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责-第1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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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既然出了这件事,也正好对警察局来硬的,再次考验考验他们。对于结果,和当初他见到肖彦梁带着布店老板来报告时是一样的:既失望又高兴。
现在整件事情已经超出了自己所能够控制的范围。在上报情况后,傍晚时分,终于有了消息:三天后由横边浅负责捣毁所有的接应点,剩下的不用再管了。
“不用管了?”横边浅疑惑抵看着放下手里的电话。武田俊男什么通讯工具也没有带,就连事前约好的暗号,也仅仅是关于这件事的约定,上面如何和它联系?
事实上,对于如何处理宗俊生,肖彦梁和姜佑行他们却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就地处死,掩埋尸体。
肖彦梁讲完在宪兵队的一天一夜所发生的事情以后,布店的两个人长出了一口气。
“看来你的手下必须排除那些心浮气躁的人,不然对你们和我们都将是一场灾难。”作为老练的情报员和有着长时间作战经验的姜佑行,立刻指出了肖彦梁马上应该做的事情。
“姜老板的意思倒是和戴安平是一样的。”说到这里,肖彦梁接过已经缝补好了的裤子,笑着向姜佑行道谢。
“不用谢。大家能想到一块最好了。呵呵,我可是没有料到堂堂的警察局局长会一手捂着破裤子,直接来到小店。”姜佑行同样客气地说道。
想着肖彦梁当时的窘样,大家都笑了。笑声中这位大局长从容不迫地把裤子穿好了。
“对了,那几个人还希望你们可以帮忙带走。”笑了一阵,肖彦梁收起笑容说起了正事。
“没有问题。如果他们愿意留在我们部队,我们欢迎他们,不愿意的,我们会把他们送到国统区。”姜佑行同意了对方的请求。
回到警察局,看见警察们没精打采的样子,肖彦梁心里微微叹了口气。看见局长回来,大家懒懒散散都站起来。屋子里面的人也跟着出来了。
“大家都坐下吧。”肖彦梁伸出手做了个向下压压的手势:“今天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吧?以前我就给大家说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保命最重要,希望大家好好想一想我的话,早一点振作起来。”
正文 第一百二十七章 为何抗日
命最重要!
肖彦梁的确是说过这句话。从昨天起,一进入宪兵队,面对着日军的刺刀,还多人都吓坏了,一年多时间以前的经历又浮现在眼前。
“哦,彦梁老弟回来了?吃过饭了?”正想再说点什么,身后传来张旭的招呼声。
“大哥!”看着张旭满头的大汗,肖彦梁赶紧上前接过他的自行车架好。
“他妈的,看看你们的熊样!不过是进了一趟宪兵队罢了,就跟死了爹娘一样。哼!”张旭看一眼院子里精神委靡的手下,气得骂了一句。
“大家散了吧。”肖彦梁赶紧过来打圆场,拉着他进了办公室。
张旭是刚从家里报了平安过来的。一夜未归,高翠儿也是彻夜未眠地一直等着自己的男人。把事情的经过前后简单地说了一遍,高翠儿才放心地去睡了。
“除了叶克明、德贵送到你家里以外,其他受伤的人都在宿舍里面。并且按照你的吩咐,把我们的其他几个人派到你家里去照顾他们。”张旭把这边的情况说了一下。说起来也是幸运,新加入的五个人,除了刘文武自杀,叶克明重伤以外,竟没有一个被上刑的。
对于刘文武,两个人很是感慨了一番。肖彦梁把戴安平、姜佑行等人的意思简要地告诉了张旭,当然不是征求他的意见而算是一种通报吧。
“大哥,我们去看看受伤的兄弟们吧。”肖彦梁提议。
张旭点点头,两个人来到宿舍。看见局长来了,几个正在照顾伤员的警察没有象以前那样马上站好敬礼,而是投过来一道满是哀怨的眼神。
“兄弟们,大家受苦了。我,我……”肖彦梁不是没有看见手下们的神情,说了这一句却没有再往下说。
“局长,我们没有怪你们的意思。”一个背部受了伤,只能趴在床上的伤员艰难地扭过头说道:“要怪,只能怪我们命苦。他妈的这日本人真不是个东西,说打就打说杀就杀,这日子没法活了。”
话头一开,警察们开始唧唧喳喳地抱怨开了。令他们很奇怪的是肖彦梁、张旭这一回没有象以往那样,对他们的这种“大逆不道”的言论进行制止。
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视察完,已经是下午五点过了。
肖彦梁叫过一个警察,交给他几十块大洋,让他带人去给伤员买点好吃的,也给其他人改善改善伙食。让后和张旭一起回到家。他们准备晚饭后就开始决定那些人留下,那些人走。
回到家的时候,德贵、叶克明已经睡着了,吩咐雷浩出去买些酒菜,似乎有什么默契,肖彦梁他们不说话,其他人也没有说话。几个人竟然一句话没讲,在两个多小时时间里各怀心思,在怪异的气氛中把这顿晚饭艰难地吃完。
“兄弟们,对于这两天经过的事,大家有什么想法和教训没有?”收拾完桌子,肖彦梁终于开口问话了。
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好一会,朱明才狠狠地说道:“日本鬼子不是人,他妈的,死了鬼子兵还要老百姓去赔命。”
“就是,局长,你看我们以后还能杀鬼子吗?”话头一开,司徒云海跟着问道。横边浅的那一招“陪杀令”的确让这些警察感到十分为难。
“朱明,你能告诉我们,你当初为什么要杀日本人吗?”肖彦梁没有回答,沉思半晌,忽然问朱明。
“为什么?”朱明脸色一变,情绪忽然有些激动:“你为什么这么问我?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城人,四年前当了警察。前年鬼子在上海和我们打仗,几乎天天派飞机轰炸,我的爷爷和父母亲被炸死了。不久鬼子占领了这里,我的亲生姐姐为了让我逃走,被几十个鬼子抓住,活活糟蹋死了。我躲在城外,每天只能喝污水,吃草根。直到后来遇上黄局长和张队长带着人出来,便重新加入了他们,当了警察。
回到家,我可怜的姐姐已经被野狗吃得只剩下半边身子了。我原本想算了,国军打不过日本人,输了我无话可说,就老老实实过日子吧。可是去年在许子乡,那几个被大介洋三杀死的共党分子视死如归的气概,以及随后发生的屠杀,我想了很多。再后来德贵家发生的事情,我他妈的算是看透了,你就是当了汉奸,就是对鬼子再俯首帖耳,他还是不把你当人,想对你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原先的想法错了。狗日的,你不杀鬼子,鬼子就要来杀你。不把鬼子赶走,我们别想过日子。
所以后来有一天,明哥带着我们到城外的时候,我们碰见了两个骑摩托的鬼子,其中一人背着枪的刺刀上,竟然挂着一条女人内裤!他们也看见了我们,一边招手,一边大笑,像是干了什么开心的事情。就在他们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明哥突然拔枪向他们射击,枪声一响,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跟着拔枪射击。把一梭子子弹全部打光了。看着两具马蜂窝似的尸体,心里感觉不到害怕,而是说不出的痛快。”
说到这里,朱明拿起酒瓶,对着脖子就是一阵猛灌。
朱明说的,肖彦梁感到很惊讶:“哦?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事?”
“事后我们把尸体和摩托车都埋了,当然没人知道。”朱明骄傲地解释说。
“那一天参加行动了大概就是你们五个人吧?”既然是毁尸灭迹,他不知道这事也是正常的。只是心里一动,肖彦梁笑着随口问道。
几个人相互看了一下,点点头算是承认了。朱明更是竖起大拇指:“局长真是高明,这一点都猜得到。”
“少拍我马屁。这样的事参加的人太少不行,太多更不行。而且我记得有一阵分组外出巡逻的时候,你们几个正好在一组。”肖彦梁苦涩地笑了笑。他说的“有一阵子”正好是清明的那段时间。他又想起了许小菇。
“你呢?”原本向问孙毅的,却看见孙毅在喝酒,便转移到司徒云海身上。
“我是南通人,以前是保安团的士兵,我的父母是渔民。”似乎触及到了他内心不愿提起的伤痛,司徒云海闷了好一会才说起自己的事:
“民国21年(公元1932年――作者注,下同。)1月底,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将军的带领下,奋起抗击,当时的局势非常紧张。我的父母和两个妹妹就在那一年的2月初,在长江上被日本人的商船撞沉了。至今连尸首都没有找到。可怜我那最小的昧妹才九岁……”说到这件惨事,司徒云海忽然捂着脸失声哭起来。
没有人去劝他。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伤心事。哭一哭或许会非常减轻心里面的悲伤。
哭了一阵,司徒云海擦干眼泪继续说道:“那时我就和鬼子结下深仇了。老子就是搞不懂,我们和鬼子在上海打得那么激烈,为什么这日本的商船还能在江面上畅通无阻?为什么这仗打完了,我们却不能在上海、苏州驻军?”
为什么不能驻军,肖彦梁倒是知道。民国21年在上海爆发的1。28淞沪抗战,他也曾经为前线捐了一个月的工资。很多情况只能从报纸上看到。当时在1。28淞沪抗战的前不久,也就是民国20年的12月15日,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集三“主席”于一身的蒋主席刚刚宣布下野,国民政府一团遭,竟没有向上海派遣过增援部队!
后来在5月5日,双方在上海签订了《上海停战协议》(又称《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安亭、昆山、苏州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可进驻“若干”军队。这就是司徒云海说的“不能在上海、苏州驻军”的来由。
肖彦梁还记得,曾经有小道消息说,不派增援部队,是蒋主席的密令。因为蒋主席于民国21年1月11日,在老家奉化溪口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讲话,表示“不可轻言绝交宣战”,中国只能作“外交之抗争”、“经济之抗争”,但“不订丧权割地之条约”,同时防止“不逞之徒”乘机“倾覆政府”。否则“如果对日开战,三天就要亡国”。
联想到国军对共产党的几次围剿都大败而归,肖彦梁此时方才明白蒋主席后来说的话:“民国21年‘一二八’淞沪之战,共匪乘机扩大了湘赣粤闽的‘苏区’,就在瑞金成立所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豫鄂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相互联系,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皖豫七省,总计面积至20万平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慌,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这时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国家面临此两个战争,为了挽救着严重的危机,又一致要求我复职,继续承担困难。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那时,已经应该改口叫他“蒋委员长”了――他在3月6日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
简单地把司徒云海刚才说的向几个人解释了一下,肖彦梁示意司徒云海继续说。
“再后来,十九路军被调到了福建。有一次我跟随我们大队长参加县长的宴会,在喝酒的时候,县长故作神秘地问我们大队长:‘嘿嘿,知道十九路军为什么调到福建吗?’大队长说不知道,那个狗日的县长回答说:‘委员长说了,十九路军那么能打,日本人都打不过他,就调他们到福建打红军去。’我当时那个气,恨不能一枪毙了县长。
过了一年,就是(民国)22年年底,听说十九路军和共匪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议》,发表了《人民权利宣言》,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我们被命令准备集结南下,进入福建剿灭叛乱。
我心里矛盾的很。我想不通,为什么要剿灭一支英勇抗战的军队?他们的所谓叛乱,也就是因为国民政府不抗日,一味退缩造成的。后来没等我们南下,(民国)23年年1月叛乱被平息,我们也解除了警备。又过了一年,我退伍不干了。在这样的不抗日的队伍里有什么好干的?还不如拉黄包车。
(民国)26年8。13淞沪抗战爆发,我想重新参军打鬼子,可是等我赶到原部队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上海上了前线,我当时心里的那个悔,肠子都悔青了。没法子,只好继续拉黄包车。不久,国军大撤退,南通被鬼子占领了。进了城,鬼子到处杀人抢东西,我就咽不下这口气,找准机会,用家里的菜刀杀了三个闯入我家的鬼子。当然我也没敢出门,出门肯定被打死。后来局势稍稍换了一点,鬼子又四处抓民夫,给他们挑东西,往东边走,就这样,我也被抓了。
沿途走的都是日本鬼子,和他们一起的还有我们这些大量的民夫。路边上到处是尸体,有被奸杀的女人,有被撕成两半的孩子。看得多了,也就麻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