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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章

中日大谍战-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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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蔚调皮地发问:“你们不是有严格的纪律吗?怎么用我这个局外人办这样机密事?”

梁父吟说:“原因当然有,我认为你比别人更方便、安全,你去接了头就明白了。这是对你的信任。你是个有良心的进步青年,有良心的中国人,心是相通的。”

杨小蔚一阵激动,梁父吟说得她心里热乎乎的,有他这话,叫她干什么她都没二话。

梁父吟给她一封密写信,嘱咐她亲手交给收信人。说:“你把这信给那人看了,就会把东西交给你,下边怎么处置,有人会帮你。不过有一条,你必须保证按指令办,能不能做到?”

太刺激了,太激动了,杨小蔚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浑身上下有的是力量。她肯定地用力点头,并且发誓,保证万无一失。

梁父吟又叮咛她:“当着任何人,包括收信人,也不准说出我来,能不能守口如瓶?”

“不就是把话烂在肚子里吗?行。”不过杨小蔚也有担心,“那他若问起来呢?我总得说出张三、李四来吧?指令又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梁父吟说:“他若问,你就说,朋友不让说。他应该不会问的。”

杨小蔚又庄重地点头。

·23·


第二十四章

1

这天白月朗拍完戏刚卸完妆,传达室把电话打到四棚棚长那里,说有人有急事找她。白月朗匆匆换上衣服,跑到满映大门口,原来是陈菊荣在等他,就问:“你不上课,跑来这儿干啥?”

陈菊荣要拉她到尾荣老师家里去看看,说:“有人捎信来,好像日子过不下去了,有人看见,他夫人在变卖家里的东西。”

照理说,尾荣先生应征参加“圣战”,家里应受照顾,怎么会穷到这地步了呢?白月朗答应马上向下饭导演去告假。

看来渡边佑子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在尾荣义卫住的小胡同口,她开始变卖家里的东西。几幅床单铺在地上,上面摆着些家庭生活用品,书籍、小闹表、笔筒、砚台、毛笔、手电筒、棒球手套、男人的旧衣服、刀具、台灯,应有尽有。

旁边立着一块小黑板,用中日两种文字写着“贱卖”二字。

渡边佑子一脸忧戚地跪坐在那里,一有人光顾,她就哈腰说:“请买吧,价钱听便,拜托了。”

一个穿长衫看样子有点文化的中年人拿起雕花笔筒问:“这个卖多少钱?”

渡边佑子很好说话,说:“这是我家先生最心爱的东西,没用了,想拿就拿去吧,钱随便给吧。”

那人扔下一块钱,拿走了笔筒。

有人很粗暴地上来干涉了,说:“不行,一块钱就把花梨木笔筒拿走了?太会拣便宜了。”说话的原来是唐庆华,他竟伸手夺了回来,把一块钱强行塞还给那个买主。

买主不依地说:“你算干什么的?我愿买,她愿卖,周瑜打黄盖呀!”

跟着,宋伯元上来说:“这是尾荣老师最心爱的东西,贵贱不能卖,老师从前线回来,他会伤心的。”

这一说,渡边佑子禁不住嘤嘤啜泣起来。

买主一见围过来了一大群穿操衣的医科大学生,不敢多说,悻悻地走了。

这时陈菊荣和白月朗也赶到了,周晓云和陈菊荣搀起哭泣的渡边佑子,强行替她收摊,用床单包起零碎东西,不准她再卖,扶她进屋去了。

与从前整洁温馨的家相比,渡边佑子的屋子里显得零乱、冷清、破落,家具都没了,可能早折腾卖了,像要搬家的样子。

一进屋,白月朗就说:“这是怎么了?家具都折腾卖了,不过日子了吗?尾荣老师回来该多伤心啊!”一听这话,渡边佑子跪坐在榻榻米上,几乎就是痛哭失声了。

大家正纳闷,唐庆华突然一指北墙,人们全惊呆了,墙上挂着尾荣义卫的照片,是披了黑纱的,像下花架上摆着一个用白布包着的骨灰盒。

陈菊荣最先喊了出来,“怎么了?尾荣老师怎么了?”

难道尾荣义卫真的战殁了,大家不敢相信这样的现实,谁都不愿把尾荣义卫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然而骨灰盒、遗像是真实而残酷的。渡边佑子哭着说:“尾荣再也回不来了,走时是一个大活人,回来的是一盒骨灰呀。”

白月朗说:“太不幸了,日本人发动的这场战争,也使像尾荣老师这样的好人遭殃了。”

陈菊荣不明白,问:“尾荣义卫既然是为日本战殁的,应当给抚恤金啊,怎么到了师娘变卖东西的地步了呢?”

渡边佑子更哭得哀戚了,她说:“我听说尾荣不是好兵,他参加了士兵反战同盟,这是背叛天皇啊!不但一元钱抚恤金不给,还要罚有罪者家属,我想回日本去都不准。”

唐庆华大声吼叫说:“太缺德了!”

但同学们也由此加深了对尾荣义卫的敬重,作为一个日本人,敢站出来公开反战,那得有多大的勇气呀!联想起他平素为人,更发自内心地崇敬他。白月朗带头,大家在尾荣义卫遗像前列队,深深三鞠躬。白月朗劝渡边佑子道:“别难过了,有困难跟我们说,尾荣老师不在了,他的学生在,我们有饭吃,也有你一口饭吃。”

说完她第一个掏出钱来拍在桌上,大家纷纷解囊,或多或少,连钢镚都从兜里抠出来,叮叮当当地扔在茶盘里,堆了不少,深受感动的渡边佑子给他们跪下了,说:“尾荣呀,你该闭上眼睛了,你有这么多教过的好学生啊。”

2

一阵叩门声惊动了伏案写作的梁父吟,他问了一句“谁”,外面是个女人的声音:“是我。”

梁父吟疑惑地拉开门,竟是徐晴,这令梁父吟深感意外,他们虽互相认识,却从无交往。徐晴今天显然没有刻意打扮,穿得朴实无华,反倒比从前的雍容华贵耐看。

既然上门,梁父吟不能拒访,他作出惊讶表情说:“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弘报处的徐课长吧?对了,现在晋升处长了。”

徐晴说了一句:“不请我进去吗?不欢迎?”并不等他回答,迈步进屋,梁父吟这才向门旁一闪说:“请吧,你这位贵宾,请都请不到啊。”

徐晴以老熟人自居,笑道:“不至于认不出吧?弘报处还推荐过你梁父吟的作品得奖呢,怎么一转眼就不认识人了呢?”

梁父吟也不忘回敬一句说:“弘报处也把我叫去训斥过,我这人记性不好。”

徐晴环顾一下房间,风姿绰约地一笑说:“大作家这屋子装潢得很漂亮啊,花了不少钱吧?”

梁父吟很自得地称免费,说:“这是宪兵司令部给装的。”

徐晴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夸张地说:“哟,还是大作家有面子。”徐晴大方地坐到沙发上说:“言不由衷吧?你不是说,我们弘报处的人是每人手执一面拘魂牌,专门带文人下地狱的吗?”

梁父吟一边给她沏茶,一边笑着说:“哎呀,这是什么人跟我过不去呀,我怎么敢这么放肆?”

“别人这么放肆,那非同小可。”徐晴说,“你梁父吟不同,我并不介意,权当玩笑。”

梁父吟说:“是吗?何以有这样的区别?”

徐晴有她的理由,说:“一是因为你名气大,二是你背后靠着一根镀了金的柱子,事事庇护,日本人也憷他三分。”言下之意,徐晴也不敢招惹他。

梁父吟一猜便知她指的是甘粕正彦,这几乎是艺文圈里的共识。

“除了他还有谁!”徐晴说的正是甘粕正彦。

梁父吟正好借机表白,他一本正经地说:“这倒不是空穴来风。甘粕先生是个礼贤下士的人,为人谦和,有学养,是可以交朋友的人,为他这样的人卖力气值得,士为知己者死嘛!”他把自己打扮成知道报恩、忠于日本人的角色。

徐晴点头笑道:“甘粕先生没白对你好。你也许不知道,这次抄家搜查电台,一开始甘粕先生就反对,替你打保票,事后又逼着宪兵队道歉,都是他在主持公道,宪兵队给谁道过歉?”

“这倒是。”梁父吟说,“庇护我的细节,甘粕先生反而没跟我提起过,但我心里是有数。”

徐晴说:“我是专门和文人打交道的,满洲大大小小的作家、记者、明星、报人,我几乎都打过交道,不敢说朋友遍天下吧,也总是有几个知己。知道为什么我喜欢交文人朋友吗?”

梁父吟故意把话说得富于刺激性,这也才符合他的个性,他竟然说:“是便于监视,好纠正他们出格的思想、言论,我说得对不对?”

徐晴并不生气,反而笑着说:“你不厚道,把我说得这么坏。”

梁父吟诡辩说:“这是说你好,忠于职守,哪能叫坏呢。”

徐晴说:“看起来,你梁父吟可不是个光会发牢骚、放炮的人,你很狡猾呀!”

梁父吟也同样不为自己辩解,用一阵笑声为自己打了掩护。

闲扯了一阵,徐晴走到写字台前,随手翻着他的稿子,是一部历史小说,《万历与张居正》,徐晴似乎不感兴趣,说:“除了《林则徐》就是《张居正》,怎么光写远不写近?”

在伪满洲国,如果官方说某一位作家厚古薄今,那可不是褒奖,而是危险信号,这等于说你不想为当局歌功颂德,还有借古讽今的嫌疑。所以梁父吟作出诚惶诚恐的神情,连呼冤枉,说:“我是古今并举,不分厚薄,去年出版的《黑土魂》,不是写当今乡下人生活的吗?”随即又将了徐晴一军,“你是审查官,我还记得,你一共勒令我删去四十九段,加上个别词句,总共砍杀共两千八百二十八字呢。”

徐晴咯咯地笑起来,说:“方才你还说记性不好,可记仇的本事够惊人的了!删多少字都记得这么精确。”

梁父吟说:“记仇不敢,我只是想纠正徐处长,我也还是写过现实题材作品的。”

徐晴不想再纠缠下去了,她说不过梁父吟,这人是幽默大师,又是辩才。徐晴清清嗓子,说:“书归正传,这儿有一个题材,关东军急于要搬上银幕,想请一位知名作家尽快完成剧本,无论知名度还是写作速度,在满洲,你梁父吟都是首屈一指,怎么样?不会谢绝吧?”

梁父吟拍拍桌上的稿子,说:“我还真得谢绝,正写着的这部小说,是跟出版社签了合约的,违约,是要交罚金的。”

这难不倒徐晴,她说:“出版社的合同算什么。一定要罚的话,罚金弘报处替你出,话又说回来,我徐晴出面,哪家出版商敢要罚金,除非他想关门大吉。”

梁父吟只得说:“这样不好,有以势压人之嫌,我夹在中间也不好做人。”

徐晴很不高兴,说:“说了半天,你连是什么题材都不问,太不够意思了吧?”徐晴归结为看不起她,说得更重一点,“你是有意跟甘粕正彦过不去。”

怎么又把甘粕先生扯上了?梁父吟已经意识到,徐晴此行是甘粕正彦派遣,至少是先来个火力侦察。

徐晴怕梁父吟死活不接这个活,就实话告诉他:“这题材可不是我徐晴心血来潮想出来的,甚至也不是甘粕先生授意,而是他从关东军司令部领来的差事,要拍电影,也是军方做主,请你出山,也是他理事长一锤定音。”

梁父吟沉思了半晌,在想对策。这些年来,梁父吟左躲右闪,坚持不写一部丧失国格、人格的作品,但在刺刀下洁身自好又谈何容易!这一次来头这么大,又这么突然,这让梁父吟毫无精神准备。

徐晴见他沉吟不语,以为他要拒绝,见他望着门旁的电话机,就说:“你一定以为我是打他的旗号,你这不是安电话了吗?你可以马上问甘粕正彦。”

梁父吟推托说:“想问,机会有得是,不必打电话打扰他了。”

徐晴早已走过去摇电话了,她说:“理事长在哈尔滨出差呢,我真不该打搅他。”可她还是很快接通了,“731总机吗?我是新京弘报处徐晴,马上给我接甘粕正彦理事长,0033号分机。”

少顷,徐晴对着听筒说:“是我。是呀,我知道不该轻易打这个电话,可这是万不得己呀。不是案子上的事,我是用作家的电话呀,对,对,不行啊,我根基浅,人缘也浅,请不动真神,还是你跟他说吧。什么?啊,好,好。”她伸手把话筒递给梁父吟。

梁父吟虽觉被动,不得不过来听电话:“理事长,我不是推,她说了,理事长是从关东军那里领来的差事,军令如山倒,我还敢当儿戏吗?可我有难处啊,写作不同于做木匠活,先打桌子、先打凳子一样,构思好了,写了一半,放不下呀。”他忽然顿住,只听对方语速很快地说了一大堆,接着“咔”地一声挂断了。

梁父吟望了望听筒,泄气地挂上。

徐晴幸灾乐祸地说:“怎么样?敬酒不吃吃罚酒吧?你还端着人家饭碗子呢,来不来就不听使唤了?”

梁父吟说:“到底是个什么题材呀?”

徐晴得胜地笑着说:“你倒是别问啊!”

3

白月朗今天刚发了薪金,她把自己关在房中,桌子上散开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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