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抗日Ⅱ-第4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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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勃烈日涅夫气得发疯，在克里姆林宫暴跳如雷，美国人出卖了他们，但那又怎么样，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美国人就是利用这点使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他们。

这只是向中国示警的一个渠道，而另一个则是中南正在埃及开罗进行的第二轮大使级会谈。连续两次会谈，间隔不过半年，外界普遍认为这种举动非比寻常，意味着中南外交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而美国政府对此保持沉默，也引起了不同的猜想。

媒体上的报道，再加上大使级会谈中得到了消息，使中国领导人没有象基辛格所说的“但愿中共领导看到了这则消息，千万不要随后扔掉”。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叁线，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人防工事。

八月底，美国侦察机关报告说，驻扎远东的苏联空军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八月二十七日，中央情报局局长私下向新闻记者透露：苏联代表已就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可能性问题，向其东欧盟国作出了试探。

九月十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同美国同事交谈时说，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目前的敌对方针继续下去，大规模冲突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所有信息都通过南洋联邦传到了中国领导人那里，他们积累了相当多的很有威胁性的情报。此时，南洋联邦总统钟可萍联合亚共体成员国共同发出呼吁，希望中苏双方采取克制，同时从有争议地区后撤武装部队，政治解决边境争端。而前总统黄历则表示，如果双方同意，他愿意充当调解人，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奔走斡旋，或者为双方进行高层会晤提供场所，为恢复地区和平而尽力。

莫斯科最怕中国首都的争权斗争突然发生转折，可能促使中国领导人使用武力，面对中国雄厚的人口资源，使用核武器要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美国又出乎意料地不予配合，是想渔翁得利，还是？当然，北京也害怕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因为中国目前只是具有有限的核能力。

这些不确定的因素造成了双方的困境，也使双方都没有孤注一掷，都保留有余地。所以，在双方肆无忌惮地互授绰号和当地居民到驻北京或驻莫斯科使馆举行抗议游行的背景下，两国领导都希望能采取一些旨在制止冲突进一步升级的措施，力求不堵死政治对话渠道。

南洋联邦的提议很是时候，而且身份也比较合适。虽然南洋联邦与美国走得挺近，但没有签订军事同盟，有别于北约国家，苏联不必太担心南洋联邦是想与中国联合反对他们。而且南洋联邦与苏联有外交关系，是苏联石油贸易的大客户，却没有种族联系；与中国有种族联系，却没有外交关系……

从这些条件来看，再加上南洋联邦的亚洲的国际地位，是比较适合当一个中间人的。苏联人认为南洋联邦很可能是想以均等的地位从事建设性的目的——同中苏两个共产党大国都保持较好的关系，这种立场有些狡猾，但这样一种均衡还是可以保证中苏之间的稳定，促成两国紧张局势的缓和的。而中国处于弱势一方，面对核战争的威胁，从实际出发也改变了自己对高级会晤的态度，对南洋联邦的提议表示欢迎，同意举行会晤，希望能降低沿边界一线军事紧张形势的危险程度。

中苏双方最终同意在南洋联邦的新加坡州民丹岛进行总理级会晤，由南洋联邦前总统黄历充当中间人。中国本来是希望由黄历直接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进行穿梭斡旋的，但苏联有些担心这会加快中南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步骤，而执意反对。当然，主要目的已经达到，黄历是不太在意这个问题的。访问中国，现在还有些言之过早，但水到渠成已经是不远的事情了。

两国对举行高层会谈的建议作出积极答复的重要因素，不在于提出这种建议的方式和安排会谈的方法。在两国之间进行斡旋，有时并不是靠着自身的实力压服对方，而是抓住双方的心理特点。对于大规模战争，显然不是双方所希望的，关键是都不能示弱，都需要一个台阶可下，需要一个可以缓解紧张而又说得过去的理由。民丹岛风景优美，是渡假旅游胜地，黄历又是前任总统，这样便在中苏总理会晤中制造出些许的轻松气氛，也将政治因素减弱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六日至十日，以柯西金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分别访问越南，参加该国主席胡志明的葬礼。访问期间，北越方面对中苏双方进行了劝说。尽管中苏双方已经争论了近十年，但莫斯科和北京都在援助北越，北越担心中苏战争会对自己造成恶劣的影响，更担心美国借中苏分歧在老挝战场上得到好处。

九月十日，中苏代表团分别离开河内，乘坐飞机来到了新加坡。稍事休息后，乘船来到了风景如画的民丹岛。黄历的安排充分考虑到了两国敌对的现实，抵达的时间和机场都是不同的，乘坐的船也是不同的，在民丹岛的下榻地也相隔甚远，在会晤前双方没有见面。

第338章　唇枪舌剑的会晤

海水不停地低声哼着摇篮曲，浪花象许许多多的雪白的手，轻轻拍打着沙滩，让它睡觉。天空伸出它那蔚蓝的、柔软的翅膀环抱着民丹岛。在老远的水平线上，有一道深蓝的线，表示出另一边海岸。静静的夜，似乎没有什么吵闹的声音能够打破它。

黄历脱下了鞋子，赤脚走在松软的沙滩上，任着潮水洗刷，抬头望着苍茫的海天，微微抿起嘴角，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不出他的预料，在与中苏两国总理的分别会晤中，两国总理都表现出了强硬的态度。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强调指出：中国不怕核打击，因为中国也拥有核武器，此外，核打击的后果会因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而被淡化。珍宝岛事件表明，苏联士兵“不善于”近战夜战，苏联炮兵的轰击“不起作用”。虽然苏联在装甲技术上具有明显优势，但中国可以靠大力发展反坦克武器来消除。

而苏联总理柯西金则强调苏联的战略轰炸机、洲际导弹、装甲集群的巨大优势，并强调指出中国的核力量虽然已经能够执行一定的任务，但他们不会过高估计中国核武器的发展水平和可靠程度，甚至在先发制人的打击下，中国根本没有能力进行核反击。而且，柯西金还信心百倍地说道：粉碎关东军的历史经验，令人信服地和明显地证明，任何侵犯苏联远东边界和损害它的盟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企图，无论来自哪一方面，都必定遭到可耻的失败。

尽管双方都慷慨激昂，对本国的军事力量充满必胜的信心，但黄历还是从其中嗅出了某些和解的意味，而且双方对业已形成的政治军事形势的估计，显然在下面一点上是一致的：在最近的将来，潜在的敌人在客观上没有发动全面的进攻行动的心理准备。这种估计，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提供了一种保证。即局部冲突不一定能导致冲突的迅速升级。因此，双方在珍宝岛事件后，仍容许武装冲突几乎沿边界全线发生，以试验对方的反应，捍卫自己在边界争论中的权利，追求更广泛的全球目标。

另一方面，两国领导人都有真正的理由，担心双方采取可能造成很严重后果的、为始料所不及的行动。所以，两国领导同时都在采取一些旨在制止冲突进一步升级的措施，力求不堵死政治对话渠道。

也就是说，在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时刻，也存在限制冲突规模和支持独特对话的发展趋势。双方实质上也把自己不愿意使冲突发展到大规模军事战争的想法间接透露出来，这使黄历对于斡旋和调解充满了信心。但中苏双方不太可能就对方的建议作出积极的答复，因为这样做，可能显得是本国在军事实力上占据优势的对手面前作出了让步。

黄历并不是心血来潮来揽下这个差事，而是经过了仔细的分析和研究才毅然出头的。在四月份的中共九大，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作了政治报告：我们绝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绝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可能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们一定要打，我们就奉陪到底，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

从表面看，调子是好战的，但使人感兴趣的、而且耐人寻味、充满寓意的是报告中强调，除非中国首先遭到进攻，他是不会发动进攻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减轻美国对于中国直接干涉老挝战争的决心。同样，报告指出，美苏对中国构成了同等的威胁，这也就满足了中国所设想的三角外交的先决条件之一，即美国不应该被视为主要的敌人。

对于苏联来说，如果不能使用核武器，沿中苏边界全线规模比较小的纯军事方面的流血冲突的继续，显然对中方更有利。在这种战争中，苏联常规武器的优势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而中方则可以利用自己的人力优势。所以，苏联以小规模武装冲突的继续会导致动用核武器的全面冲突相威胁，对，威胁的分量要大一些，实际使用的可能性是有，但不是很大。

看来，还是由自己这个中间人提出建议比较合适，虽然并不新鲜，双方可能都想过，但这只是一个台阶。黄历长长吐出了一口气，对于周恩来的到来他很高兴，这说明在中国政府中，务实派的领导人有再度掌权的迹象，这对于收拾目前的乱局很有意义。

“总统——”一个工作人员靠近过来。

“咨政，不是总统了。”黄历笑着纠正道：“我知道，我知道，该回去向总统电话汇报工作了。”

“呵呵，您永远是我们的总统。”工作人员笑了两声，退了开去。

由于民族的关系，钟可萍对发生在中苏之间的武装冲突非常关注，尽管黄历再三宽慰她，但她一直很担心核战争会在中华大地上爆发。当然，与黄历在电话中交谈，也是她觉得很惬意的事情。

……

在黄历的主持下，中苏双方的第一次会晤在九月十二日开始。不出所料，双方都力求强势，不肯向对手示弱，以免遭到各自国内“激进分子”的攻击，这也突出说明了双方关系的冷淡和不正常。

没有记者和媒体，只有各自的随员，在会晤结束前，任何一方都不准向闻声赶来的媒体透露具体的进程和商谈的问题。作为和事佬，黄历笑语殷殷，力争缓和这种紧张的气氛，使会晤能有积极的结果，使两国从引向灾难性冲突的道路转入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政治竞争的轨道。

“现代世界已经承受不起误解和误断的风险，强国之间即使存在分歧也必须交往，这是国际上的外交准则。”黄历意味深长的开场白引起了中苏双方的思考，“中国和苏联是世界大国，更应该负起责任，而再没有比维护和平更为光荣的责任了。核武器对于各种人有各种意义，但对于负责任的领导人而言，它却意味着不得不寻求共同的基础。现在，两国的领导人能共同坐在这里，说明这个共同的基础是存在的。我想，对于现在的政治军事形势，两位尊敬的总理先生，应该有各自的看法，就让我们从这里开始商谈，两位觉得意下如何？”

周恩来立刻表示同意，并马上进行了阐述，他强调中国人民不会被“核讹诈政策”吓倒，并指责是苏联在边境地带的不断挑衅和侵略造成了现在的紧张局势，随后他要求承认中国在阿穆尔河以及支流上自由航行的权利，还要求承认中国对大乌苏里岛和哈巴罗夫附近的塔拉巴罗夫岛的主权。

苏联的柯西金也不甘示弱，严厉指责中国领导人实行备战方针导致了两国局势的紧张，而且中国在宣传上是敌视苏联的，并充满“对历史的篡改”和对苏联的领土要求。

第一轮谈话完毕，黄历立刻插了进来，以避免双方进行唇枪舌剑的直接交锋。

“争吵和指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如果不能对中苏两国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发展到此时已达到顶峰的军事对抗形势作出明确的认识，我们就要面对灾难性的结果，”黄历脸上带着和熙的笑容，“虽然两位总理的用词具有对抗性，但是能坐在这里，便是在通向政治对话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这样，我先提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