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战争-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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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把我介绍到62支队来！”
“据说是你要求的！”
“我是要求到高炮部队去，并没有要求到太原来，难道安沛、宣光的高炮部队还少吗？他没有跟你说吗？踢我一脚要我滚得远远的！……”
“你不觉得你们闹到这个份上，就是连中央也对你们感到头疼吗？……”
孙家杰竟然垂下头去，那种沮丧之情从他的躬下的身躯里充分地突现出来。然后喃喃地说：
“世界，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我这次虽然受到了表扬，将来还可能立个三等功什么的，其实，我在炮连里，也只不过是个普通一兵！”
（三）精神的转化
“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受犬欺，我懊恼得差点跳红河，”孙家杰情绪冲动地说，“我们62支队是1966年冬天入越的，对国内的红卫兵造反闹事知道得很多，那时的部队还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红卫兵造反很不理解，甚至与我们为敌，就像在海拉尔，那队开进火车站的解放军，就是背对国际列车面对红卫兵，用刺刀挡住我们不让登车，对我们的辩论质问一概不理，用沉默来表示最大的轻蔑。那些省委市委负责人在我们面前打躬作揖，这些比我们只大两三岁的大兵竟敢用枪口对准我们。……”
孙家杰说到这里，对我们淡淡一笑，声调有点苦涩，用左手端起茶缸呷了几口，好像在转换情绪，我和乔文亚都沉默等待，不发一语，对他的新感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继续说：
“我们被铐着手押往河内，红卫兵精神就被挫去一半，心中恨恨不已，可是又毫无办法，只觉得一下子失去了神力，一到连队，战士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好像审视着一个外星人。其实我非常狼狈，破衣、烂衫、头发蓬乱而且还长着黑黑的唇髭，手上脸上还留有荆刺的划痕。他妈的，自从离开国境之后，就没有一个人怜惜我们！
“只有指导员理解我的心情，他让我洗干涮净换上不带任何标志的军服之后，开了个小型的欢迎会，他说：‘孙家杰同志是反修反帝的小英雄，是咱们援越抗美部队Ｃ支队孙支队长的大公子，子承父志到越南来打美帝！’我听了这些强加在我身上的话，身上就起鸡皮疙瘩，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接着说，‘红卫兵的根本精神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他是五个伟大的代表了，是二炮班的新战士，他保证能勇敢战斗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把对美帝的千吨仇万吨恨推进炮膛，把敌机揍个空中爆炸落地开花！’……”
“这是很高明的紧箍咒！”乔文亚给孙家杰续水。
“可是，我们的班长却对我非常严厉，进班第一天，就叫我上阵地！‘红卫兵，心最红，见到困难打冲锋！’成了班里讽刺挖苦我的顺口溜。‘阵地上没有走资派，你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我觉得这是对红卫兵的亵渎，想发作，可又孤掌难鸣。接着又有人来‘维护’我，……‘喂喂，你们怎么这样对待小孙，人家是受过毛主席表扬的！’‘你怎么知道的？’你们听，‘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当心挨他的金箍棒！’
“从此，孙大圣就成了我的浑号，我一时成了全班调侃的对象，有人要我谈谈北上反修和北京红卫兵各派斗争，班长却坚决制止，他说，国外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国内文革情况不准乱说！
“他妈的，我真有点受不住了，气得想跳，恼得想哭，一出国门就带镣铐、挨脚踢、遭奚落、受挖苦。我孙大圣可从来不是软蛋子，可是，你发火找不到对象，你诉苦找不到朋友，你想争辩，找不到对手，我只有埋头苦干，不是苦干是死干。一个星期，我就成了炮班的全能！装填、瞄准、射击全都行。班长自然就表扬我，那时，美国佬为了争取他妈的什么资本，来了个暂停轰炸，我老孙就天天盯着天空盼望敌机来。……
“他妈的，全连都在讽刺我：‘咱连来了个孙大圣，吓得敌机都不敢来了，弄得咱们连杀敌立功的机会也没有了！’我曾起过一抬腿就走的念头，可是，我已经入了连队的花名册，不就成了临阵脱逃的怕死鬼了吗？一发现不是红卫兵了，我就蒙头大哭，好像脱胎换了骨，身份变了，灵魂也变了。我暗下决心：谁英雄谁好汉，高炮阵地上见。……
“可是，美国佬就是不来炸，又有人挖苦我：‘孙大圣，别说敌机不好打，就是你上天抓下三架来，也未必能上天安门。还是去干揪斗走资派的红卫兵好，抬腿就进中南海！’我对这一些善意的恶意的有意的无意的讽刺调侃一概不理会，精心钻研炮兵技术，锻炼作战本领，除了父母给我遗传的倔强之外，红卫兵精神都磨光了。我的心就像一颗被捆绑着的炸弹，单等到一个适当的机会投出去，来一声撼天动地的轰响！……”
“小孙，你这段话挺有水平，”乔文亚由衷地称赞说，“我不但理解你的现在，也理解你的过去了。”
“返璞归真，恢复常态，……”我笑笑说，“应该有一个痛苦的过程！”
“可是压力不断地增大，有一次出现了危机，有一天同班战士悄悄问我说，‘听说你们北上反修，是冲上国际列车，抱着俄罗斯小姐在车厢里打滚，那味道怎么样？’我怒不可遏，跳起来甩手给他一个耳光，回答他，‘就是这种味道！……你要不要再尝一尝？’可好，全连传遍，孙家杰打人！一直反映到支队部，看我老子的情面——没有开除，给了个可以不写进鉴定书的当面口头警告。……美国佬他妈的老是不来，可把我憋死了。
“我曾起过带支冲锋枪潜入南方打游击的念头，仔细一盘算，觉得不行，沿路布满了部队——有越南的、我们的、苏修的，碰上哪一种部队都会把我扣住：既可以说我持枪行凶，又可以说我拖枪逃跑。说不定来个无限上纲上线，说我拖枪投敌。……可是，那一耳光，我不后悔，谁敢那样糟踏我，我还是会那样干的，甚至不只是耳光，我会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然后再砸烂他的狗头！”我忍不住为他补充了一句。
孙家杰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我终于盼到了，1967年1月15日，美机恢复对太原的轰炸，来势凶猛，我们守卫的刘舍车站一片火海，我们高炮阵地就像发疟疾一样颤抖，我们的炮位像坐在颠簸得要命的吉普车上，不停地跳动，我们的连长、指导员都在阵地上指挥，战友们都个个同仇敌汽，咬牙切齿两眼血红，唯独我是含着微笑进行射击。那是一种迷人的音乐，我看到我发射的炮弹在敌机近旁炸开一朵朵灰白色的爆烟，我的心就被一种狂欢所陶醉，那滋味就像足球场上踢了一只擦边而进的球。
“飞机向我们阵地发射导弹，反复扫射，弹片扇起的热风扑到我的脸上，我丝毫也没有惊慌的感觉，排除高炮故障，显得特别沉稳，我们的班长腿部受伤，我立即代替他指挥，那时我非常自豪自信，记起爸爸老是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当兵就应该作一个真正的军人！’今天，我算懂得了‘真正的’是什么含意。
“我们班长进了医疗队，我就代理班长，从1月15日到2月4日，我们进行过四次战斗。我们班在2月3号打下了一架敌机。……那是一架F—105，据说飞机上的驾驶员是一名上尉。我就一直想见见这个飞贼，带瓶者烧给他，感谢他给我们炮连送来一个集体二等功！
“我心里还想来一次运气。越北将来击落敌机899架时，最后那一架应该是落在我们阵地上。你们可知道：1966年的11月27日，越南北方累计击落敌机800架，最后那一架是61支队打下来的，结果胡志明主席亲自发电祝贺，并且授予击落第800架飞机的大队一级国旗勋章。我想，也许我能当一个击落敌机第900架的幸运射手。……
“不是向你们夸口，我觉得我有军事天才，不光勇敢，还会动脑筋。高炮团研究对空射击战术，作训股长指名要我参加。我提了个‘以假掩真’的建议，立即被支队采纳。……”
“怎么以假掩真？”乔文亚问。
“因为我们的高炮阵地基本上是固定的，很容易遭受敌机攻击，敌机也容易避开我们的炮火，钻我们的空子。我们可以在阵地附近重设一个假阵地，让敌人真假难分。来个真假结合，动静结合，打打敌人的伏击和游击。……当然各高炮部队都有很多创造，我的想法也在这些创造之内。……
“这次受伤倒是没有什么好说，只能说轻伤不下火线，一直战斗底。……”
孙家杰又向我询问了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只能简单地告诉了他，当他听说红卫兵运动——四处大串联。在1967年初就基本结束，以各地造反派的兴起代表了他们，他们的使命完成了。他竟慨叹了几声，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感情。
晚饭前，指导员和宣教股长来看我们，说炮团的梁政委来陪我们吃顿便饭。因为我不会吃酒，最不善于席间应酬，一再婉谢。但盛情难却。席间他们开怀畅饮，我是多碰杯多吃菜，象征性的用酒杯沾沾唇。在席间团政委把孙家杰夸奖了几句，要我们告诉孙支队长放心。
饭后，指导员和孙家杰告辞，临走时，这位孙大圣竟然流露出某种留恋之情，我们互相约定回国后再见。我也答应路过上海时去看看他妈妈。这时候，宣教股长已经打开了招待所的一间‘贵宾室’，这是招待上面来视察的首长们临时休息的地方。然后便漫无边际地扯谈，说些关起门来才能说的话。显然，他们非常注意目前国内运动发展的状况。好像预测一下不久归国之后自己的命运。……因为这时候，部队“三支”、“两军”已经开始，深深地卷入了地方“文化大革命”，“砸烂总政阎王殿”。再加一句“水浅王八多”，由此辐射出去，狠揪军内一小撮。不知牵动了多少人，震骇了多少人。连累了多少人，在国外的人都想想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
后来又转向了美国战俘，梁政委发了许多感慨：
“我们高炮部队只能打下敌机，却很难抓到飞行员，因为飞机差不多都落进山林里，我们抽不出部队去捕俘，许多飞行员大都落在越南的群众手里，……在越南，是全民捉‘飞贼’，连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也敢抓！
“我们的施工部队也抓到不少，抓到后也得交给越方。美国人把战俘看得特重，为救一个飞行员，可以不惜血本。飞行员一落地，确定了被击落的方位，就用微型发报机通知基地，基地就派大量战斗机把这个地区包围起来，再用救护直升机把那飞行员叼出去。……”
“这种办法并不有效，往往是赔了妇人又折兵！”宣教股长补充说。
“但它可以说明美国对飞行员的重视，‘战俘’对越南来说也是‘宝贝蛋’，他是巴黎谈判桌上一个很重的砝码。……”
“听说飞行员身上都带一张‘投降书’。这在我们看来有点不可思议。那将被视为怕死鬼的行径！”我插进去说道。
“这是美国人特有的人生价值观，东方人很难接受，我们的口号是宁死不作俘虏！”梁政委不无感慨地说，“我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当时我当指导员，不怕负伤不怕死，就是怕被俘。因为一旦被俘就被视为耻辱、视为叛逆，和叛变只差一步，这是最可怕的境地！我的一个同乡当了战俘，从济州岛第八战俘营回来后，无人理他，半年后就死了，是郁闷绝望而死的。最使他不能忍受的是至爱亲朋都不原谅他，人家是挂着英雄奖章回来的，你是当了俘虏回来的，父母妻子怎么有脸见人？其实，他是受了重伤后被俘的，‘当时，我死了就好了！’这是他留下的一句憾恨终生的话。……”
“我们对部队的教育就是拚到最后一口气，誓死不投降！这是东方和西方的人生观念上的根本差别！”
“哪一种最合理呢？”乔文亚提出了疑问。
“在西方，认为在无法战胜又无法脱逃的情况下，是允许投降的，不投降而作无谓的牺牲是不合理的，”梁政委说，“在二战期间，驻新加坡的英军司令帕西瓦尔将军率八万多英军向日军投降；驻关岛的美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也是全部投降日军的，就近处说，奠边府之战，法军指挥官德·卡斯特利将军就是举手投降的，法军投降达一万多人，光校级军官就四十多！……这里面没有合理不合理的问题，是一种不同的观念，你认为合理的他认为最不合理；你认为不合理的他认为最合理。……”
“不过，那面‘救命旗’可是写得太没有骨气了！”宣教股长说，“我看就是怕死鬼也写不出来，就像跪地求饶一样，一副可怜相！”
“听说想得挺周到！”我笑笑说，“在朝鲜战场上就听说了，只是没见过！”
“我见过！”宣教股长说，“完全是活命哲学，他们有一个20多公斤的救生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