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字旗下的第三帝国-第2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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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为了建造这两艘潜艇，波兰甚至举行了全国募捐来筹措所需资金。“雄鹰”号水下排水量为1473吨，水上航速为20节，武器主要包括：20枚直径为550毫米口径的鱼雷（其中6枚装填在鱼雷发射管内）、一门105毫米口径火炮、两门40毫米口径防空炮、两挺舰载机枪，总计搭载60名乘员。
德意志第三帝国向波兰宣战后，波兰的“雄鹰”号便被部署在格但斯克海峡担负作战任务。9月4日，潜艇空气压缩机的管道系统出现故障，潜艇需要前往瑞典南部哥得兰岛进行维修。但是祸不单行，正在行进中的“雄鹰”号又碰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潜艇指挥官科洛茨科夫斯基此时得了重病，艇上的医生怀疑艇长得了伤寒，而且会传染给所有人。9月12日，他们最后决定改道前往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为艇长求医。9月14日晚，他们赶到了塔林，第二天早上艇长被送到了医院，最后被确诊为疲劳过度，而非伤寒。重病中的艇长随后便留在塔林医院中静养，从此再也未能登上他的潜艇。随艇医生的误诊不但影响了这位艇长后来的命运，这个事件的影响是当时波兰和爱沙尼亚都没有想到的。
波兰潜艇到来的消息传到了塔林的德意志大使馆，德大使立即约见塔林官员要求立即扣留“雄鹰”号。这一情报传到“雄鹰”号后，虽然艇长还在医院就诊，但艇员们还是决定立即启航离开塔林。但不巧的是，9月15日白天德国货船“塔拉塔”号刚好从塔林出发前往德国，因此“雄鹰”号无法立即启航逃离。（根据国际法规定，双方交战国船只如果从同一中立国港口出发，那么前后时间间隔不能少于24个小时。）滞留在港内的“雄鹰”号被迫又等了整整一天，最终还是被爱沙尼亚当局扣留了。
时任爱沙尼亚军队总司令的约翰…拉伊多内将军主持召开了特别会议，商讨如何处置波兰潜艇一事，最后决定拆卸潜艇上的鱼雷、弹药和火炮尾闩，没收艇上的海图及导航设备，所有艇员也要被囚禁在沿岸的兵营内。9月16日，还不放心的爱沙尼亚当局又下令抽取潜艇上的燃油。随后爱沙尼亚的报纸向外界报道了爱沙尼亚扣留波兰潜艇一事。
如果事件发展到这里一切顺利的话也就算了，可是……后面的事情再一次让人大跌眼镜，由于爱沙尼亚的疏忽（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使得潜艇逃离了……
波兰潜艇的逃逸触怒了德意志第三帝国，却也正中了苏联的下怀。这个时候苏军早已向波兰进攻，他们正等待一个向爱沙尼亚动武的理由，听到这个消息苏维埃加盟共和国怎么能不欣喜万分？
德意志第三帝国驻爱沙尼亚大使来到爱沙尼亚外交部，对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爱沙尼亚官员冷冷地说道：“很显然，贵国放走波兰潜艇是非常恶劣的行为，这样的劣迹将永远被记录在贵国的历史上！”事件发生后，德海军部门又派出视察官员前往爱沙尼亚进行调查，在面对陪同的爱沙尼亚官员德官员的缄默其口，令爱沙尼亚政府官员们更加胆战心惊。
与德意志第三帝国冷淡的反应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当局异乎寻常的高调。9月19日，苏《真理报》发表了塔斯社的一份声明，声明指出：“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波兰海军的潜艇在波罗的海国家的支持下，正隐藏在三国海域内。9月18日爱沙尼亚政府有预谋地释放了已被扣留的波兰潜艇。苏红旗波罗的海舰队有必要采取相应的行动，以防范隐藏在波罗的海三国海域的潜艇活动。”就在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当局发表声明后不久，波兰另外4艘潜艇也被瑞典当局扣留，其中的“豺狼”号9月20日也逃到了英国。
在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强大的舆论攻势的配合下，莫斯科通过电台向爱沙尼亚政府频频施压。9月19日，苏外长莫洛托夫紧急召见爱沙尼亚驻莫斯科大使，正式向爱沙尼亚发出照会：“由于爱沙尼亚当局不恪守中立立场，帮助波兰潜艇逃逸，因此苏联海军将进入爱沙尼亚海域搜寻波兰潜艇。”
就在当天晚上，蓄谋已久的苏联派遣军舰开始沿着安格纳岛和纳伊萨尔岛一线进行巡逻，9架苏飞机也沿着塔林海岸低空飞行。由于当时局势非常紧张，爱沙尼亚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反制措施。第二天，苏海空军继续在爱沙尼亚空域和水域大肆活动。曾在沙俄军队担任过军官的爱沙尼亚三军总司令约翰…拉伊多内将军深谙俄国人的性格，为了不给苏维埃加盟共和国方面留下任何口实，他在9月20日严令禁止爱沙尼亚军队对侵入境内的苏军开火。
这或许是这个小**队统帅唯一能做的事情了？在此前的特别军事会议上有人曾建议在爱沙尼亚海域布雷以阻止苏军水面舰艇，但也被拉伊多内拒绝了，他无奈地对下属说道：“如果真有一艘苏联军舰触雷的话，那就会引起一场亡国的风暴！”虽然此时他对苏联的图谋一清二楚，但仍是无计可施。此时驻塔林的意大利大使向国内发回了这样一封电报：“这里蔓延着恐惧的气息，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以波兰潜艇逃逸为借口集结在爱沙尼亚边境上的军队，不但没有离开的迹象，反而还在不停地集结和演习，下一步将会入侵爱沙尼亚。爱沙尼亚当局不可能做出任何抵抗，而且这种抵抗也是徒劳的……”
由于波罗的海三国有相关联盟协约，自此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发动了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入侵……
从某一方面，德意志第三帝国是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吞并波罗的海三国的帮手，这也并不是白白的帮忙，而是按照事先的计划执行潜伏行动，为的就是在将来在对苏作战中起到关键作用。
海德里希声线充满了骄傲：“……在我们特工的帮助下，他们已经建立起抵抗阵线。我很有信心的告诉您，如果我国正式向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开战，那将是作为解放者的身份出现。”
徐阳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这也终于让他从犹豫不决中向对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宣战稍微倾斜了一些：“我现在需要的是情报部门的效率，那些被我们保护起来的苏军将领，他们有能力收拢旧部反对斯大林的统治吗？”
海德里希没有迟疑：“是的，我的元首！斯大林的清洗让苏军陷入惶恐不安的氛围，血腥的清洗让苏军军官不知道刽子手什么时候会伸出屠刀，他们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一旦我军推进……”他说着看向戈培尔，“……只要配合良好的宣传，苏军大部份会进行投降。”
戈培尔挑挑眉头并不说话，在宣传上他是大师。
徐阳站了起来，“那么……发动橘色计划，尽所能地去支持斯大林的反对者，我想看到的是一个处在内战当中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停顿一下，他凝声补充，“到了合适的时机，我们的军队会开过去！”
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一阵面面相觑，他们是军人不想也不知道那么多阴谋，听元首的意思是不直接宣战而是煽动苏军将领自己判断，说实话两人多多少少有一些失落感……
第一百四十：橘色方案（三）
第六卷：世界末日 第一百四十：橘色方案（三）
觉得无法那么容易战胜敌人时使用阴谋让敌人自己先乱内起来往往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德意志第三帝国并不是第一次使用这样的阴谋，像是在吞并奥地利的过程中就是先让奥地利内部产生矛盾，奥地利爆发政治上的矛盾让德意志第三帝国有了可乘之机，事实也说明一个内乱的国家是最容易被击败的，德意志第三帝国顺利吞并了奥地利。
当然，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与奥地利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奥地利可以说是德意志民族居多，吞并的过程是温和且没有多少抵抗的。
徐阳十分清楚一个事实，德意志第三帝国根本不可能完全吞并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事实上想让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灭亡都很难，毕竟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领土和人口实在太庞大了。他选择的方式是分裂苏维埃加盟共和国，而斯大林对国内的清洗恰恰提供了这个条件，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大清洗”是世界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政治浩劫，斯大林为了清洗其主要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分子，在1936发动肃反，官方统计是逮捕了120万人，占当时党员总数的一半。
斯大林的大清洗期间，1934年**选出的139个中央委员，有89个被逮捕并被枪决，1966个**代表中，有1108个“消失”了。托洛茨基就说：“为确立斯大林式的制度，需要的不是布尔什维克党，而倒是铲除布尔什维克党。”
这些仅仅是高层清洗中有据可查的确切数字。除高层以外，斯大林的大清洗究竟抓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没有准确的记载和答案，这注定会成为一个大谜团。
根据党卫军海外情报科的努力，证实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官方档案总共记载为350至450万人，而这仅仅是3年内的数据，按照党卫军海外情报科的查访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官方统计并不正确，斯大林大清洗可以说是不分对象的打击政敌，集中营和各个监狱关押的人数超过1700万，已有的死亡人数超过200万。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数字，可以想象出大清洗有多么地血腥。
噢……忘了说，集中营并不是德意志第三帝国想出来的东西，集中营于斯大林手中构思创建。
如果想要完完全全地查出斯大林大清洗总共有多少受害者是不现实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立国之初就充满了血腥，皇俄死在这群革命份子手里的人不下于250万，沙俄皇室更是被满门屠杀……
有一本《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多处涉及斯大林时期镇压的人数和规模。据统计的数字等比较权威的资料分析，在1937和1938年的两年里，大约有350－45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60－80万人是判了死刑的。
“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对被镇压者的人数作一个保守的估计。”沃尔科戈诺夫说：“我有许多文献，它们似乎可以间接地证明，350－450万受害者的数字比较接近实际。”
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许多大型建筑工程，如地铁、水电站、运河用的都是劳改犯。这是非常残酷的人力使用方法，例如被派到北极圈工地劳动的劳改犯，他们的服装和其他装备都是无法在那里生存的，更不用说劳动了。这些人据说只能坚持一个星期的劳动，然后就会“消失”。
而且，只有中央一级公布数字也是不够的，如果不配以各地区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统计，统计数字很难做到全面准确。特别是“大清洗”时期，无法无天现象极端严重，地方各级“肃反”机构乱抓乱杀事件相当普遍，有许多数字已无法统计。
在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大清洗”和历次社会政治运动中，不仅仅有“按反革命和最危险国事罪被判刑”的，还有许多按其他原因被判罪的，如所谓“破坏集体财产罪”、“破坏国家财产罪”、“破坏生产罪”、“破坏劳动纪律罪”、“不能完成播种计划罪”，等等， 其中有大量过不当罚、罪不当判的受害者。
最有代表性的是1932颁布的“麦穗法”， 一些人只是在集体农庄麦田里揪了几穗麦子，就要被关进劳改营达10 年之久。这些人都是按刑事罪判决的。其实； 他们作为“破坏分子”，犯了“破坏集体财产罪”，属于政治罪。
类似的例子在那个时代非常多。如在弗拉基米尔省苏兹达尔区，两个少年因为夜间牧马时在集体农庄菜园里摘吃了3 条黄瓜，他们就被法院判了8 年徒刑。事实上，这一类的“罪案”可以说多不胜数，仅仅是几年的时间有超过30万人因为没有出工、没有完成劳动日的任务、捡了“麦穗”以及其他问题被判刑。
这场镇压运动还波及到各个领域。在知识界，历史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艺术家等等数以几千计地被迫害、流放。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艺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载，得kao师徒代代相传。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苏维埃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40 年6 月26 日，通过了《关于转变到八小时工作日、七天工作周和禁止职工擅离企业和机关职守》的法令。依据法令， 职工擅离职守、迟到或早退，要判2 个月到半年 就地劳动改造。按照这种“破坏劳动纪律罪”，仅在1940 年下半年，就有209万人被判刑。
可见，无论“破坏集体或国家财产罪”，还是“破坏劳动纪律罪”，许多因“重大反革命罪”之外而判刑的人，都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