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大司马-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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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下来，还有想办法提高国民的道德修养这类的。

　　　　君主无为（不做多余的事）、臣子无不为（多做些顺应天道、顺应自然的事），这即是道家的核心治国思想。

　　　　而相比较道家的治国思想，道家的“治人”思想，就显得格外的“不亲和”。

　　　　在这方面，道家的主张就是自我约束与自我提高，道家认为，只要世上人人都注重道德，那么这个世道就不需要多余的东西——比如儒家仁义礼数的束缚，以及法家刑法的约束。

　　　　但遗憾的是，世人未必都有这样的觉悟。

　　　　这就是道家思想的局限，或者说，也是它被称赞的地方：道家思想只主张自我约束、自我提高，却并不会像儒家、法家一样，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人身上。

　　　　而就，就注定道家思想很难在像当代这种道亏之世有所作为。

　　　　“并非我道家思想不好，恐怕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蒙仲正色说道。

　　　　听闻此言，庄子带着惊讶看向蒙仲。

　　　　因为蒙仲的这个观点，与他不谋而合。

第21章　“伪”之辩（三）（）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即指世道的风气正在逐渐变坏，而人们的心思呢，也不再像古人那样淳朴、善良，而是充满了谲诈虚伪。

　　　　不得不说，蒙仲这句话恰好又说中庄子的心坎。

　　　　庄子为何竭力提倡使世道回到古代圣人的那个时代，甚至于劝导舍弃聪慧、心机等多余的东西，其实也是这个原因。

　　　　“但回得去么？”蒙仲问庄子道。

　　　　庄子默然不语。

　　　　虽然他不想承认，但事实就是他的思想根本不足以动摇世俗。

　　　　就在庄子沉默之际，蒙仲小心翼翼地说道：“夫子，我以为这或许也是‘天意’？”

　　　　怎么说？

　　　　庄子闻言看向蒙仲，想听听这名弟子对此又有什么见解。

　　　　见此，蒙仲斟酌了一下，说道：“小子认为，其中‘首恶’，在于私心、恒产。”

　　　　私心，顾名思义，而恒产，即是指属于个人的固定产业，比如财帛、田地等等。

　　　　在尧舜禹汤时期，恒产属于整个氏族或部落共有，男人耕地狩猎、女人务桑织布，整个世道很和谐。

　　　　然而一旦人有了私心，这种和谐的局面就被打破了。

　　　　周王室奉行周礼，推行井田制，实则就是希望在君主制下，实现先古圣贤时期的和谐。ps：在这里提一句，庄子抵制君主制，是抵制君主制下“多余”的那些礼数与刻意讲究的阶级区别，并不是抵制君王治民这个模式。

　　　　但是到了当代，井田制就基本瓦解了，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公田。

　　　　所谓公田，最早是周王室用来以身作则，以及要求诸侯以身作则，劝导天下国民勤奋务农的田地，这种公田的收成，会被用来祭祀先祖、神灵。

　　　　但在经过数代之后，无论是周王室还是各国诸侯，都已渐渐放弃了亲力耕种，而是改叫国民去耕种——而且还不给报酬。

　　　　此时的世人，已经有了私心，谁还会去干这种无利益的事？

　　　　于是乎时间一长，公田逐渐荒废，而诸侯与国民私自开垦，并未得到承认的私田，却是越来越多。

　　　　鲁国是第一个承认私田属于恒产这件事的，且鲁国也因为这件事而变得强盛。

　　　　其后，各诸侯纷纷效仿，使国家改革，承认土地属于个人（或氏族）恒产，从而使“同耕同食”的井田制被彻底瓦解，不劳者不得食的模式，转变成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世人的私心由此迅速膨胀。

　　　　“孔子曾言，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人一旦有私心，就会开始计较。而在井田之制下，有的人做得多、有的人做得少，有的人勤奋踏实、有的人偷奸耍滑，可他们得到的，却是一样多。似这般‘不公’的制度，它能维持多久呢？因此学生以为，井田之制的瓦解是必然的，或是天道运作下的必然。”蒙仲正色说道。

　　　　庄子闻言，遂提笔在一块竹简上写道：是故才要倡导世人摒弃成心。

　　　　蒙仲在看到那块竹牌后想了想说道：“昔日，有二人前往齐国稷下学宫求学，其中有一人来自鲁国，因家中贫穷，是故每日都用咸菜、粥块充饥。而宋人家中殷富，每日酒菜不断。因二人平日里交好，某一日宋人见鲁人每日都食用咸菜、冷粥，便叫家仆准备了一篮酒菜，命其赠予鲁人。

　　　　鲁人感谢了宋人的好意，却婉言拒绝了那些酒菜。

　　　　当宋人询问他原因时，鲁人回答道：我因为从来没有吃过好的饭菜，是故每日还能咽的下咸菜、冷粥，若是我今日吃了你赠予的美味酒菜，明日之后我还咽的下这些咸菜、冷粥么？

　　　　夫子，先古圣贤治下的世民，还未经开化，是故人与人能和谐相处，人与禽兽亦能和谐相处，但当今世道，人心诡而多变，你希望世人摒弃成心，岂非是让那名鲁人在食用过美味饭菜后，又让他再次以咸菜、冷粥为食么？小子认为，没有大毅力的人，是根本做不到。倘若人人都能做到，那岂非人人都是庄子？”

　　　　听了蒙仲的话，庄子闭着眼睛长长叹了口气。

　　　　虽然弟子在最后小小恭维了他一句，但他却丝毫高兴不起来，原因就在于这名弟子举的例子实在是太透彻了。

　　　　是的，人的本性是“得到”与“占有”，而不是“舍弃”与“付出”。

　　　　尝过美味佳肴的人，恐再也咽不下咸菜冷粥；尝过权力滋味的人，恐也再难舍弃权力；纵使是拥有“智慧”的贤者，他愿意舍弃自己的智慧么？

　　　　看到庄子叹息，蒙仲小心翼翼地说道：“我道家的思想，适用于先古时代，但恐怕不是很适合用在当代。”

　　　　听到这话，庄子睁开眼睛看了一眼蒙仲，抬起手在一块竹牌上写道：昔日惠施亦曾因此笑我。

　　　　随后，庄子便在一册空的竹简上，写下了他与惠子间所发生的这件事——这也是庄子首次在梦中面前无意间展露他的人脉。

　　　　事情的起因，是魏王当时赏赐了惠施一些葫芦籽，惠施将这些葫芦籽种下，收获了一些大葫芦。

　　　　后来他见到庄子时，就借这些大葫芦来调侃庄子的思想，说他曾将这些大葫芦制成舀水的容器，但葫芦壁太薄，承担不起自身（加上水）的重量，容易破碎；纵剖制成瓢吧，又嫌太大了，舀水舀酒舀汤都用不着那么大的瓢。他仔细想想，觉得这葫芦大虽大，但大而无用，于是就用锤子将其打碎丢掉了。

　　　　庄子一看就懂了：这是在讽刺我啊！

　　　　于是庄子也讲了一个故事，说宋国有一家人，世世代代蹲在河边漂濯丝绵为业，因为学会了制作一种护肤的药膏，手搽了药，就能不生冻疮。后来有客人来拜访这家人，出百金的高价来买制药的秘方。

　　　　宋人的全家都觉得，世世代代漂濯丝绵、辛苦一年才挣几金。现在卖掉药膏的秘方，一日就能赚到百金。于是他们就将秘方给卖了。

　　　　这位客人买得秘方以后，远游吴国，晋见吴君，取得信任。后来越国侵犯吴国，吴王派他带领军队参加冬季的水战，他手下的士兵都搽了护肤的药膏，手脚不生冻疮，因此大败越国军队。吴王酬谢他，赐于土地，封为侯爵。你看，同样的使手不开裂，一个大用，惕土封侯，一个小用，一辈子也免不了漂濯丝绵。ps：这段典故来自庄子的逍遥游。

　　　　见庄子写完这则故事后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蒙仲愣了愣，不解地问道：“夫子是担心学生会因此觉得我道家思想无用么？相反学生认为，若儒家出君子，而我道家便出圣贤。”

　　　　儒家出君子、道家出圣贤？

　　　　庄子眨了眨眼睛，心中很是受用，不过他还是提笔在竹牌上写了几个字，来纠正蒙仲的说法：道家无圣贤，唯有在野遗贤。

　　　　是的，跟标榜仁义、推崇圣人的儒家不同，道家讲究的是圣人无名，是故从来不推崇圣贤。

　　　　“夫子所言极是。”蒙仲拱了拱手。

　　　　随后，师徒二人再次将话题兜回了儒家以及巧伪这两方面。

　　　　期间蒙仲对庄子说道：“因旧日不可追，我道家思想恐难适用于当前这个世俗，而此时，儒家提倡‘礼制’，用‘礼制’来约束世人，学生以为，亦有可取之处。昔日伯乐驯马，因马王桀骜不驯，是故其余马群亦不屈服。当时有二人给伯乐献计，一人说道，在马群面前将马王杀死，群马就会畏惧，乖乖顺从。而另一人则说道，只要给马王强行套上枷锁，时日一长，马王与群马就会顺从。夫子以为，是杀掉马王好，还是给群马套上枷锁好？”

　　　　庄子深深看了一眼蒙仲，他当然蒙仲这则寓言暗指的就是法家与儒家。

　　　　从本心来说，他当然觉得释放马群最好——这即是道家思想，但在“道家不适用于当前世道”的情况下，单单就法家与儒家相比较，庄子不得不承认，还是儒家的礼治更好一些。

　　　　毕竟，别看法家与儒家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但法家的本质是胁迫、是震慑，是使人畏惧，而儒家的礼治，无非就是用仁义礼德来约束世人——一个是被杀掉，一个是被抹去棱角，若在这两者当中选，庄子也只能选择儒家了。

　　　　当晚，庄伯得知今日庄子与蒙仲在正屋内辩论，便在服侍庄子时笑着问道：“夫子，您觉得蒙仲此子如何？”

　　　　庄子沉思了片刻，提笔在竹牌上写道：甚为睿智，非比寻常。

　　　　见庄子竟然给予蒙仲如此高的评价，庄伯感到颇为惊异，惊异之余，他便他将这几日打听到的有关于蒙仲的事，通通告诉了庄子。

　　　　比如蒙仲生时便有异相，不哭不闹，异于常人。

　　　　再比如，蒙仲在其蒙氏族内的乡塾学习时，就颇为好学，小小年纪就已经将论语读完了。

　　　　听到这里，庄子恍然大悟：我说这小子对儒家思想怎么那么了解。

　　　　想到这里，他再次陷入了沉思。

　　　　尽管今日通过与蒙仲的交流，使庄子不得不承认，儒家的“巧伪”可能也有其可取之处，但他还是本能地抵制儒家。

　　　　但问题是，如今除了道家思想外，就属儒家思想对蒙仲的影响最大，这让庄子有点担忧。

　　　　若是他庄周尽心尽力，最后却教出一个儒家弟子，那岂不是叫世人笑掉大牙？

　　　　想来想去，庄周决定教蒙仲除道家以外其他学派的知识，希望以此淡化蒙仲对儒家的好感。

　　　　可是，该教哪家的学术呢？

　　　　捋了捋髯须，庄子心中有了主意。

　　　　名家！

　　　　即教他挚友惠施的论著！

第22章　名家（）　
名家，即以思维的形式、规律和名实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哲学派别，由于注重“名”与“实”之间的关联，故而在后世称为名家，但在早期时，名家却被当世称为辩者。

　　　　名家的思想，源自礼官，当时世人对于“名”非常看重，孔子亦曾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名家的代表，当前较为著名有邓析与惠子。

　　　　邓析亦是郑国大夫，与当时的国相子产都支持“刑文公开”，同时，他还主张不法先王、不是礼仪，即表示先王制定的法令并非不能更改的圣物。

　　　　是故，当国相子产使郑国出现改革时，邓析亦是其中的参与人物。ps：前文作者记错了，子产铸刑鼎改革的是在郑简公、郑定公时期，而不是郑庄公时期，两者相差一百多年，现已修改。

　　　　但在制定新法的过程中，邓析与子产出现了分歧。

　　　　国相子产推行改革的时期，郑国由于经历了一系列公室夺位的内乱，国力已大不如前，更要命的是，此时国家的政权，已被合称七穆的七家卿室家族所把持。

　　　　之所以称七穆，是指这七家卿室都是郑穆公的子孙，即公室的分支，而郑国国君的权力，此时已被大大压缩。

　　　　七穆中最强盛的，即郑穆公的公子子罕的后人罕氏，以及同为郑穆公之子的子驷的后人驷氏，而子产的父亲，则同样郑穆公的儿子公子国，属国氏一支。

　　　　后来，七穆中其他几支家族遭到排挤而衰弱，在国家政坛上就只剩下罕氏与驷氏，由于子产在此前七穆中驷氏与良氏的争夺与厮杀中保持中立，因此他得到了罕氏一族罕虎的信任，成为了郑国的国相。

　　　　在这种情况下，子产施行改革，由于他自身是公卿一势的代表，因此他所主张的，自然是维护公室利益，限制贵族（非公室家族）的特权。

　　　　而邓析因为是非公室家族的贵族出身，代表的是贵族——即士大夫、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主张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