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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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拨伊铜钱”：一代银行家蒋抑卮 （2）（）
在时代转型的风浪中，票号全军覆没，不少钱庄、银行也从此倒闭，如上海的信成银行、大通银行等，“暂行休业”不料成了永久休业。以“拨伊铜钱”为口头禅的蒋抑卮，似乎是个天生的银行家，他掌舵的兴业银行之所以应变不『乱』，在变幻莫测的风暴中顺利地挺了过来，有惊无险，靠的就是他的不避风险、运筹奔走。他从此信誉鹊起，受到金融同行的推重，百姓的信任，但他从不居功，而是称道“浙总行总理沈新三、沪行总理樊时勋诸先生的同心协力，同舟共济，擘画于室，奔走于外，而汤寿潜先生调三库之银，全力支持，更是机缘巧合，难得之极”。1940年冬天，事隔数十年，叶揆初在蒋抑卮的追悼会上说：“苟非抑卮先生之毅力热忱，漫天大风大浪，最险之日，安得善渡，本行亦当无复有今日之盛也。”
四“韬光宪法”
辛亥革命后，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是当地第一家复业的商业银行，蒋抑卮为此不惜拿出私产低押，信誉得以确立。当年股东会上，他作了关于应对辛亥事变的报告，并指出清朝垮台，清商律已废，原有的银行章程已不适应。同时，由于杭州、上海、汉口三行分立，各自为政，权力分散的弊端在辛亥风浪中暴『露』无遗，人事、经营的关系复杂，整个体制、结构要做适当的调整，也就是需要重新立法，以制度来保障辛苦创立的金融事业继续运转和发展。当时北京有汇兑处，许多浙江籍的京官和『妓』女经常有款项汇往浙、沪等地，所以蒋认为必须有一个总的领导机构。大家公推蒋抑卮执笔，并广泛征集股东的意见。这个酝酿过程就有好几年。
1915年，蒋抑卮在杭州灵隐寺后面的韬光寺闭门7天，与叶揆初、项兰生、沈新三等草拟银行章程，8月在股东常会上逐条讨论通过，被同人戏称为“韬光宪法”。章程规定，以上海为本行，杭州、天津、汉口、北京为支行，股东大会选7人组成董事会，三年一任，可连选连任，董事会实行总办事处制，举3人为办事董事，3人中再举一人为董事长，负责对外，并掌握全行重大事务的裁决权，总办事处设书记长一人，下设各部。蒋抑卮被选为三个办事董事之一，在他的提议下，与北洋『政府』声气相通、在财经方面有地位的叶揆初（1874—1949，原浙路公司清算处主任）被推举为董事长。此后，几经变化，他们的常务董事、董事长之职一直没有变化，他们精诚合作，积极改革，在大江南北各重要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着力扶植民族工商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开创了一个新局面。老银行家孔绶蘅晚年在香港回忆，他1918年在上海看到的兴业银行，重心在董事会，“而重大的发号施政在蒋家，即蒋抑卮先生。”
1914年，铁路公司收归国有后，将所有的银行股份4453股出让，委托律师登报投标竞买，因蒋抑卮出价最高，全部为他所认购，加上创行时蒋家原有的1000股，共达到5453股，蒋家持有兴业全部股份的54。43％，超过12，成为最大的股东。但他一直维持叶揆初的董事长地位，他认为叶为人耿直、胸怀开阔，目光远大，而且学问、阅历、声望、财政经验都在自己之上，由其主持兴业，是兴业之幸。
袁世凯称帝时，挪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存款，导致国库空虚。洪宪帝制失败，京、津、沪等地发生挤兑，1916年5月12日段祺瑞下令停止兑现、存款止付，消息传来，举国震动。当天，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公权为此与叶揆初、蒋抑卮、陈光甫、李馥孙等金融巨子紧急磋商，是否执行这一『乱』命。“南三行”都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商股股东，有唇齿关系，当然不赞成自毁信用。蒋抑卮认为不能执行这样的『乱』命，率先表示兴业可以部分资产向外商银行和一般钱庄抵押筹款，予以支持。在兴业和其他商业银行支持下，“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迅速成立，抬出张謇为会长，联合会出面请律师接管上海的中国银行，再由律师聘宋汉章、张公权继续营业。银行照常开门，虽然最初几天挤兑人流如『潮』水一般，但到19日风『潮』就已平息。此举对于维持金融信誉，稳定全国金融市场起了重大作用，赢得一片赞誉。蒋抑卮甘冒风险，从大局出发，倡导同业间相互支持，为金融界所称道。宋汉章由此感激，以后兴业向中国银行领用券时，给予比较优惠的条件。
五“南三行”之首
从1915年到1926年，这10多年军阀此伏彼起的动『荡』『乱』世，却是浙江兴业银行的全盛时期，到1926年总资产达到了5459万多元。从1918年到1927年的10年间，浙江兴业银行吸收存款连续5年在全国各大商业银行中居于首位，其中1922年存款占全国银行全部存款的4。05％，盐业占3。85％、金城占3。78％，仅次于官方的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在全国11家重要的商业银行中，位居第一。包括浙江兴业银行在内新兴的银行业，已摆脱旧金融业单靠“吃利”的狭隘『性』，在金融经营收入上开始多样化，涉及房地产、有价证券、外币买卖等。从1897年中国第一家银行创办到1927年的30年间，一共出现过近60家银行，其中40％中途关门，坚持下来的只有18家银行。其中，浙江兴业银行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这三家著名的商业银行被合称为“南三行”，在资金实力上，“南三行”超过了“北四行”，而兴业又居“南三行”之首。
蒋抑卮在浙江、上海乃至全国金融界声誉日隆，深受敬重。1917年到1922年间，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发生官股与商股之争，请他出面调停，最后达成协议，官股称浙江地方银行，商股称浙江实业银行，这一方案为双方所乐意接受。1918年前后，他买下杭州的胡雪岩故居，又主持在三元坊（即现在的中山中路清泰街口）筹建兴业银行杭州的新营业大厅，请著名建筑师陈植设计，到1921年落成。
蒋抑卮和浙江兴业银行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如前所述，重信用，有担当，稳健经营，处变不惊，注意制度建设，等等。同时，他们非常重视员工业务水准的提高，很早就在安定学校特设了银行专修科，选择优秀毕业生到兴业，其时离浙江兴业银行创办不久。1920年，他们聘请经济学家马寅初任银行顾问（一度任兴业的金融研究所主任），系统讲述西方经济学，月薪高达400元；1921年，选派两个行员到英美著名银行去实习；1932年创办《兴业邮乘》，交流业务的平台；1935年，请浙江实业银行练习生出身的金融家章乃器讲授银行投资。
蒋抑卮在上海华山路（原来叫海格路）购有西式住宅。在杭州积善坊又造了大住宅，部分建筑材料就是从买下的胡雪岩豪宅拆下来的。1931年之后，他以多病之身，常住莫干山养病。1934年，他在莫干山新建的别墅落成，他就捐赠给了兴业银行，登记时即填作兴业的产业，作为银行员工轮休疗养的地方，不过他有一个条件，自己在山上避暑时，同事不能去住。抗战前，他每年夏天都去山上避暑。他在遗嘱中规定，死后别墅不传子女，只归兴业。（1960年夏天，『毛』泽东曾在这里睡过一个午觉，因此而名声大噪，身价倍增。别墅现名“皇后饭店”，成了游人必到之处，可有谁还会记得那个“拨伊铜钱”的银行家蒋抑卮？）
浙江兴业银行热衷于引入和培养具有现代金融素质的新人，增添新鲜血『液』，1921年进入兴业的徐新六从书记长做起，仅仅两年就做了副总经理，1925年升为办事董事、总经理。1890年生在杭州的徐新六，早年就读于杭州养正书塾、上海南洋公学，1908年起留学英国，1914年回国，在北大任教，曾追随梁启超，做过财政部秘书，1918年梁启超带着他、丁文江、蒋百里、张君劢等一时才俊赴欧洲考察。进入兴业后，其出『色』才干受到叶、蒋等人赏识，胡适在上海期间，和他是最好的朋友。1927年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兴业汉口分行经理辞职而去，蒋抑卮以办事董事身份临时兼汉口分行经理，从1929年4月到1930年3月，正好一年，除了处理日常业务，给董事长写的报告就有131件，还有大量写给总行总经理徐新六的亲笔信，建议、分析、沟通，供总办事处决策。他以办事董事的地位之尊，却始终恪守分行经理对总行总经理应负的职责，一丝不苟，处事之严谨认真，恐怕都是后世难以想象的。（1938年夏天，蒋介石曾内定由徐新六任驻美大使，8月24日他乘坐的飞机不幸在飞往重庆途中被击落。）
六“我这个状元公还得你这个秀才郎多多扶持呢！”
即使兴业银行鼎盛时期，蒋抑卮也毫不松懈，依然是每天早起，早上班，进门先看银元牌价，和早到的员工互致问候。作为办事董事，行务会议一般都是他以临时『主席』的身份主持，他总是静心听取意见，对放款对象的信誉、业绩、经营手法总是要求作深入细致的调查，“拨伊铜钱”并不是随随便便的。最后，他根据个人对金融市面运作态势的了解做决策『性』发言，往往稳健中肯，为大家所钦服。
兴业银行把中心放在支持民族工商业上面，总放款占50％以上，到1925年放款额已达2000万元，1931年4000万，1934年达5800万元。得到支持的民族工商业有600多家，涵盖纺织、医『药』、丝绸、面粉、造纸、煤矿、印刷、火柴以及化工、钢铁等重工业，如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天津久大精盐公司、永利碱厂、上海闸北水电公司、商务印书馆、杭州胡庆余堂国『药』店、穆藕初的纱厂、荣氏家族的面粉厂、南通大生纱厂以及长兴煤矿、北票煤矿等许多著名的民营企业。
从1907年到1922年，兴业银行至少5次给张謇的大生纱厂贷款扶持。1918年，这位年迈的状元实业家专程祝贺浙江兴业银行上海总行乔迁之喜，亲笔书写颂词，并半开玩笑地对蒋抑卮说：“我这个状元公还得你这个秀才郎多多扶持呢！”
在兴业放款的600多家企业中，有20多家在濒临倒闭时得到帮助。1935年，刘鸿生的企业集团几乎濒临倒闭，到中国银行贷款，受到宋子文的当面嘲弄：“o·s·（刘的英文名字缩写）的股票现在连草纸都不如了。”气得这位“火柴大王”说不出话来，结果靠了兴业银行的支持才得以起死回生。他后来多次在公开场合说：“浙江兴业银行才是我们企业自己的银行。”
1934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准备修建铁路、公路两用的钱塘江大桥，预计借款550万元，兴业应铁道部要求出面筹集部分款项，与中国、交通、浙江实业和四明一同组成了筑路银行团，借款200万，兴业一家承担12，期限6年，并专设办事处，派人配合施工进程拨款。当时他们的想法就是不让外国银行『插』手，损害路权，或许想起了二三十年前的争路权运动，想到了浙江兴业银行的由来。此举使兴业银行成为“金融支工”的榜样，受到中外交通界的称许。茅以升设计的钱塘江大桥三年后建成通车，70多年后还在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包括蒋抑卮在内，浙江兴业银行的掌舵人物，没有人在1927年血泊中浮起的国民党政权中担任要职，这一点同时代的其他银行家就很少做到，“北四行”的吴鼎昌、“南三行”的陈光甫，更不用说张公权等人，先后都踏上从政之路。兴业的兴衰背后我们可以看出它与政治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保持了金融机构的独立『性』，这一点在江浙财团中尤其难能可贵。蒋介石上台后，向上海各银行摊派严重，引起蒋抑卮们的反感，坚持不让官僚权贵的资本『插』足兴业，因此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挤压，逐渐走下坡路，1927年后存款逐年减少，到1936年已跌到同行业的第6位。
1935年国民党当局将钞票发行权集中到中央、交通、中国三行，勒令其他银行将已发行的钞票及准备金全部上缴。兴业自晚清以来，发行钞票已有近30年历史，损失惨重，资本实力一夜间削弱了差不多110。在无情的政治压制下，兴业的黄金时代无可挽回地过去了。等到抗战爆发，许多企业贷款收不回来，兴业银行几乎成了空壳。1940年11月18日，蒋抑卮在上海病故，他在这个热爱的世上活了66年。世上已无蒋抑卮，作为金融报国的代表人物之一，还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拨伊铜钱”，徜徉在杭州中山中路或积善坊巷，可还有人记得中国第一代银行家的这个口头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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