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抗日Ⅱ-第4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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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再说一遍，不行。我不想再谈及此事。”毛泽东斩钉截铁地拒绝道。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间在互相合作、供应方面不存在着任何困难，而我们竟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都不能取得一致意风？”
“不行”毛泽东已经愤怒了。
赫鲁晓夫显然无法理解毛泽东为何如此愤怒，最后又试探着问了一句以显得通情达理，“如果你们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港。”
“不行我们一点都不想沾摩尔曼斯克港的边儿，我们不想让你们到这来。过去英国人和其它外国人占领我国多年，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我国领土。”毛泽东眼中射出了轻蔑的神情，这让赫鲁晓夫的自尊心备受打击。
“那好吧，我们不坚持原来的建议了。我们就用自己现有的设施凑合好了，用我们自己在远东的港口作为太平洋舰队的基地。”赫鲁晓夫收住了话题。
显然，这是一次令人遗憾的谈话。表面上，毛泽东大发雷霆，是在表明一个长期遭受列强压迫和凌辱的国家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和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的发泄，但双方更深层的裂痕与不和早在五八年中国炮击金门时便已经种下了。
当时，中国突然采取了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并引起美国的干预，远东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这件事触怒了莫斯科，赫鲁晓夫为此十分恼火，曾当面质问毛泽东：作为盟友，苏联不知道中国明天会做什么。在他看来，中国的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不啻为对盟国的蔑视和侮辱；中国方面有意对苏联隐瞒这次军事行动，无疑是以实际行动显示中国可以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对此，苏联大使馆是有体会的：“中国人现在表现出来的倾向是要自己解决亚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尽管当局势失控的时候他们会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
另外，炮击行动本身充分表明中国不赞成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政策。在苏联人看来，国际局势紧张从根本上讲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的。但毛泽东恰恰认为，中国也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因为“国际紧张”实际上对美国不利，紧张局势“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从而破除对美国的迷信和恐惧。
紧接着，中国拖延向苏联提供在台海危机空战中获得的一枚美国“响尾蛇”导弹，这使赫鲁晓夫愤怒不已，当即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几个月后，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的新式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性部件——红外线弹头传感器。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的所作所为哪里还象是苏联的盟国？
苏联要的是共同行动，中国要的是单方援助；苏联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中国要搞边缘战争；苏联希望和平环境，中国则鼓动革命情绪；苏联自觉是共产主义运动的老大，中国则认为赫鲁晓夫大搞修正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中心已经转到中国，中国已经能与苏联老大哥平起平坐了……
性格冲动的赫鲁晓夫确实感到无法容忍了，他认为中苏关系已经发生变化，而且自尊心遭到了极大的伤害。虽然自己之后的行为可能引起同盟的分裂，但赫鲁晓夫显然已经不再顾忌中国的反应了。
当然，从逻辑上讲，分歧并不一定会导致同盟分裂。领导人之间的争吵这是事实，但也是任何同盟关系中普遍存在和难以避免的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有时甚至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按照正常的仅仅存在分歧和矛盾并不意味着同盟必然破裂，而只是预示了一种可能性。如果双方达成妥协，消除分歧，缓解矛盾，那么分裂是不会发生的。
第250章 发展策略的调整
面对中苏同盟瓦解的过程，人们不禁会问，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为什么要置中苏的共同利益和同盟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中苏两国为什么会从当初的良好愿望出发，走到了最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然而，就社会主义的同盟而言，这并非个别现象。苏南分裂导致苏军陈兵南斯拉夫边境，甚至策划对铁托实施暗杀；匈牙利想要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即遭到苏联的武力镇压，其主要成员则被送上绞刑架；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刚刚显示出摆脱苏联模式的倾向，苏军顷刻之间就毁灭了“布拉格之春”。
在亚洲，中朝、中越之间亦如此，今天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同志加兄弟”，明天就恶语相向，乃至大打出手。与西方盟国关系的稳定性相比，在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地出现动荡、分裂和改组。显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缺乏一种妥协机制。
于是，人们在社会主义同盟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两国相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称，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掩盖了一切分歧和矛盾；两国交恶，就恶到你死我活——以至抛弃国际交往的起码原则和惯例，甚至不惜兵戎相见。不是不分你我的朋友，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
如果对此加以深入分析，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两个弊病：一是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第二则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
另外，在中苏关系的变化过程中，除了隐含着上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性矛盾外，还有其特殊性，即存在着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斗争。
当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由此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同盟中的领导地位时，中国共产党则日益崛起，特别是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参与处理波匈事件取得成功后，毛泽东感到已经具备了挑战苏联的力量。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重要体现是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在共产党的理念中，只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也即拥有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党，才具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格。
于是，中苏之间在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就逐步上升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让步，可以妥协，因为还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但领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不共戴天，“列宁主义”与“教条主义”又水火不容，所以，中苏同盟的结局只能是分裂。
中苏关系处在了一个变化的岔路口，没有谁比黄历更清楚这之后的发展，但他已经无能为力了。对此他只能慨叹：“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了。
作为一个新兴国家，经过十五年的发展，南洋联邦已经成为战后在世界上崛起的最引人注目的国家之一。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连续第三年名列日本、西德之上，位列美、英之后，超过了政局不稳，深陷殖民地战争的法国。
与日本、西德相比，南洋联邦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的劣势。首先，南洋联邦资源比较丰富，战后发展较早，近五六年的免费劳动付出（日本战俘），美国的经济技术援助（特别是五零年朝战之后），黄历及其团体的纵横捭阖、精诚团结，政局的长期稳定，当然还有正确的发展策略，以及外交上的成就。但南洋联邦也存在着自身的缺点，那就是人口少，地域广，地区发展不均衡，劳动力缺乏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越来越显现出来。
而日本虽然背上了比历史上沉重的战争债务，但由于其军事防务全部交由美国负责，可以把全部的金钱都投入到经济发之中，再加上人口众多，这是它的有利之处。而不利之处便是资源短缺，原材料几乎全靠进口，而且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罪魁祸首，要想在外交上得到大发展，为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还需要通过黄历及其主导的亚共体这一关。当然，没有了朝鲜战争的刺激，日本的经济发展也被黄历剥夺了一个极好的机遇。
再说西德，在国土满目疮痍、经济濒临崩溃、生活环境困苦的状况下进行经济建设。作为战败国，因为受美英法牵制，不能在国际社会上扮演重要角色，只能尽全力进行经济建设。战前德国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联邦德国又集中了战前德国70％的设备能力和62。4％的工业产值，实行国民经济非军事化，可以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经济建设，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力。
借助于“马歇尔计划”的扶持，以及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德国建立了一个比较符合国情并行之有效的社会市场经济。同时，作为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国家，德国有科技发达，技术先进的基础。又有教育素质普遍较高的人民，经济崛起当在意料之中。当然，德国也背负着战争赔款，也面临着改善与周边战争受害国家的关系，开展积极外交的任务。
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都离不开一个基本的要素，那就是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尽管黄历痛恨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日本人的民族性有很多可取之处。至于德国人民的辛勤和敬业精神，尤其让他感慨。据统计，五五年，联邦德国男子平均每周工作长达五十个小时，比南洋联邦及英美工人多三个小时，而平均工资实际上直到五六年才到战前三八年的水平。可以说，正是联邦德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才创造经济发展的奇迹。
有成绩，也看到不足，黄历比其他人更有急迫感，更不容易满足。南洋联邦得益于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不象日德那样的战败国，可以发展军事工业，开始时可能拖慢经济发展的速度，但现在的军火买卖已经在弥补这个不足。以华人为主，建设属于自己的海外国家的热情和勤劳，也使南洋联邦的经济发展得以迅速进行。但同时，黄历也预想到了日德追赶上来后，与南洋联邦激烈竞争的前景。
虽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数值很高，但南洋联邦不过是占着人口少的优势，相当一部分产值是靠外来劳工创造的，可以说，这个数值有点虚，并不能体现南洋联邦真实的水平。
而且，战后南洋联邦的科学技术，百分之九十多是从外国引进的，其中又有百分之八十是从美国引进的。因为“引进”比“研制”费用低、见效快。美国研制一项成果的成功率为百分之一，而目前南洋联邦的成功率为百分之六十以上。原因是南洋联邦不是“独创”而是“改进”。虽然这有取巧之嫌，但南洋联邦从四六年到五九年共引进了一万多项技术，并用了不到十五年时间、花了仅五十亿美元左右，就把美国等西方国家用了半个多世纪、花了两千多亿美元的研究成果学到手，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
这种取巧式的发展能带来一时的效益，但却无法持久，黄历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在即将跨入六十年代的时候，南洋联邦在黄历等人的推动下，开始对一些国家发展策略进行了调整。
首先，在轻工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已经能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并能进行大量出口的形势下，经济政策将向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倾斜，利用当前世界关系极不平等，原材料价格极低的有利条件，大力造船并开展海外原料运输，促进“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
其次，继续在财政上补贴，鼓励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新型设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政府运用税收杠杆，扩大企业内部积累，鼓励和促进私人设备投资；采取低利息政策，向企业大量贷款；加强外贸和引进外资的管理，扶植新兴产业，适当保护弱小产业。
借主办奥运之机，继续加大对电力、铁路、港口设施等所谓“公共工程”的投资，为企业提供廉价的电力和便利的交通运输。在税收、贷款等方面大力扶植汽车、电子、精密机械、航空、原子能等工业部门的发展，以期在四年后的奥运会期间推出一批具有先进水平的新颖产品，借奥运东风实现经济的加速发展。
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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