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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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三立先后在杭州租房住了几年，他的诗集中，有很多与西湖有关的诗。1924年春天，印度诗人泰戈尔到杭州登门拜访他，王统照在《晨报》发表文章记下了这次盛会：“（四月）十四（泰戈尔）赴杭，十六在杭讲演一次，十七号快车返沪。……在杭时，有人介绍陈三立与之相晤，合拍一照。对语时，由（徐）志摩口译，但所谈有限。陈氏七十余岁，与六十余岁之泰氏相较，其康健非泰氏可比，当泰氏索其诗册，陈甚谦逊，连言不可相比，终未相送。”两个语言不通的亚洲诗人在西湖边会晤，身后少年诗人侧立，一时被传为文坛佳话。第二年10月10日，上海《申报》推出“国庆纪念增刊”，还特意刊登他们两人的合影，题为“今代亚洲二诗人合影”。

　　　　陈三立留在杭州的痕迹，大概只剩下牌坊山下一片茶园中的墓『穴』，寂寞地守望着日起日落。在美丽的湖山之间，陈三立之墓并不是一个景点，如果不是他有个以学问人格为读书人追捧的儿子陈寅恪，他已差不多被遗忘了。陈寅恪生前也有归葬西湖父母、兄长之旁的想法，他女儿陈美延证实，一代史家归葬杭州的宿愿，多年来虽屡经申请，终于未果。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2。陈三立，《散原精舍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清陈宝箴著，汪叔子、张求会编《陈宝箴集》，中华书局，2003、2005年版。

　　　　4。陈寅格，《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5。张求会，《陈寅恪的家族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6。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8。叶绍荣，《陈寅恪家世》，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

　　　　9。陈小从，《图说义宁陈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10。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

第8章　不悔与悔：“戊戌第七君子”徐致靖　（1）（）　
一“徐徐云尔；陈陈相因”

　　　　“徐徐云尔；陈陈相因。”

　　　　“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徐氏父子，陈氏父子。”

　　　　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人以这样的对联嘲讽被革职查办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和徐致靖、徐仁铸父子。陈家几代人杰，徐家则被称为“父子三翰林”（徐致靖和儿子徐仁铸、徐仁镜都是翰林）。

　　　　自1897年徐仁铸于南下长沙，接替江标出任湖南学政，陈家与徐家的命运就已经呼吸相关，密不可分。徐仁铸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合力推动湖南新政。徐致靖与整个百日维新关系很深，他先后上折子保举的六个人，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以及袁世凯，他之所以获罪就是因为举荐了康有为等五人，差一点成了刀下鬼，但对此他终生不悔。对于保荐袁世凯，他一生痛悔不已。他的余年，就在这样的不悔与悔之间度过。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等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鲜为人知的是慈禧太后最初要处斩的不是6个人，而是7个人，第七位“君子”就是当时官至二品的礼部右侍郎徐致靖。因刀下仅存，所以他晚年在杭州，别字“仅叟”。

　　　　二刀下何以仅存？

　　　　“戊戌七君子”怎么成了“戊戌六君子”？徐致靖何以能不死？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9月24日，九门提督署到徐府抓人时，正值徐致靖外出，一回家，他就自行到刑部投案，并无惊慌失措。

　　　　他的官职比“军机四卿”要高，又保举了康、梁、谭等人，还上过许多变法改制的奏折。入狱之后，他自以为必死，9月28日，他得知要处决一批犯人，穿好官服等候上路，几个子侄也准备带上棺材在菜市口等候。因为侄儿徐仁录去路上迎接从长沙北来的徐仁铸，徐仁镜呆了，不能说话，只有侄儿徐仁铨一人赶到菜市口：

　　　　看见人山人海，纷纷谈说：差使（按为当时口语，即处决人犯的官卒）出来，头一辆车一定是徐致靖。霎时间，听炮声，远望顺治门洞里，涌出一支人马，街上人喊道：差使来了。又听见有人喊道：很奇怪，怎么头一个斩犯是谭大人呢？（许姬传著《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35页。本文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来自此书）

　　　　只见第一辆囚车上是谭嗣同，第二辆是杨深秀，第三辆是杨锐，第四辆是林旭，第五辆是刘光弟，最后一辆是康广仁。

　　　　徐仁铨目睹大刀王五收了谭嗣同的尸。人散了，也没见伯父被绑出来，只好把棺材先寄存在原来的店中。回了家，见仁镜还瞪着眼呆立在门口，赶紧把他拉进家，告诉他今天没有事。

　　　　这一史无前例的惊天大案刑部不敢审，奏请派大臣会审，结果突然下旨处斩，越过了当时所有的法律程序，刑部官员都很惊讶，连《大清律例》都不顾就要杀人。

　　　　徐致靖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原来是李鸿章“重托荣禄”，才保住『性』命。徐、李两家渊源很深，外人不知。他幸免在狱，读书养『性』，并没有后悔自己卷入维新运动，对前去探监的侄婿言謇博说：“我们主张变法改制，效法明治维新，可谓对症下『药』，虽然没有成功，但我相信，将来还要走此路，这是大势所趋，少数人阻挠不住的。”狱中，《祭六君子文》《续正气歌》的腹稿都打好了，等他到杭州住下，才默写出来。在狱两年，精通中医的他常为犯人治病，救活了不少人。八国联军进京，全部犯人释放，他不愿走，“我是大清国的犯官，判我绞监候，现在外国人开监放囚犯，我不能听他们的命令”。一直等到监狱的伙食都停了，他才肯出来，并请刑部尚书贵恒代奏请命，两个月后，得到西安来的赦旨，才经天津航海南下，在杭州姚园寺巷定居。这个房子是徐仁铸在戊戌事败母亲病故，扶柩南归后的定居之所。这年8月等到父亲出狱南下时，他已患肺病去世，“徐徐云尔”，父子终于未能见面。当时有人集一联：“不孝男徐仁铸，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考；昧死臣谭嗣同，末学新进，罔知忌讳，干冒宸严。”

　　　　徐致靖晚年常说：“我应该跟六君子一起走，留下我有什么意思？”

　　　　在他外孙许姬传的回忆录出版前，他何以不死长期都是个谜。戊戌事发，他被捕当天，李鸿章在院子里转圈子，最后决定找荣禄帮忙：“年侄徐子静，是个书呆子，好唱昆曲，并不懂新政，你给讲个人情。”荣禄表示为难，因为徐是要犯。李再三重托“保住他的『性』命”。第二天，荣禄面见慈禧太后，看到判罪名单，第一名就是徐，“斩立决”，下面是谭嗣同等六人。荣禄进言：“太后英明，这些人都是罪有应得，不过徐致靖听说是个书呆子，整天在家里唱昆曲，吹笛子，他并不懂新政，恐怕是上当受骗。”慈禧太后面带怒容说：“徐致靖不是好东西，他离间我母子，你为什么袒护他？”荣禄忙跪下说：“奴才不敢，不过据奴才知道，徐致靖升了礼部右侍郎后，皇上没有召见。”太监奉命去查档，果然，光绪帝三个月内都没有召见过徐，她这才辞『色』缓和下来，对荣禄说：“看你的面子，叫他老死狱底吧。”动笔把“斩立决”改为“斩监候”。荣禄为表示自己费了大力才保住徐的『性』命，所以对李鸿章说得很详细。是李的后人亲口告诉徐的后人的。光绪帝为什么三个月没有召见过徐？其实是因为徐“耳朵重听”，身为皇帝，还不得不防隔墙有耳。这一点张元济应召时就感觉到了。

　　　　原来，李鸿章与徐致靖的父亲徐伟侯1847年同时在考棚应考，李得了疟疾，文章未完成，徐去隔壁探病，李叹息“今科无望，完了”。徐问：“你做了几篇？”李说只誊清一篇，还有两篇是草稿，来不及修改就病了，拿笔哆嗦，无力完篇。徐说给我，我代你整理抄写，递进去试试。结果李一举中了进士。日后李鸿章位极人臣，徐总是当个知县，但两家的渊源非同寻常，不为外人所知。至于荣禄为什么会买李鸿章的账，在当时波诡云谲的复杂时局中，他也离不开懂洋务、会办外交的李鸿章支持、帮助。我前面提及他对陈宝箴也曾力保。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出任直隶总督，奉旨推荐人才，开列过一个31人的名单，其中就有陈三立、黄遵宪这样的维新派，还有袁世凯。

　　　　三不悔的《密保人才折》

　　　　徐家杰（伟侯）与李鸿章同榜中进士，一直在山东等地做知县，晚年任北京金台书院山长，但因为受了洋务派影响，“主张开铁路、种牛痘，和李提摩太是朋友，向他打听英国何以能够富强的道理。他教育子弟，着重研究中国历史，还主张研究外国历史”。徐致靖从小受父亲教诲，“治经学、史学之外，留心洋务及经世之学”。1895年，父亲病故，他回宜兴住了27个月，“看到外来侵略频繁，『政府』官吏贪贿成风，非常气愤，常说要出几个张江陵（居正）、海刚峰（瑞），才能扭转风气，不打算再做官”。急公好义、有乡望的叔叔徐憩泉劝他，身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可以专折奏事，“当国家危急之秋，应该有所建树，岂可倦勤”。

　　　　年轻的光绪帝在甲午战后励精图治，试图有所作为，朝野内外志士主张变法维新、挽救危亡的呼声日益高涨。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以翰林院侍读学士（正四品）身份上《守旧开新请明示从违折》，提出“外侮方深，国是未定，开新守旧，两无依据，请乾断特申，以一众心而维持时局”。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是百日维新前夕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的重要折片，史称“请定国是疏”。

　　　　三天后，即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自强。在此后的103中，徐致靖至少还上过7个重要的折子，对变法进程有或大或小甚至关键的影响：6月22日的请废除八股折，7月7日的《请酌定各项考试策论文体折》，8月14的《请开编书局折》，9月5日的《请酌置散卿折》，9月11日的保袁世凯折，9月14日保举人才折等。有人考证他的这些重要折子几乎都是康有为代草的，其实这一点并不重要。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他6月13日上的《密保人才折》，荐举了工部主事康有为、湖南盐法长宝道兼署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刑部主事张元济、广东举人梁启超共五人，建议光绪帝将他们“或置诸左右，以资顾问；或进诸『政府』，筹措新政”。

　　　　光绪帝当天下旨，预备三天后召见康有为、张元济。据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日记，光绪帝5月26日曾向他索要康有为“所进书”，他回答自己与康不往来，光绪问为何？他回答“此人居心叵测”。问他以前为何不说，他说最近看了康的《孔子改制考》才知。其实，6月15日，康、张还和已被开缺的翁同龢一起吃晚饭。16日，康有为第一次见到了光绪帝。同时，光绪帝下旨召黄遵宪、谭嗣同进京，安排梁启超在各国总理衙门。康、谭等能直接参与新政，徐致靖功不可没。也正是这一折子导致他入狱几乎丧命，“一门三翰林”统统革职。

　　　　政变发生后，徐仁铸请求代父坐牢，具折陈情：

　　　　臣父一生忠厚笃实，与康有为素不相知。臣去岁入湘以来，与康有为之门人梁启超晤谈，盛称其师之品行才学。臣一时昏聩，慕其虚名，谬谓可以为国宣力，当于家信内附具节略，禀恳臣父保荐。臣父溺于舐犊之爱，不及博访，遂以上陈。兹康有为获罪，臣父以牵连逮问，推原其故，皆臣妄听轻举之所致也。

第9章　不悔与悔：“戊戌第七君子”徐致靖　（2）（）　
徐仁铸为父开脱，要代父入狱，其情可嘉，他说的既有事实，又非全是事实。当时，他对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梁启超十分器重，认为梁的《幼学通议》“切实晓畅，实为蒙养之要”。徐仁铸与陈三立、黄遵宪、谭嗣同在湖南共同协助陈宝箴推行新政。徐仁铸的幕僚周善培回忆说他与谭嗣同、梁任公、黄公度“最为投契”。推荐康有为是因为谭嗣同在他面前称道。湖南新政因受保守势力的反对，阻力很大，他有“改变方针向中枢发展”的想法，他寄给父亲康、黄、谭、梁的简历，由此推动了这份《密保人才折》。胡思敬的《戊戌履霜录》中说，徐仁铸“密疏梁、谭及康有为、黄遵宪”，“求父致靖荐达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