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大谍战-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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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蔚调皮地发问：“你们不是有严格的纪律吗？怎么用我这个局外人办这样机密事？”
梁父吟说：“原因当然有，我认为你比别人更方便、安全，你去接了头就明白了。这是对你的信任。你是个有良心的进步青年，有良心的中国人，心是相通的。”
杨小蔚一阵激动，梁父吟说得她心里热乎乎的，有他这话，叫她干什么她都没二话。
梁父吟给她一封密写信，嘱咐她亲手交给收信人。说：“你把这信给那人看了，就会把东西交给你，下边怎么处置，有人会帮你。不过有一条，你必须保证按指令办，能不能做到？”
太刺激了，太激动了，杨小蔚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浑身上下有的是力量。她肯定地用力点头，并且发誓，保证万无一失。
梁父吟又叮咛她：“当着任何人，包括收信人，也不准说出我来，能不能守口如瓶？”
“不就是把话烂在肚子里吗？行。”不过杨小蔚也有担心，“那他若问起来呢？我总得说出张三、李四来吧？指令又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梁父吟说：“他若问，你就说，朋友不让说。他应该不会问的。”
杨小蔚又庄重地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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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1
这天白月朗拍完戏刚卸完妆，传达室把电话打到四棚棚长那里，说有人有急事找她。白月朗匆匆换上衣服，跑到满映大门口，原来是陈菊荣在等他，就问：“你不上课，跑来这儿干啥？”
陈菊荣要拉她到尾荣老师家里去看看，说：“有人捎信来，好像日子过不下去了，有人看见，他夫人在变卖家里的东西。”
照理说，尾荣先生应征参加“圣战”，家里应受照顾，怎么会穷到这地步了呢？白月朗答应马上向下饭导演去告假。
看来渡边佑子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在尾荣义卫住的小胡同口，她开始变卖家里的东西。几幅床单铺在地上，上面摆着些家庭生活用品，书籍、小闹表、笔筒、砚台、毛笔、手电筒、棒球手套、男人的旧衣服、刀具、台灯，应有尽有。
旁边立着一块小黑板，用中日两种文字写着“贱卖”二字。
渡边佑子一脸忧戚地跪坐在那里，一有人光顾，她就哈腰说：“请买吧，价钱听便，拜托了。”
一个穿长衫看样子有点文化的中年人拿起雕花笔筒问：“这个卖多少钱？”
渡边佑子很好说话，说：“这是我家先生最心爱的东西，没用了，想拿就拿去吧，钱随便给吧。”
那人扔下一块钱，拿走了笔筒。
有人很粗暴地上来干涉了，说：“不行，一块钱就把花梨木笔筒拿走了？太会拣便宜了。”说话的原来是唐庆华，他竟伸手夺了回来，把一块钱强行塞还给那个买主。
买主不依地说：“你算干什么的？我愿买，她愿卖，周瑜打黄盖呀！”
跟着，宋伯元上来说：“这是尾荣老师最心爱的东西，贵贱不能卖，老师从前线回来，他会伤心的。”
这一说，渡边佑子禁不住嘤嘤啜泣起来。
买主一见围过来了一大群穿操衣的医科大学生，不敢多说，悻悻地走了。
这时陈菊荣和白月朗也赶到了，周晓云和陈菊荣搀起哭泣的渡边佑子，强行替她收摊，用床单包起零碎东西，不准她再卖，扶她进屋去了。
与从前整洁温馨的家相比，渡边佑子的屋子里显得零乱、冷清、破落，家具都没了，可能早折腾卖了，像要搬家的样子。
一进屋，白月朗就说：“这是怎么了？家具都折腾卖了，不过日子了吗？尾荣老师回来该多伤心啊！”一听这话，渡边佑子跪坐在榻榻米上，几乎就是痛哭失声了。
大家正纳闷，唐庆华突然一指北墙，人们全惊呆了，墙上挂着尾荣义卫的照片，是披了黑纱的，像下花架上摆着一个用白布包着的骨灰盒。
陈菊荣最先喊了出来，“怎么了？尾荣老师怎么了？”
难道尾荣义卫真的战殁了，大家不敢相信这样的现实，谁都不愿把尾荣义卫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然而骨灰盒、遗像是真实而残酷的。渡边佑子哭着说：“尾荣再也回不来了，走时是一个大活人，回来的是一盒骨灰呀。”
白月朗说：“太不幸了，日本人发动的这场战争，也使像尾荣老师这样的好人遭殃了。”
陈菊荣不明白，问：“尾荣义卫既然是为日本战殁的，应当给抚恤金啊，怎么到了师娘变卖东西的地步了呢？”
渡边佑子更哭得哀戚了，她说：“我听说尾荣不是好兵，他参加了士兵反战同盟，这是背叛天皇啊！不但一元钱抚恤金不给，还要罚有罪者家属，我想回日本去都不准。”
唐庆华大声吼叫说：“太缺德了！”
但同学们也由此加深了对尾荣义卫的敬重，作为一个日本人，敢站出来公开反战，那得有多大的勇气呀！联想起他平素为人，更发自内心地崇敬他。白月朗带头，大家在尾荣义卫遗像前列队，深深三鞠躬。白月朗劝渡边佑子道：“别难过了，有困难跟我们说，尾荣老师不在了，他的学生在，我们有饭吃，也有你一口饭吃。”
说完她第一个掏出钱来拍在桌上，大家纷纷解囊，或多或少，连钢镚都从兜里抠出来，叮叮当当地扔在茶盘里，堆了不少，深受感动的渡边佑子给他们跪下了，说：“尾荣呀，你该闭上眼睛了，你有这么多教过的好学生啊。”
2
一阵叩门声惊动了伏案写作的梁父吟，他问了一句“谁”，外面是个女人的声音：“是我。”
梁父吟疑惑地拉开门，竟是徐晴，这令梁父吟深感意外，他们虽互相认识，却从无交往。徐晴今天显然没有刻意打扮，穿得朴实无华，反倒比从前的雍容华贵耐看。
既然上门，梁父吟不能拒访，他作出惊讶表情说：“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弘报处的徐课长吧？对了，现在晋升处长了。”
徐晴说了一句：“不请我进去吗？不欢迎？”并不等他回答，迈步进屋，梁父吟这才向门旁一闪说：“请吧，你这位贵宾，请都请不到啊。”
徐晴以老熟人自居，笑道：“不至于认不出吧？弘报处还推荐过你梁父吟的作品得奖呢，怎么一转眼就不认识人了呢？”
梁父吟也不忘回敬一句说：“弘报处也把我叫去训斥过，我这人记性不好。”
徐晴环顾一下房间，风姿绰约地一笑说：“大作家这屋子装潢得很漂亮啊，花了不少钱吧？”
梁父吟很自得地称免费，说：“这是宪兵司令部给装的。”
徐晴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夸张地说：“哟，还是大作家有面子。”徐晴大方地坐到沙发上说：“言不由衷吧？你不是说，我们弘报处的人是每人手执一面拘魂牌，专门带文人下地狱的吗？”
梁父吟一边给她沏茶，一边笑着说：“哎呀，这是什么人跟我过不去呀，我怎么敢这么放肆？”
“别人这么放肆，那非同小可。”徐晴说，“你梁父吟不同，我并不介意，权当玩笑。”
梁父吟说：“是吗？何以有这样的区别？”
徐晴有她的理由，说：“一是因为你名气大，二是你背后靠着一根镀了金的柱子，事事庇护，日本人也憷他三分。”言下之意，徐晴也不敢招惹他。
梁父吟一猜便知她指的是甘粕正彦，这几乎是艺文圈里的共识。
“除了他还有谁！”徐晴说的正是甘粕正彦。
梁父吟正好借机表白，他一本正经地说：“这倒不是空穴来风。甘粕先生是个礼贤下士的人，为人谦和，有学养，是可以交朋友的人，为他这样的人卖力气值得，士为知己者死嘛！”他把自己打扮成知道报恩、忠于日本人的角色。
徐晴点头笑道：“甘粕先生没白对你好。你也许不知道，这次抄家搜查电台，一开始甘粕先生就反对，替你打保票，事后又逼着宪兵队道歉，都是他在主持公道，宪兵队给谁道过歉？”
“这倒是。”梁父吟说，“庇护我的细节，甘粕先生反而没跟我提起过，但我心里是有数。”
徐晴说：“我是专门和文人打交道的，满洲大大小小的作家、记者、明星、报人，我几乎都打过交道，不敢说朋友遍天下吧，也总是有几个知己。知道为什么我喜欢交文人朋友吗？”
梁父吟故意把话说得富于刺激性，这也才符合他的个性，他竟然说：“是便于监视，好纠正他们出格的思想、言论，我说得对不对？”
徐晴并不生气，反而笑着说：“你不厚道，把我说得这么坏。”
梁父吟诡辩说：“这是说你好，忠于职守，哪能叫坏呢。”
徐晴说：“看起来，你梁父吟可不是个光会发牢骚、放炮的人，你很狡猾呀！”
梁父吟也同样不为自己辩解，用一阵笑声为自己打了掩护。
闲扯了一阵，徐晴走到写字台前，随手翻着他的稿子，是一部历史小说，《万历与张居正》，徐晴似乎不感兴趣，说：“除了《林则徐》就是《张居正》，怎么光写远不写近？”
在伪满洲国，如果官方说某一位作家厚古薄今，那可不是褒奖，而是危险信号，这等于说你不想为当局歌功颂德，还有借古讽今的嫌疑。所以梁父吟作出诚惶诚恐的神情，连呼冤枉，说：“我是古今并举，不分厚薄，去年出版的《黑土魂》，不是写当今乡下人生活的吗？”随即又将了徐晴一军，“你是审查官，我还记得，你一共勒令我删去四十九段，加上个别词句，总共砍杀共两千八百二十八字呢。”
徐晴咯咯地笑起来，说：“方才你还说记性不好，可记仇的本事够惊人的了！删多少字都记得这么精确。”
梁父吟说：“记仇不敢，我只是想纠正徐处长，我也还是写过现实题材作品的。”
徐晴不想再纠缠下去了，她说不过梁父吟，这人是幽默大师，又是辩才。徐晴清清嗓子，说：“书归正传，这儿有一个题材，关东军急于要搬上银幕，想请一位知名作家尽快完成剧本，无论知名度还是写作速度，在满洲，你梁父吟都是首屈一指，怎么样？不会谢绝吧？”
梁父吟拍拍桌上的稿子，说：“我还真得谢绝，正写着的这部小说，是跟出版社签了合约的，违约，是要交罚金的。”
这难不倒徐晴，她说：“出版社的合同算什么。一定要罚的话，罚金弘报处替你出，话又说回来，我徐晴出面，哪家出版商敢要罚金，除非他想关门大吉。”
梁父吟只得说：“这样不好，有以势压人之嫌，我夹在中间也不好做人。”
徐晴很不高兴，说：“说了半天，你连是什么题材都不问，太不够意思了吧？”徐晴归结为看不起她，说得更重一点，“你是有意跟甘粕正彦过不去。”
怎么又把甘粕先生扯上了？梁父吟已经意识到，徐晴此行是甘粕正彦派遣，至少是先来个火力侦察。
徐晴怕梁父吟死活不接这个活，就实话告诉他：“这题材可不是我徐晴心血来潮想出来的，甚至也不是甘粕先生授意，而是他从关东军司令部领来的差事，要拍电影，也是军方做主，请你出山，也是他理事长一锤定音。”
梁父吟沉思了半晌，在想对策。这些年来，梁父吟左躲右闪，坚持不写一部丧失国格、人格的作品，但在刺刀下洁身自好又谈何容易！这一次来头这么大，又这么突然，这让梁父吟毫无精神准备。
徐晴见他沉吟不语，以为他要拒绝，见他望着门旁的电话机，就说：“你一定以为我是打他的旗号，你这不是安电话了吗？你可以马上问甘粕正彦。”
梁父吟推托说：“想问，机会有得是，不必打电话打扰他了。”
徐晴早已走过去摇电话了，她说：“理事长在哈尔滨出差呢，我真不该打搅他。”可她还是很快接通了，“731总机吗？我是新京弘报处徐晴，马上给我接甘粕正彦理事长，0033号分机。”
少顷，徐晴对着听筒说：“是我。是呀，我知道不该轻易打这个电话，可这是万不得己呀。不是案子上的事，我是用作家的电话呀，对，对，不行啊，我根基浅，人缘也浅，请不动真神，还是你跟他说吧。什么？啊，好，好。”她伸手把话筒递给梁父吟。
梁父吟虽觉被动，不得不过来听电话：“理事长，我不是推，她说了，理事长是从关东军那里领来的差事，军令如山倒，我还敢当儿戏吗？可我有难处啊，写作不同于做木匠活，先打桌子、先打凳子一样，构思好了，写了一半，放不下呀。”他忽然顿住，只听对方语速很快地说了一大堆，接着“咔”地一声挂断了。
梁父吟望了望听筒，泄气地挂上。
徐晴幸灾乐祸地说：“怎么样？敬酒不吃吃罚酒吧？你还端着人家饭碗子呢，来不来就不听使唤了？”
梁父吟说：“到底是个什么题材呀？”
徐晴得胜地笑着说：“你倒是别问啊！”
3
白月朗今天刚发了薪金，她把自己关在房中，桌子上散开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