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路军战记-第1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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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望着蒋介石说道：“我们河南参政员代表全省民众恳请委员长为我们主持公道！”
听了他的陈述之后，台下顿时议论纷纷，即使是国民党内的参政员也感觉汤恩伯做的太过分了。
此时，蒋介石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勉强笑着说道：“军事委员会将要求汤恩伯将军尽力约束部下！另外，很可能有部分土匪冒充国军，嫁祸于人，还请参政员们不要被其蒙蔽！”
河南参政员刚刚被安抚下去，邵从恩就站了起来，说道：“委员长，现在成都的米价比去年同时期相比已经上涨了三倍，城市饥民好歹还有政府保持低水平的供应，但是广阔的乡村，那些无人供应的饥民，要么坐等饿死，要么就铤而走险，拦路抢粮。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省政府的财政预算居然高达亿元，民众如何负担得起？恳请委员长和参政会议通过决议，酌情减少预算，给川民留条活路吧！”
蒋介石没想到会连续遭遇责难，顿时脸色铁青，沉声说道：“抗战形势如此艰难，全体国民都要做出牺牲，比起在日寇铁蹄下痛苦呻吟的民众，四川民众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四川历来就是天府之国，粮食丰盈，之所以米价飞涨，是因为奸商囤积投机所至，各位参政员应该想方设法劝谕这些人以国事为重，而不是为难政府！”
邵从恩看蒋介石不为所动，不满地说道：“既然委员长不同意，我们就提请会议通过提案，要求政府减免！”
秘书长王世杰怕两人僵持不下，急忙插话道：“这个问题将提交议长详细参详之后再做决定。”然后示意邵从恩坐下：“还有哪位要发言？”
这时候，一名国民党参政员站起身来，大声说道：“宜昌失守，导致重庆门户大开，抗战形势因而变得异常严峻，国军和政府也因此饱受国人诟病，因此必须要有人负这个责任！陈诚作为指挥官，难辞其咎，我提议给与必要的惩戒！”
他的话音刚落，席间就响起此起彼伏的喊声：“不杀陈诚，无以谢国人！”
蒋介石没想到居然党内参政员居然会起来发难，有的手足无措的感觉，急忙替自己的心腹爱将辩护：“陈诚只是中途接手来收拾残局，当时形势已经想到糜烂，我军无论是兵力还是火力都远逊于对手，而日军又有强大的空中支援，换谁去都是这样的结果，不能因此责难他！”
然而，参政员们丝毫不为所动，仍旧议论纷纷，甚至有人直接要想会议提出提案，把陈诚撤职查办。
孙百里当即站了起来，大声说道：“各位参政员，宜昌扼守四川和长江的门户，是陪都和西南大后方的咽喉所在，的确不容有失，但是，宜昌失守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为什么陪都和大后方还安然无恙呢？”
孙百里环顾会场，自己回答道：“这是因为陈诚的第六战区牢牢地把日军挡在宜昌以东，使其再也无法前进一步！宜昌失守，陈诚诚然有责任，但是绝对没有到要杀头的地步，另外，我们也应该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自抗战爆发以来，陈诚几乎参加了所有的重大战役，屡有上佳的表现，怎么可能因为一次失误就苛责与他呢？”
参政员们听孙百里这么一说，也想到陈诚过去的表现，感到确实有失公平，于是不再坚持。
第二百九十六章 民主宪政
第一天的会议结束之后，孙百里和杜周南回到办事处，与福建参政员们商议以什么样的立场来参与后面的大政方针的协商讨论。
杜周南说道：“今天会议上形势大家都看见了：各民主党派和地方代表，甚至国民党内部的参政员都对政府和军队的表现不满意，群起而攻之！也就是说，要求政府进行民主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
孙百里点了点头，补充道：“经过今天的连续打击，蒋介石和他的那些政府要员、御用参政的气焰暂时被压下去了，如果这时候全国的参政员们能够团结一致的话，很有可能迫使国民政府启动民主化的进程。”
福建的参政员对他们两个人的看法表示赞同，随即分头联络广东和江西两个省的参政员，约定在后面的会议当中共进退，这两个省份实际上已经处于十九路军的控制下，得到了相当多的实惠，自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当天晚上，周恩来和第三党等中间力量的代表登门造访，约定在明天向会议提出议案，要求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孙百里当即代表福建、江西和广东三省参政员答应下来。
第二天会议刚刚开始，中共参政员陈绍禹就站了起来，说道：“抗战爆发以后，国内各抗日党派，秉承‘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伟大民族精神，抛弃内争，共抗外敌，从而使全民族力量能够统一团结，为坚持抗战和复兴民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国民政府非但不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反而排斥异己，制造摩擦，不仅使抗日各党派间关系日益恶化，而且引起举国同胞对团结抗战的国策发生动摇，使全民族团结御敌的保证发生疑问。如果长此下去，势将动摇国家根本，破坏抗战。为此，国民政府必须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的合法权利，承认其合法地位；明令取消所谓防止‘异党’活动办法，严令禁止借口所谓‘异党’党籍或思想问题而对人民和青年施行非法压迫的行为，释放政治犯；在各种抗战工作中，各抗日党派成员一律有服务的权力，严禁因党派私见，而摒弃国家有用人才。”
陈绍禹的发言结束后，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各民主党派领袖相继起身发言，支持他的提议。
这时候，国民党参政员陈立夫起身发言，他说道：“国民政府目前面临着日本的巨大军事压力，必须使权力高度集中才能够提高效率，适应战争形势；在政治上必须适当地收缩民主，结束党争，人民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而牺牲局部民主权利也是非常必要的，应该从大局出发而不是斤斤计较，故而，应该把民主改革推迟到战争结束之后再讨论。”接着他话锋一转，猛力抨击以中共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和各地方势力：“为了早日取得抗战的胜利，军令和政令必须保持高度的统一，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我们的力量，然而，一些党派和地方势力，出于一己之私，不听调遣，一味保存实力，无法在战略上进行协作配合，导致中央军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更有甚者，居然为了抢地盘，主动进攻坚持在敌后的国军，制造摩擦！”
陈立夫的话顿时在台下引起轩然大波，民主政团同盟的参政员当即起身反驳，他说道：“世界各国当中，排斥民主的只有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而这三个国家也是威胁着全人类文明的元凶，中国绝对不可以向它们学习。反之，如果我们想使中国成为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必须刻不容缓地形成民主体系，万万不可向战后推托——假定在战时不能实行民主，我们在战后所得的将不是民主，而是国家的分裂与毁灭，其痛苦必将十倍百倍于今天！”
紧接着，中共参政员董必武也起身发言，他没有理会陈立夫在摩擦问题上的指责，而是进一步向与会者阐述民主与抗战的利害关系：“抗战需要对民众进行最广泛的动员，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而战，民主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生活，才能让民众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而积极地投入抗战，使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如果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同时，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也是不行的。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没有民主，抗战很可能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也许会拖上很长时间，但是，最终的胜利肯定是属于我们的！”
“诚然，在战争时期，国家权力的集中是必要的，不如此则不能适应战争形势的要求。但集中并非专制。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才是真正需要的集中，实行这种集中的政府才是力量特别强大的政府，因为它能够通过民主而把各个方面的抗战力量的积极性都调动和发挥出来，汇集成伟大的全民族的抗战的长城。专制在本质上是排斥民主的，是不民主的——如果政府依然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不断地强化专制和党治，进行所谓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运动，处心积虑地排斥、限制、削弱其他党派的力量，害怕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从而造成了人民群众与战时体制相对立，造成了不利于抗战的负面效应！”
随后，董必武再次要求国民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地位；第三党参政员章伯钧等人则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结束‘党治’，实行宪政改革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并强烈要求把‘结束党治’写进决议案；邹韬奋、陶行知、罗隆基等参政员更大声疾呼：“一党专政不取消，一切都是空谈！”
紧接着，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国民党参政员和其他各派代表展开激烈的辩论，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最后，王世杰秘书长提议进行投票表决，结果，与会的218名代表当中的160人支持中共和民主党派的提案，要求国民党政府从速实行宪政，完成地方自治，纳政党政治于民主法治常规。
经与会参政员的共同努力，大会最后决定了治本治标两项办法。治本办法为：政府立即召集已经被推迟了三次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由议长指定参政员若干人，组成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治标办法为：政府宣布全国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为适应战时需要，政府行政机关应当充实并改进，借以集中全国各方人才，从事抗战建国工作，争取最后胜利。
蒋介石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不得不公开表示：“民主就是自由，必须用法律的形式予以保障！”
根据大会决议，蒋介石以议长的身份指定各党派和无党派参政员董必武、黄炎培、史良等人组成‘宪法修改委员会’，协助政府修改在1936年5月5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简称五五宪草），推进政府的民主改革。
这个爆炸性的新闻迅速通过报纸、电台传遍国统区的每个角落和上海租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反响。
民主宪政运动首先在陪都重庆掀起高潮：中国青年团体、中华妇女团体、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等经常举行宪政座谈会。座谈会的内容：宪政与抗战的关系、宪政与建国的关系、宪政与妇女、宪政与青年以及如何把宪政深入群众中去等等。大家认为：只有实行民主宪政，才能使人民群众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而积极投入抗战，使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并使我国战后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同时，对国民政府早期颁布的《五五宪草》等进行抨击，要求制定一部真正民主的宪法，在宪法实施前国民政府应立即实行民主，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权力；抗战前由国民党一手包办选出的“国大代表”宣布无效等等。
在重庆发起的争取民主，实施宪政的运动，很快在成都、桂林、昆明等地开展起来：民主人士、大学教授邓初民联合成都教育界、文化界著名人士，召开“国民宪政座谈会”，讨论宪法草案和国民大会组织法等问题，并发起“成都国民宪政促进会”，要求改革政治，实行民主；在桂林，由胡愈之等组织的“广西宪政促进会”，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保障人民的言论、结社等自由。
为了使大后方的民众能够全副身心地投入民主宪政改革的热潮当中，孙百里以福建、广东绥靖主任的身份宣布，从广东调拨五千吨大米到陪都，以缓解粮食紧缺的状态，并保证以后每个月支援五百吨大米。
第二百九十七章 修正草案
早在1905年孙中山先生创建中国同盟会时，就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同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进一步把同盟会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形成了具有旧民主主义革命特色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是孙中山最具有代表性的革命思想，是他的民主宪政思想的集中表现，也是三民主义的核心部分。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国民是国家的主人，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让国民自由平等地选举总统，制定宪法，实行法制。在此思想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