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文革"-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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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又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个人有个人的意志，各个团体有各个团体的意志，各个单位有各个单位的意志。单个意志相互冲突，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恩格斯概括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现象，对一种历史发展的规律作了表述。遵照他的论述研究文化大革命发生和文化大革命的过程、结果，是很有启发，能够使我们理解很多问题的。乔木同志说，如果『毛』泽东同志活着的话，很想问问他，究竟发动文化大革命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他说，他估计，『毛』泽东同志也很难回答清楚。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同『毛』泽东同志原来的设想已经很不同了。拿时间来讲，原来他希望半年，以后说一年总可以结束。结果没有想到，一搞搞到他去世也结束不了。从过去的事实，从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看，他是要解决刘少奇同志的问题的，但怎么解决，原来的想法跟后来的结果完全不一样。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的地位作了调整。刘少奇同志在这个会上作了个检查。『毛』泽东同志看了这个检查，有一段批语，说检查是好的。『毛』泽东同志的目的非常明确，是要把刘少奇同志拉下来，使他承认错误，以后在党中央起不了多大作用。可是把刘少奇同志整成叛徒、内『奸』、工贼，这不是『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设想过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确实是江青他们制造许多伪证造成的。『毛』泽东同志的想法受到林彪、江青他们的意志的影响，其结果，就不是『毛』泽东同志原先所预想的那样了。要整刘少奇同志就要依靠一个力量，选来选去，选到了林彪。历史上林彪曾和『毛』泽东同志有过很多争论。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战场打不打锦州，打不打到外线去，平津战役进军分路怎么办，采取什么步骤。林彪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毛』泽东同志当然是知道的。后来他讲：争论很大，可是还是执行了嘛！高岗的事情，实际上林彪是后台，『毛』泽东同志也知道。那么究竟为什么选中了林彪？还是『毛』泽东同志讲的：个人崇拜一定时期是需要一下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大家都批评这个错误、那个错误，唯独林彪讲了一段话，说总结我们党成立以来到现在前进的经验，『毛』『主席』的路线不受到干扰的时候，我们就一切都取得胜利，『毛』『主席』的路线受到干扰的时候，我们就遭到挫折甚至失败。林彪进行政治投机，后来大提倡特提倡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编选《语录》，背诵什么最高指示。『毛』泽东同志要搞掉刘少奇同志，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要他的那套观点得到实行，就需要有林彪这个人。1966年5月18日，林彪讲了那么一篇话。『毛』泽东同志说，讲这样的问题，根本不讲党，不讲群众，满篇都是政变。他觉得很意外，对林彪不满意。可是他已经认定了刘少奇同志必须整倒，要在两个中间进行选择。这个选择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选择，但是在党内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基础。拿我来讲，过去不知道林彪跟『毛』泽东同志的争论，觉得林彪不但政治上行，而且会打仗。管好中国这个国家，中国这个党，光懂政治不懂军事，不行。据我的接触，当时有这种看法的人不少。『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选择，不能说不包含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对林彪的看法。特别是1960年四个第一出来，『毛』泽东同志就更欣赏他了。可是林彪最后要搞政变，甚至妄图暗害『毛』泽东同志，我想『毛』泽东同志怎么也没有想到。后来，林彪的阴谋被粉碎了。在这个问题上，各种独立意志互相冲突的结果，同『毛』泽东同志原来的意愿是很不同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但最后互相冲突的结果，却跟原来的想法有的完全相反，有的很大不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东冲西冲，大多数人是出于对党的热爱，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信赖。可是运动的发展跟他们原来的想法，跟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想法不一样，于是有的变成了逍遥派，以至于到天安门事件，起来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相当多的人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这个行动同他们刚开始参加文化大革命时候的想法，是一样的吗？而这种不一样，是他们自己原来就打定主意，想着先参加以后再反对吗？不是。这是斗争的复杂过程中间引起互相冲突，引起思想的变化，受到事实的教育才变过来的。『毛』泽东同志自己面对各种力量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形成的这个时期的合力、那个时期的合力，遇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以为解决了以后就会好了，没想到解决了这个问题，新的问题又来了，一直处于被动局面。他去世之前说，一生只做了两件事，这后一件事，赞成的人少，反对的人多。这同他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想法也是相反的。这就是合力造成的结果，反映到他的头脑里来，终于认识到反对的人多。结果怎么样？他说，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中交班了，我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只有上帝才能知道。
历史的发展确实是微妙，完全不是很多人意料之中的。这个合力反映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虽然最后出现的结果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但这还是历史规律在起作用。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不能违背历史规律。『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给党、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不幸。这是违背历史规律的。因此受到党和人民的不同形式的抵制。《决议》写了这方面的艰难曲折的斗争，指出这种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同时，也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我们党继续维持统一，『政府』和军队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我们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等等，都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这是因为，他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合乎历史规律的。『毛』泽东同志教育出来的一大批干部，包括一大批老革命家，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打倒的。但是群众从自己的实践中看到，这些被打倒的人不错，林彪很坏，江青很坏，转过来同情这些被打倒的人。这些人在他们被打倒的时期，确实还想紧跟，确实真心诚意地作检查。周扬同志说得很好，说在他被打倒的期间，江青说他是叛徒，是两面派，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一点也不在乎，每次受到批判考虑错误的时候，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深深感到对不起『毛』泽东同志的培养和教育。正是这些人，在『毛』泽东同志去世以后，改正了他的错误。这也是『毛』泽东同志没有料到的。但是这恰恰是符合历史规律的。
第5章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
胡绳
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过程中之所以犯了左倾错误，以至造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长时间的错误，当然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这些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深刻的分析和论证。从这种左倾错误中应该得到的重要教训之一是，不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而只凭一些公式这种公式往往是片面地解释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如同不能正确地指导革命一样，也决不能正确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
由于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所要解决的问题，所要学习的东西，所要做的工作，不免特别地繁多、复杂，需要用很长的时期。看不到这一点，以为很快地就能完成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而过渡到『共产』主义，甚至以为只要靠一两次群众运动就能解决问题，那当然会犯大错误。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当然是对的。指出这一点，对于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毕竟只是最一般的规律。如果不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那就不可能准确地看出究竟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上有哪些东西需要改革。从越大越公越好之类的抽象观念出发去进行改革，就反而滋长吃大锅饭那样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现象。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以阶级剥削为基础的社会中的公式，把这个公式用到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起破坏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作用。
社会主义一定要和资产阶级斗，这个公式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灵魂。在这个公式下，既不区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时期，也不对于似乎可以加上资产阶级帽子的种种事物进行具体分析，甚至『乱』戴这个帽子，其恶果是我们已经看到的了。在社会主义时期，对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破坏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势力，当然必须打击。但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学会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其中有些东西如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没有阶级『性』的，有些东西如大生产的经营管理方法虽然有阶级的烙印，但也必须仔细地鉴别、分析、吸取和改造。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商品生产固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到最高度比起以往的社会来，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过在未来的社会中将消除商品生产。但是中国的实际并不是商品生产已经很发达，而是还很不发达。脱离这种实际，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当成可以任意套用的公式，只能起妨碍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作用。
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口号。其错误固然是在于事实上所打倒的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权威，正如同在走资派的帽子下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一样。但还可以设想，如果真是有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学术权威，那么无产阶级应该对他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防止他的世界观发生影响，用适当的方法帮助他改造，而同时认真地向他学习，把他的学术学过来，或者批判地吸收下来。既然他是权威，为什么不应该向他学习呢？可以用革命的群众运动来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政权，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可以也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打倒学术权威。考虑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学术权威不是很多，而是太少，这样的口号就更显得荒谬了。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些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规律。只靠这种一般规律，人们所能知道的至多也只是如同前引恩格斯所说的前进的出发点和进一步发展的总方向。不把一般规律和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是办不了事的。如果根据一般规律而设想出纯洁的、完美的社会主义，从纯洁完美的抽象概念出发，就只能得出脱离实际的指导方针，就只能把本来可以做好的事做坏。文化大革命既对现状作了错误的估计似乎到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又似乎以为，只要靠群众斗争的一次两次冲锋就能全部改变现状，创造出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