时正是修明史之议,旧事重提之时。明史的创修,起于顺治二年,但以奉旨纂修的大臣,都是投降满清的“贰臣”;不但下笔为难,而且还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流弊,有个最无耻的冯铨,甚至偷窃了最原始、最珍贵的史料。

冯铨是直隶琢州人,他是天启年间万恶太监魏忠贤的干儿子。明朝亡于宦官,而魏忠贤则是罪魁祸首,冯铨又为魏忠贤的心腹,所以从天启年间起,他就为正人君子所不齿。崇祯二年定“逆案”,冯铨自然“榜上有名”,得了杖责和徒刑的处分,准予捐赎为民。闲住了几年,等清兵入关,他是最初投降的“贰臣”之一,以明朝的大学士授为清朝内宏文院大学士。顺治二年,奉诏与洪承畴等人纂修明史。

隔代修史,最主要的凭借,就是前朝的实录和国史馆的传稿。国史馆为前朝的大臣立传,而实录则为皇帝一生事迹的记载;皇帝在世时,一言一行有“起居注”,皇帝崩后,根据起居注整理编纂,成为编年体的史料,就是实录。国史馆的传搞不存,还可以根据被传者的家乘及其他野史来写成传记;而皇帝的实录如果缺乏,就不知如何着笔了。

冯铨因为这个缘故,得以进入庋藏前朝实录的“皇史囗”,发现天启年间的记载,对他非常不利;尤其是天启四年—一这一年魏忠贤到涿州去进香,护卫的铁骑如云,蟒袍玉带的大臣,陪待左右;警跸传呼,与皇帝出巡无异,而冯铨也就像“叩阍”似地,跪伏道旁,痛哭流涕地陈诉,说他的父亲冯盛明,当河南左布政时,以读职被弹劾,是“东林党”的陷害。

以无锡东林书院为基础的,敦品励行之士所结合的一个集团,被人称为“东林党”,正是魏忠贤所深恶痛绝的眼中钉;因而冯铨的陈诉,很容易打动他,将冯铨任用为东宫官属的少詹事。其时“铁汉”杨涟,一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款大罪;魏忠贤颇为恐慌,冯铨向他进言,教他不必顾忌,尽管用高压手段,茶毒东林。因此,冯铨的罪恶,并不比其他“阉党”巨擘,如崔呈秀等人来得轻,此已成当时的公论。冯铨怕天启四年的记载,有公之于世的一天,便起了釜底抽薪的盗心,把这一年的实录悄悄儿偷走了。

明朝末年的实录,本来从天启七年以后就不存的,现在更少了天启四年这一年,因此纂修明史的工作,越发困难,冯铨等人奉诏从事,只是仿照通鉴的体裁,草草敷衍,略有几本而已。这一部判明一代兴亡得失的正史,还须从头做起,而最要紧、最基本的工作,便是访求天启、崇祯两朝的史料。

于是顺治五年、八年,都曾有人上奏,建议以重金购求所缺明实录的抄本、发布政令及人事动态的“邸报”,个人撰述的野史。同时要求各衙门,将有关政事的档案,移送内阁。但是,效果不大,因为握有此项史料的人,或者心存忌讳,或者怕轻易被毁。在他们看,像冯铨这样的人,根本就不乐见有一部完整的明史;如果有了,“贰臣”的原形毕露,丑恶不堪,如何还能靦颜偷生?

事实上也是如此,由于贰臣的立场不正,要期望从他们手中出现一部明史,根本就是妄想。汤斌早就看准了这一点,所以也早就有志于此。多少年以来,他就不断将看到听到的忠臣烈士、义夫节妇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忠实地记载着保存着,希望有一天能够为他们表扬于天下,留芳于万世。

对于纂明史的条件、方法,他当然也有一套看法,平日也曾对长官谈过;但是所有的长官都暗示他不必多事。于是得到一个可以向皇帝讲话的机会,他自然不计个人的安危得失,毅然尽他的言责。

那时是顺治十二年,跋扈的摄政王多尔衰死后,在满洲贵族中引起的明争暗斗,尚未平息;而投降的贰臣,接续着使明朝加速崩溃的东林与阉党的斗争,衍变为区域性的“南北之争”,树立门户,勇于私斗;而各省则盗贼蜂起,水旱灾荒不绝,天资过人而乐于亲近文士的十八岁的皇帝,决意整饬政风,恢复了明朝巡按御史的制度;树立铁牌,禁止宦官干政,同时下诏求直言:

亲政以来,五年于兹,焦心劳思,以求治理,日望诸臣以嘉谨入告,匡救不逮。乃疆国未因,水旱频仍,吏治堕汗,民生憔悴;保邦制治,其要莫门!诸王大臣皆亲见祖宗创业艰难,岂无长策?而未有直陈得失者;岂朕听之不聪,虚怀纳谏有未尽欤?天下之大,机务之繁,责在一人,而失所辅导;朕虽不德,独不念祖宗培养之泽乎?其抒忠荩,以慰朕怀!

过了几天,更明文规定,京官七品以上,外官知府及副将以上,“各举职事及兵民疾苦,极言无隐。”皇帝有这样的诚意,汤斌觉得自己不说话,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不许可的。

于是他写了一道“敬陈史法”的奏疏,送了上去;奉旨发交“所司大学士”拟议,因而惹得他的长官,大为不满。

汤斌对修明史的见解,不是人云亦云的陈言,确有深入而不易为一般人所觉察的发现,他说,明朝的实录,亦有未必可信的,如明成祖夺他侄子建文帝的天下,即有许多隐讳。其次,明朝二百七十余年,“英贤辈出”,虽未做官,而懿行至性,可为楷模,而这些人物在实录及史馆的传稿中,是没有记载的。复次,正史中除了皇帝的“纪”和皇后以下的“传”以外,还有综述天文、地理、职官、科学,以及兵刑、财赋、艺文的“志”;列陈诸侯宰相的“表”,如果“不得其人,不历其事,不能悉其本末原委”。因此,他对修明史的办法,归纳为八个字的宗旨:“立法宜严、取材贵备”;完备的史料,存在于民间,“今日时代不远,故老犹存,遗书未烬”,正该及时“开献书之赏,下购求之全”。

搜求遗书,原是大家一直在谈的,但从没有人像汤斌般说得这么切实。汤斌的用心,是要保存历史的真相;而那般贰臣,最好淹没真相,免得他们出乖露丑,因此他的建议,成了逆耳之言,但道理上站得住,不好说什么。

终于,他们抓到了他的“毛病”。汤斌说:宋史修于元朝至正年间,特别传述文天祥的忠;而在顺治元、三年间,前明诸臣,也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的,这与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诸臣,勿事瞻顾,昭示纲常于世”。这段话在汤斌就事论事,只为纲常名教着想,无意于语中带刺,讥嘲什么人;但在那些身受明朝重录,而又靦颜事清,好官自为的大老来说,却有刺心之痛,切骨之恨。

汤斌的官职是国史院检讨,所以“内三院”——-一宏文院、秘书院、国史院的大学士,都是他的长官;当然,真正的长官是国史院大学士。

那时的国史院大学士有两个,一个名叫党崇雅,陕西宝鸡人,汤斌出生之前两年,他就中了进士,在明朝的官做到户部侍郎;人清后,老病侵寻,不大管事。

管事的另一个国史院大学士,在明朝也是个情郎;他是苏州密迩的吴江人,名叫金之俊,字岂凡。李自成破京师时,他曾饱受凌辱;多尔衮入关,降了清朝。虽事二姓,却与同时的贰臣,冯铨的无耻、刘正宗的忮刻、王永吉的奸猾,有所不同,总算是个有心人。有名的“十不从”,就是他的创议。

据说当多尔衮招降明臣时,他曾提出一个条件,要答允他十件事,方肯投降。多尔衰找了他来,当面询问;他所作的要求是保留一部分汉家的衣冠文物,概括为十从十不从:

开宗明义第一款,“男从女不从”,男子薂敫发,女子仍旧梳原来的发髻,不跟旗人妇女学梳“两把儿头”或者“燕尾”。

男子生前守清朝的法度,死后的丧仪,仍用明朝旧俗,这是“生从死不从”。死既不从,则阴世的一切,自然跟阳世不一样;做佛事超度,什么“疏头”、“路引”,都从明朝的花样,与清朝无涉,所以叫做“阳从阴不从”。

做官的,高坐堂皇,观瞻所系,自不能不穿朝珠补褂马蹄袖的清朝官服,但隶役依!日是明朝“红黑帽”的打扮,这叫“官从隶不从”。官宦从了,然而婚姻是一人一家之事,可以不从,所以新娘子凤冠霞帔,俨然明朝命妇,这是“仕宦从婚姻不从”。

再有就是“老从少不从”,孩子们百无禁忌,穿什么都可以。至于“儒从而释道不从”和“娼从而优伶不从”,是迁就事实,因为僧衣道袍,由来已古;而戏台上既然扮演的是前朝的故事,就必须用前朝的服饰。

最后两款,关系清朝的开国规模,“国号从官号不从”,国号大清而官号仍旧是大明的六部九卿,总督巡抚:“役税从文字语言不从”,起先满洲人说满洲话,汉人用汉语,到后来连满洲人也不能不用汉文,说汉语了。

这“十不从”又叫“十不降”,算是金之俊不忘祖宗,但也帮了清朝的忙,得以怀柔汉人。也就因为如此,金之俊深得皇帝的信任。当他接到交议的汤斌的奏议,感到十分为难;因为他是个相当通达的人,不以为汤斌的建议是错误的,但是他是个会做官的人,觉得汤斌的建议,有些不合时宜。

于是只好交付同官公议,别人都还好,只有冯铨气急败坏地说:“汤斌是什么意思?莫非反抗大清朝,都算忠义?这不是鼓励百姓造反吗?”

他扣下来的这顶“帽子”,太大太重,谁也承受不起。因此有心为汤斌开脱的人,也不敢开口了。

“这是奖助抗逆!岂凡,”他指着金之俊说,“应该奏请拟旨严饬。”

由于冯铨的坚持,金之俊不能也不敢有何异议,就照他的主张定议。“奖逆”的罪名非同小可,汤斌的同年同事,无不替他捏一把汗,劝他趁早设法疏通。

汤斌却泰然得很。在拟那道“敬陈史法”的奏疏时,他已经把利害得失考虑过了;他所着重的只是反躬自问,所想讲的话,是不是出于本心,还是为了应诏陈言,敷衍塞责;还是有感而发,一时牢骚;还是名心本净,动人耳目?夜静更深之际,此心湛然,表里澄澈,可以确定这些话是自己一定要讲的。既然如此,安危祸福,在所不计;正与王阳明在龙场驿的心境相似。

那时皇帝住在南海子—一在永定门外之二十里,元朝名为“飞放泊”,是豢飞禽走兽之处;至明朝永乐年间,大加扩充,圈地一百二十里,修建一道长一万九千多丈的围墙,中心是一座高六丈,直径十九丈的高台,题名“晾鹰台”作为春萸秋狩的讲武之地。人清以后,在正北的大红门内,修了一座新行宫;皇帝因为不废骑射,同时便于与文学侍从之臣讲论经史,所以驻跸南海子的时候极多。

他的文学侍从之臣,是前一年亲自选定的,一共七个人,都是品学兼优的翰林。其中最受宠信的是方玄成,出身于安徽有名的世家;提起“桐城方家”,海内无不敬仰,崇祯年间名震江南的“四公子”中,有个湖广巡抚方孔炤的儿子方以智,就是他的宗族。

方玄成的父亲叫方拱乾,天启进士,在崇祯朝是东宫的讲官。李自成破京城,他被流寇抓住,后来设法脱身,逃到南京。那时南京正在闹真假太子案,如果太子是真,福王就得让位;因此马士英和阮大铖一开头就打定了主意,这个太子假也是假,真也是假,非把他弄成假的不可。

当然,福王是无有不同意马、阮的主张的,他把崇祯朝当翰林编修的刘正宗找了来说:“太子如果是真的,你们怎么安排我?你们是从前的讲官,应该仔细认清楚。”

这个暗示,刘正宗完全明白,当时便表示会意。但刘正宗虽是翰林院编修,派充东宫讲官,只因明朝不大重视皇子教育,他就从来不曾见过太子。所以在宫门会审时,只好多方设计套问;想问出他是不是穆宗的小女儿延庆公主驸马王昺的侄孙王之明?

这个自称太子的十八岁少年,真的就是王之明。但他年纪虽轻,言词老辣非凡,问他是不是王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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