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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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才需要我们赋予它意义。他说，自古以来，只有英雄、“主角”有资格进入历史教科书，“而无数的、和那些少数人一样有价值的人，总是被历史遗忘，或许他们才更有价值。”

　　　　放在文明转型的背景下考察，以胜败论英雄者，以暴力和计谋受到欢呼和膜拜者，给历史提供的往往是负数，而不是增量。我更关注那些真正推动了文明进步和社会转型的开创『性』人物，他们散布在各个领域，未必是强势者，但他们的出现是为历史做加法，不是做减法的，他们才是历史的增量。我把这一思考称为“历史的增量观”。

　　　　在这一尺度下，谁是历史的主角？光是说人民，太抽象了，人民毕竟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我相信，真正的主角是那些默默耕耘、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如果说王朝的兴衰、战争的胜负、权力的消长进退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那么在大地上不倦耕耘、种瓜种豆的人，相对而言，他们能收获什么，有着更大的确定『性』和必然『性』，他们能在更大程度上把握自己，尽管大的历史环境影响着他们，甚至主宰着他们的命运，包括虐杀他们的生命，但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在面对这个世界时，面对自己的生活时，更为从容而镇定，他们所耿耿于怀的不再是水泊梁山的交椅，也不是指向金銮宝殿，他们是创造文明、推动文明的基本力量。一句话，他们是有思想的芦苇，他们通过自己的生活、思想获得人生的意义。

　　　　他们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或知其可为而为之，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他们做的是播种的工作。在近代中国转型期，他们在多个层面付诸了实践，政治制度层面，从维新变法梦到君主立宪梦，再到宪政民主梦，一个接一个的梦都破灭了。思想精神层面，他们引进不同的思『潮』、学说、主义，在千年不变的儒、道、法等话语之外，他们引入了陌生的新因子，尝试和实践，喜悦和欢欣，失败和无奈萦回至今，烟云不散，是金子最终还是会发光的。在社会、经济层面，他们拓展出了教育、科学、出版、新闻、实业、金融、企业等一个个全新的领域，这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实绩。这些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之间相互交叉、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古代向近代的转型，不光是一种制度的转换，而且是思维方式、语言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转变，千年不动的以农村、农业为基础的旧有社会结构，开始转向以城市、工商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结构，这中间带来的变化、痛苦都是古人难以想象的，转型的艰难更是无法预言的，据说能预知王朝兴衰循环、刀兵浩劫的“推背图”、“烧饼歌”正在失灵。

　　　　1841年，杭州这方水土养育的一代才人龚自珍猝然离世，他生前已呼吸领会到旧文明的衰亡气息，直接提出了“衰世”的概念。

　　　　1949年，“时间开始了”，生在杭州、长在杭州的燕京大学创始人司徒雷登黯然告别他热爱的中国。

　　　　西湖真是浓缩了一部激『荡』的百年史，我很想把这本书叫做“西湖版”百年中国史，就是试图以西湖为平台，围绕着西湖边走过的、与西湖有关的人事重新认识这段风雨苍黄的历史，这一百多年的中国正处于摆脱“衰世”的进程中，怀抱各种梦想，在这块古老土地上播种的民族精英们，他们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文明转型，使老中国早日步出“衰世”，迈入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文明时代。他们做的一切，无论成败都已在西湖边定格，他们身后的墓址、故居和一切文字都已成为百年见证。湖山虽好，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先人的足迹、眼泪和欢笑，他们的热血、智慧和辛劳，那也不过是我们闲来休憩之所，不会有兴亡之慨，不会有物是人非之叹。

　　　　西子湖头，曾来过多少权倾一时的公侯，叱咤风云的军阀，从卢永祥到孙传芳，从张静江到蒋介石，还有类似杜月笙、王晓籁等流氓大亨都曾在西湖边圈地建别墅，南山路到北山路到处是摩肩接踵的别墅，“澄庐”、“静逸别墅”、“青白山居”、“九芝小筑”……我更有兴趣的不是这些人，在文明史的视野中，在增量历史观下，我注视的是生前并无显赫权势的龚自珍、胡适、竺可桢，一笔在手的邵飘萍、史量才……正是他们才把一个老大民族带入了近代文明社会。他们才是真正推动历史的人。一部通向希望之门的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他们书写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近代中国的转型是从张元济、蔡元培、张謇、汪康年等人开始的，这一代读书人都是自科举之路走上来的，他们是进士、翰林甚至状元及第，但他们在20世纪前夜告别朝廷，转向社会，成为出版家、教育家、实业家、报人，这是一个全新的变化。在他们之后，随着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派留学，一个新型的知识阶层在中国破土而出，他们各走各的道路，拓展出了新的社会自主空间，建立起新的尺度。

　　　　那些怀抱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新闻救国、教育救国、思想文艺救国等梦想的人们，他们的努力，在相当一个时期，确是播下了文明的种子，有些已在茁壮的成长之中，受到世人的瞩目，比如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学府（北大、清华、南开、西南联大、浙大、燕京，还有许许多多的中学），那些报纸（《申报》、《大公报》、《新民报》等），那些出版社（商务、中华、开明、世界……），那些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如果不是有人为“工业救国论”、“教育救国论”的破灭而兴奋，如果它们不是被一次次地连根拔起，或者永远消失了，它们早已是遮天蔽日的大树，而我们已经可以在文明的树荫下享受。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要这么收获，先那么栽”，说的都是一个道理，这是胡适喜欢的谚语、格言，他最后一次来到西湖，还在浙大演讲自由主义，耿耿此心，就是要将陌生的文明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上，所以他才会那么用力、用心地在中国传统中寻找自由主义的因子，寻找可以与近代文明接轨的东西，一首诗，一篇文章，一个小故事，哪怕是片言只语。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见解，却否定不了他的诚意、真挚和热忱，他确是一个播种者，在底线意义上为古老民族提供了基本价值。

　　　　一部近代中国史或者说文明转型的历史，说到底，是他们书写的，比起那些或打打杀杀，或权谋诡计，你方唱罢我登场，争舞台、争交椅的皇室贵胄、军阀政客，怀抱各种梦想埋头苦干、拼命苦干、得寸进寸、咬定青山的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他们的结局虽然悲壮、伤怀，但回过头来，我们还是清晰地看到，在思想文化等领域耕耘的胡适们，他们的精神遗产至今仍有不可磨灭的价值，而大大小小的权势人物都已如烟而去。1936年1月9日，胡适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

　　　　”在他们身上已有公民意识的萌芽，在主角意识和配角意识之外，他们在紧贴地面的生活实践中确立了群角意识，不再把目光锁定在单一的权力舞台，他们选择了社会而不是庙堂，不再陷在主角之争的泥潭中，挣扎一辈子，他们的人生理想与古代有了本质的区别，他们带来了近代，也代表了近代，他们通过知识获得了解放，而且播下了文明的种子。无论是实业报国、科学报国、新闻报国，还是教育报国，报国的前提首先就是把自己铸造成器，那就是先要成为一个人格独立的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有可能扮演合格的社会角『色』，成为自己期待的那个角『色』，做一块文明的基石。我在西子湖头写下的这本书，就敬献给他们。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英）卡尔·波普尔，郑一明、陆衡等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英）卡尔·波普，杜汝楫、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3。（英）h·g·韦尔斯，曼叶平、李敏译，《世界史纲》，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

　　　　龚自珍与魏源，一个生在杭州，一个葬在杭州，毫无疑问，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有见识的中国人，然而他们一生的命运、全部的遭遇足以证明，古老的农业文明时代已处于无可救『药』的末世，龚自珍称之为“衰世”，他们敏锐地察觉到古老民族遭逢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是来自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的挑战，一个陌生、全新的世界呈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并没有惊惶失措，龚自珍主张“自改革”，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的内心无比焦灼、忧虑，姿态却是镇定而从容的。他们位不居庙堂，仕途坎坷，命运多舛，可他们目光远大，心怀天下，与同时代出类拔萃的大臣林则徐辈相比，他们更为超前，更不必说道光帝及其他庸庸碌碌的达官贵人、公卿大臣。龚自珍预感到暴风雨的来临，预感到地层下的山呼海啸，魏源以老迈之身直接看到了鸦片战争的一幕。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龚自珍、魏源，还可以包括编撰《瀛寰志略》的徐继畲等人，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的隐忧，要到19世纪末，也就是过了近60年后，经历甲午战败的惨痛挫折，才真正引起举国上下读书人的震动，逐渐将告别“衰世”的制度改革提到议事日程，此前大家都还在老办法中打转，在什么都貌似“盛世”的“衰世”中混日子。换句话说，在龚、魏谢世半个世纪后，告别“衰世”的努力才真正开始，或者说找到了方向感。在此之前，朝廷内外还沉浸在削平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同治中兴”的梦幻中，王朝仿佛出现了一种回光返照，洋务运动虽然是对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落实，然而只停留在表面的器物这一层，在制度、观念层面的认识上，掌握权柄的人们和醉心于八股的人们完全是一片空白，压根还没明白西方在“长技”背后，支撑着“长技”的那种制度文明。近代文明转型的进程至少耽误、延缓了半个多世纪。

第3章　龚自珍魏源：告别“衰世”　（1）（）　
一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今天很多人知道龚自珍和他的诗，大概都是因为这首熟悉的青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的这些名句也都传诵不衰，不过人们想起这些诗句时并不一定联想到龚自珍。当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还是他在杂文、时论中所透『露』的光和影，那些不见容于那个时代的思想，那些洞若观火的判断。尽管他还想象不出新、旧文明碰撞的浪花，没有看到更大、更辽阔的世界，没有预见新文明的模样，但他知道“衰世”已走到尽头，他要为不死不活、无良医、无良相、连合格的小偷也产生不出的衰迈文明画一个句号。

　　　　青年梁启超说，19世纪末，当时代变革之际，向往新学的读书人几乎人人都经历过一个崇拜龚自珍的时期，他自述在南国花城初读龚自珍文集，“若受电然”。这种内心深处的强烈震撼，如同一百年后我初读哈维尔文集的体验。龚自珍的表述方式、概括力，对时代的穿透力，他提出深刻命题时的举重若轻，他的敏锐，他的风流洒脱的精神气质，他鹰隼般锐利的目光，使他穿越了那个时代花团锦簇的表象，看到了本质上的糜烂、平庸和无聊。他要唱出自己的歌，尽管歌声里依然弥漫着农业文明的气息，这是他无法超脱的宿命。但他郑重而明白地提出了告别“衰世”和“自改革”等至为重要的题目。如何告别？如何改革？他还来不及思考。在这一点上，和他同时代的魏源（只比他小2岁，但活到了1857年）向前跨了一步，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魏源在编撰《海国图志》时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今天看来也许算不上什么，但在那个时代无疑是最先知的见解，可以说直接影响了洋务运动乃至维新运动。1858年，兵部左侍郎王茂荫上奏皇帝，将《海国图志》“重为刊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也就是希望清廷将这本书当作救国良方。22岁的康有为对西方发生兴趣，就是从阅读《海国图志》、《瀛寰志略》这些书开始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认为，林则徐译西报、魏源编《海国图志》“实为变法之萌芽”。龚自珍和魏源，确是中国人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