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抗日Ⅱ-第4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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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喜欢将军，艾森豪威尔喜欢企业巨头，肯尼迪则喜欢学士。在他的顾问中，以国务卿为首，有十五位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四位历史学家。国防部长、国内收入署署长、文官委员会主席，以及驻印度、日本和南期拉夫的大使，都曾在大学里教过书。总统的黄金问题专家也是一位教授。而总统的军事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则是来自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的。同时，白宫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位文化顾问。
恢复特种部队的绿贝雷帽，表明肯尼迪事事都要出人头地，肯尼迪班子的成员“给人一种美国式人才主义的感觉，令人振奋。”——人才主义在当时还不是一句骂人的话——“人们感到，全国各地最优秀的人才已经集中起来了，要在一种新的美国民族主义精神中实现这一理想，并给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历史作用增积一种新的、坚强有力的主动精神。”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特别是许多著名学者的纷纷受聘。
然而，就是肯尼迪身边聚集的这些“出类拔萃之辈”却使新政府摔了个大跟斗，当然，责任绝不能完全由他们来承担，因为他们不过是执行了上届政府订出的计划而已。但是，事先他们应该对计划考虑得周到一些，可他们没有这样做，这就表明，即便最聪明的政治家也多么容易犯错误。他们的错误就在于混淆了想象与现实。
当美国历史上—次最荒唐的冒险，那便是以古巴的猪湾为名的事件发生后，肯尼迪政府才发现犯了错误，他在回顾新政府最初几星期情况时若有所思地说，“那时，因为总是听说人们怎样刻苦工作，我们还以为正一步步走向胜利呢！”
一位看起来是这么符合时代精神的总统居然会同意一项明摆着非失败不可的计划，一个对当前情况这么缺少了解的计划，真是令人吃惊。肯尼迪自己后来竞也问特德·索伦森，“我当时怎么会这样轻率的呢？我一生从来不迷信专家。我怎么会这样愚蠢，竞让他们放手去干呢？”肯尼迪悔恨不已，一次再次难以相信地提到猪湾事件，简直不能理解一个有理性的．负责任的政府怎么竟会卷入这样一种注定倒霉的冒险勾当中去。
第265章 猪湾事件的影响
猪湾登陆简直就是一场啼笑皆非的游戏，当指挥登陆的司令官佩佩·圣罗在船抵达目的地时，来到甲板上去透透气，可眼前的情景却把他吓坏了。预料之中本来应是空无一人的海岸，现在却是一片灯火。
原来，向他介绍情况的人所说的猪湾，是三年前卡期特罗夺取政权以前的猪湾。自卡期特罗夺取政权以后，就决定把这一带建成公园。现在，在中央情报局还认为无法通行的沼泽地带，早已修起了现代化公路。三个旅游中心的修建工程接近完成，其一就高耸在古巴旅的第一个目标吉隆镇上。汽车旅馆、快餐馆和浴室，全部近两百历建筑物，都已快完工：一次就能容纳一千古巴人。
这一天是星期日，当古巴旅的运兵船开始看到陆地时，最后一批游客的车子刚离开几小时。现在海滩上也还有人来来往往；对新建筑物进行最后装修的工人同他们的家属就住在吉隆镇。这情况简直就象是一批俄国阴谋家企图在美国的科尼岛公园或琼斯海滩公园作一次敌前登陆一样愚蠢。
但这只不过是这次被搞得一塌糊涂的军事行动所犯的一个错误，古巴旅发现给他们分配进攻用的登陆船只，部是一些十四英尺长、没有护甲的小船。船上的五十毫米机枪装置不当，朝着错误的方向。这些船是由外舷的发动机推进的；后来在行动达到高潮时，一个入侵者从船上往外跳、不巧撞了一下舵手，把他撞落水中，结果那只登陆船就在水面上乱打圈圈。还有别的一些事故，例如：运输船“大西洋”号上有三个人用五十毫米口径的机关枪练习打靶，枪身忽然从座架上脱落下来，向四处乱射，结果打死了一个同伙，伤了两个。
为支援古巴旅登陆而计划的一切辅助行动——东方省的佯攻，国内的破坏活动，天鹅电台的命令，地下组织的起义已经一一失败，现在这两栖登陆活动也和当年的安齐奥之役一样，成为一种莽撞行为了。
大胡子卡斯特罗大获全胜。他不到七十二小时便粉碎了入侵，使这场漏洞百出的入侵变成“也许是自从轻骑兵旅在巴拉克拉瓦港冲入死亡的无底深渊以来许多错误百出、计划不周的行动中最得到大事宣扬的一次”。
肯尼迪看到了失败的全部情况后，大吃一惊；他记得，计划这次行动时艾森豪威尔还在白宫，他惊讶地叫道：“天啊，我们继承下来的这帮顾问是些什么家伙……你无法想象当总统的能让他们这种人留在这里。”
对于猪湾事件，国内外的反应是不太相同的。海外钦佩肯尼迪的人都不禁为之愕然。米兰《晚邮报》说，“美国威望在一天之内下降的程度，超过了艾森豪威尔的胆小怕事和优柔寡断的八年。”《法兰克福新报》宣称，“现在看来肯尼迪在政治和道义上都失败了。”在联合国大会上亚非国家的外交家们还记得杜勒斯谴责过中立主义如何不道德，现在不禁感到分外高兴，大为活跃。
可在美国国内，大多数美国人看来是谅解的，甚至还表示了同情。正如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在《十三天》中所说，“猪湾事件时，我们的意见实质上是一致的。”《哈泼斯》月刊编辑约翰·费希尔在该刊上讲的几句话，代表了一般人的看法，他说“每个总统都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去组织他的行政班子，去摸清那架巨大而危险的官僚机器的路数……当肯尼迪实际上还不过刚刚往新屋里搬家具的时候，就发现屋顶塌了下来，门也刮倒了。”
面对国内舆论，肯尼迪有些哭笑不得地说道：“我现在跟艾森豪威尔一样，干得越糟糕，却越得人心。”
在黄历看来，猪湾事件对于肯尼迪来说，倒也算是一件好事。吃一堑，长一智。由于这次事件，肯尼迪对专家完全失去了信心，因而使他在十八个月以后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反而更能当机立断。
而且，在猪湾入侵失败的第二天，肯尼迪在华盛顿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表演说，完全采取了战斗姿态。他说，这一次他决定不同卡斯特罗计较，但是他希望记录在案，“我们的克制是有限度的，美国已经准备采取行动，如果必要，就单独行动，以保卫自己的安全”，他并警告莫斯科，“到了那时，我们绝不会去听那些已在布达佩斯血染的街头声名狼藉了的家伙，来同我们谈什么对外干涉问题。”
这是最露骨的冷战语言。这无异断定说，美国的唯一危险在本国国界以外。美国的唯一致手是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不论“在古巴或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部不能低估它的力量。因为现在可以比以前看得更清楚，我们在世界的每一角落都面临着一场无情的斗争，其范围远远超过两军对垒或甚至核军备的冲突。”
从另一方面来讲，猪湾事件的失败使肯尼迪对计划中的“轰雷”行动表示了赞同。换句话说，尽管美国可能对佛罗里达以南不过九十英里的一个咄咄逼人的共产党政权置之不理，但却准备在世界的另一边——印度支那找回些面子。
不过，由于猪湾事件的失败，使得肯尼迪对中情局和驻越南王国军事顾问团送上来的情况报告疑虑重重，不敢轻易相信。相对于“轰雷”计划的制定者和主要执行者黄历，肯尼迪还记得十年前那场漂亮的仁川登陆，还记得黄历是如何与日本鬼子在婆罗洲厮杀血战，还记得冲绳之战南洋联邦军队的勇猛灵活。所以，黄历便开始头痛了，肯尼迪总统一而再，再而三地发来信函，询问计划的准备情况、成功的可能概率以及一些细节问题，令黄历感到有些哭笑不得。
一年多的战争准备，难道还不够充分？嗯，还是得谦虚一些。“轰雷”计划尽管是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但其在实施方面却并不是那么简单而直接。黄历首先针对的是柬埔寨和老挝，这两个明着中立，却无法制止北越利用其国土向南越渗透的国家，必须得到解决。在历史上的越战中，就是因为对老挝和柬埔寨的态度过于软弱，军队过于无能，使得北越能够通过胡志明小道向南越运送了上百万的部队，深入南越腹地，拖垮了美国人的作战意志。
但是，在是否进攻老挝和柬埔寨的问题上，南洋联邦与美国的态度是有分歧的。自五八年老挝的右翼亲美派培·萨纳尼空上台之后，执行了投靠美国的政策，由此换来了美国对老挝的军事援助，运入大批新武器，派去了菲籍美国空军人员，修筑战略公路和飞机场，建立了美国的军事基地。
翅膀硬了的老挝政府开始向右转，与本国亲越的老挝爱国战线党武装展开了战斗，并严厉谴责越民主共和国对老挝的侵略，要求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撤出老挝的领土，并且以后也不得在老挝设置营地和过境活动。越南民主共和国当然不肯罢休，依旧如故，并支持亲越的爱国战线党武装与政府军进行对抗。
在黄历看来，美国人所支持的老挝现政府堵塞了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老挝问题的做法过于简单粗暴了，老挝爱国战线党虽然与北越的劳动党有过并肩作战的历史，但也并不是那么亲密无间的关系。如果使用怀柔手段，允许爱国阵线党进入政府，组织联合政府，就不会有老挝的内战之局。
更为失策的是1960年元旦前夕，老挝所谓“保卫国家利益委员会”的头目们，在美国大使的指示下，用武力强迫老挝王国政府总辞职，并强迫老挝国王萨旺·瓦达纳把政权交给右派军队，成立了独裁的军人政府，军人政府宣布执政后，停止国会，并取消刚举行的国会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
对此黄历更感不满，老挝的内战只会加强北越的力量，美国人的眼光还是一如既往的差，选中的培·萨纳尼空实在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不仅无法遏制北越通过老挝向南越的渗透，在面对人数很少的爱国阵线武装时，围剿也是屡屡失败。
“现在还不是打破老挝中立的时机，亲美政权正在进行围剿作战，爱国阵线已经崩溃在即。”美国驻老挝大使还做着这样的美梦，认为可以通过代理人完全控制老挝，从而孤立北越。
想得很好，但实际情况却很糟。老挝现政府军无法彻底消灭爱国阵线的武装，反而因为内战，使爱国阵线得到了加强。而逼迫老国王下台，无疑又使很多老挝民众对现政府产生不满和怨恨，而这正是老挝爱国阵线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重大失误。
第266章 柬埔寨的转变
保留王国的称号，以及对国王名义上的拥护，在老挝和柬埔寨这样刚从封建社会向新社会过渡的国家是最合适的道路，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民众的反对，这一点同越南王国是很相似的。
美国在老挝搞的这一套为黄历所鄙视，在对待柬埔寨的问题上，他施加了影响，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行事。
六零年三月，柬埔寨苏拉玛里特国王去世，在王位空缺的情况下，西哈努克亲王就任新设的“国家元首”之职，成为柬埔寨的最高政治领袖。黄历以总统的名义发出贺电，并派钟可萍率团前往祝贺。
在法国殖民势力进入中南半岛之前，柬埔寨曾长时间受到当时越南王国的压迫，故而对越南抱有很强烈的对抗意识。四五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西哈努克一方面宣布柬埔寨独立，一方面又出于对越南入侵的恐惧，认可了法军的重新回归。法国人退出印度支那后，时任柬埔寨首相的西哈努克在外交上严守中立，在当时冷战愈演愈烈的国际情势下，柬埔寨也得以同时获得东西两阵营的经济援助，并在邻国越南和老挝都陷入内战时，独善其身式地维持了国内的稳定。但在柬埔寨的北越势力一直让西哈努克感到不快，又害怕国小力弱不能独力抵挡北越，只好暂且装聋作哑，保持沉默。
而随着越南王国在南洋联邦和美国的扶持下，政权越来越稳固，特别是针对柬境内的南方解放阵线的突袭打击后，西哈努克的政治倾向渐渐发生了改变。如果说历史上他采取中立偏左的外交政策，对柬埔寨境内的越共补给基地以及“胡志明小道”都采取默认态度，被认为是同情北越的亲共主义者。倒不如说是他出于弱国的恐惧，所采取的墙头草似的无奈之举。
现在的柬埔寨，是绝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存在的，即便是在历史上，西哈努克对红色高棉的态度也是敌视和打压的。南洋联邦伸出的橄榄枝，以及在中南半岛日益扩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影响下，西哈努克对北越的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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