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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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在西方商人、传教士、外交官、记者等诸角『色』的努力下，西方人建立起了强大的情报网络。整个19世纪，这个情报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10章 亲身洞察夷情很丢脸！（）
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之后，《中英南京条约》签订（1842年）之前，中国只有一个合法的通商港口——广州。在每年的贸易季节，一般是11月至次年3月，这里都会十分的热闹。在这八十多年的时间里，清『政府』主要通过西方人所谓的“广州体制”（cantonsystem）对外贸进行规范。
根据《清实录·高宗实录》的记载，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戊子日（1760年1月29日），皇帝批准了两广总督李侍尧提出的《防范外夷规条》。这些规条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防范外夷与汉人及“内地『奸』商”交结往来，危害大清政权。这份《规条》的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乾隆为何在1793年拒绝英国特使马嘎尔尼有关增开通商口岸的要求。《规条》大意如下：
其一，“禁止夷商在省住冬”，如业务未能及时处理完毕，“亦令在澳门居住”；
其二，“夷人到粤，宜令寓居行商”，并由行商“管束稽查”；
其三，禁止向外夷借贷资本，禁止外夷雇请汉人；
其四，严禁外夷雇人传递信息，防其与内地『奸』商往来交结；
其五，夷船在广州停泊时，“酌拨营员，弹压稽查”。
道光十五年（1835年），两广总督卢坤等上奏“酌增章程八条”，目的在于“防范贸易夷人”：
其一，外夷护货兵船，不准驶入内洋；
其二，夷人偷运枪炮，及私带番『妇』人等至省，责成行商一体稽查；
其三，夷船引水买办，由澳门同知发给牌照，不准私雇；
其四，夷馆雇佣民人，应明定限制，严防匀串作『奸』等弊；
其五，夷人在内河应用无篷小船，禁止闲游；
其六，夷人具禀事件，一律由洋商转禀，以肃政体；
其七，洋商承保夷船，应任派兼用，以杜私弊；
其八，夷船在洋私卖税货，责成水师查拿，严禁偷漏。
1835年4月11日，道光帝批复说：“所议俱妥！须实力奉行，断不可不久又成具文也！勉益加勉！”
无论是李侍尧提出的《防范外夷规条》，还是卢坤提出的《章程八条》，尽管列出了若干禁止事项，却并未列出违禁应受到何种惩罚。总之，官员们拥有了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为其徇私舞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另外，根据这些规定，“洋商”（即行商）对外商的行为有监督和担保的职责；外商不能直接与官府接触，如果他们要向官府反映问题，必须通过行商转禀。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地方官可以通过压榨行商以寻租，而不必直接面对外国商人，万一出现事端，也多少可撇清些责任。对他们来说，与洋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亲身洞察夷情似乎是一件不重要甚至是丢脸的事情。
第11章 连坐之罪（）
对于行商们来说，在享受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的同时，“连坐之罪”或许是不得不承受的风险和代价。“海王星号事件”就是一例。再比如，1827年10月8日出版的《悉尼公报》刊登了一篇讲述怡和行——广州十三行之一——当家掌柜伍浩官被敲诈的文章。文章内容大概是说，某人父亲在伶仃洋（ling…ting）被一位洋人所杀，而伍浩官被指控放走了这个洋人，最终被这位被杀者之子及官府敲诈。文章写道：“行商浩官的罪是有钱而胆怯。最近，他被人以多种方式勒索金钱……中国遍布着道德败坏，这里不信上帝，充满了肆意报复、说谎、欺诈和『淫』『荡』的恶行。”
在与中国商人互通有无或者勾心斗角的过程中，外国商人逐渐了解到其商业对手的难处。在1830年出版的《爱丁堡百科全书》中有一段非常特别的文字，它反映了外国人对中国的政治和商业环境的感知：
在这个国家，要忍受清朝官员的任『性』、残暴和勒索的并非只有下层和贫困阶层，有钱人也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权贵们对他们的掠夺甚至更为频繁。因此，中国的富人非但不会从财富中得到安慰，相反，他通常害怕使用财富，至少害怕让人知道他在使用财富。他非常谨慎，不会通过住豪宅或者穿得比邻居更好的方式让人知道他有多富裕，以免引起他的居住地的长官们的注意，否则，长官们很快会找到某些手段——比如某项禁止奢侈的法律（sumptuarylaw）——拿这位富人开刀。
因此，我们总是可以看到，清朝的官员们有权支配法律。虽然皇帝的诏书表达了最深切的焦虑，并且制定了最严厉的刑罚，以防止法官和官员们的渎职、腐败以及对人民的压迫，但是，这些规定非常普遍地被那些最应该遵守的人无视。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再也找不到哪个国家的『政府』比清朝『政府』更挥霍、更暴虐。
贪污腐败是最被他们的法律谴责的罪行，但众所周知，这是清朝最为普遍的罪行。显而易见，这种邪恶是如此地无处不在，以至于所有公平正义以及良好『政府』的基础都被完全颠覆。在广州，英国商人从未遇到过不接受贿赂的『政府』官员。
在1835年的5月刊的《中国丛报》上刊登的一篇介绍清国的文章中，引述了一段英国汉学家斯汤顿爵士在他翻译的《大清律例》（tatsingleuhle）的序言中所写的一段话：
尽管清朝的法典存在缺陷、内容繁杂，但中国人提到它时普遍都感到自豪，并且赞叹不已。大体而言，他们所渴望的似乎只是法典内容公正，不会朝令夕改，在执行时不偏不倚，不受腐败的影响。但是，事实正好相反，清朝的法律经常被那些执法者们及护法者们破坏，而且，不幸的是，他们还不受惩罚。
无论如何，对外商而言，广州体系带来的不便是方方面面的。如果说，不许在广州过冬、不许带外国女人进广州、只能住在行商指定的住所等规定影响的是外商们——确切地说，是贸易代表们——的生活的话，那么，其他规定则影响了外商们——确切地说，是来自各阶层的形形『色』『色』的股东们——的生意。
更重要的是，在西方人看来，广州体系中的某些规定已经侮辱了他们的人格。比如，刊登在《中国丛报》上的一篇文章解释道：“清朝『政府』认为夷人不懂道理，因此颁布了这样一道命令：当英夷和其他人住在行商的工厂里的时候，行商有责任用心控制并约束他们，不要让他们随意出入，以免他们与不忠的本地人进行交流或作出秘密安排。”
无论清朝统治者是出于何种考虑，比如，地方统治者寻租的需要，皇帝对洋人与汉人联盟的担心，他们制定的这种复杂、繁琐的程序，与西方人习惯的贸易体系相距甚远，双方的仇怨因此而加剧，并且导致冲突升级实属正常。
第12章 著名的“乾隆敕谕”（）
与贸易程序的繁琐相比，更让西方商人感到苦恼的是，中国似乎只对他们的白银感兴趣，而不在乎他们引以为豪的工业产品。正如乾隆帝在1793年9月23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马嘎尔尼使团行将离开中国之际——写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敕谕”中所言：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
这道“敕谕”在西方十分著名，西方汉学家或历史学家在著述中国近代史时，没有不将此“敕谕”列为重点史料的。
因为中国对西方的商品不感兴趣，而西方人对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商品却有很高的需求，因此，西方人只能用硬通货——白银——来购买中国的商品，久而久之，西方国家的白银库存急剧下降。他们不得不想办法“发现”或者“创造”某种持续的商品需求，以便从中国本地获得白银，再用白银购买茶叶等商品。
这种商品就是鸦片。最迟从明代开始，中国已经进口了鸦片。万历年间已有法律，规定每进口十斤鸦片收税银二钱。野史记载的一种不太靠谱的说法是，万历帝之所以30年不上朝，就是因为吸食鸦片上了瘾。在清康熙年间，鸦片仍作为『药』材进口。1729年，雍正帝因听闻云南、广东一带吸食鸦片者众，如不禁止，恐生大『乱』，因而下旨禁烟。《大清律例》规定的刑罚是：买卖鸦片的枷号一个月，发配充军；私开烟馆的，绞监候。
但是，鸦片买卖以及吸食鸦片的恶习并没有因此而杜绝。因此，在1780年和1810年，乾隆与嘉庆再次先后下旨禁烟。1796年，嘉庆帝下旨禁止种植鸦片。地方『政府』及海关部门也发文禁止鸦片贸易。比如，在1799年和1809年，两广总督两度发文禁止鸦片买卖。1807年，广东海关也发文禁止鸦片贸易。
从西方媒体的报道来看，这些举措确实取得过一些效果，尽管它们同时也成为地方官敲诈勒索的凭据。比如，1816年2月份的《亚洲杂志》即报道了一起鸦片商人被抓捕的事件：
1815年2月，所有主要的鸦片贸易商都在卡萨布兰卡（thecasabranca，澳门附近的一个镇子的名字）被清朝官员抓住了。官员们想从他们身上敲诈钱财，而他们也希望可以按照惯例支付银子以破财免灾，但他们出的价钱达不到官员们的要求，于是他们被押送到了广州。他们仍然抱有最后能达成和解的希望，但不幸的是，这件事传到了总督和高级官员们的耳朵里，无法掩盖了……这些商人们被严刑拷打，被迫招供一切罪行，而这些罪行可能比他们已经做的要多，他们还被迫招供经常贿赂的官员的姓名。
显然，鸦片贸易没有停止，相反，在1820年至1840年之间，还呈大幅上升的趋势。鸦片贸易带来的影响之一是，在1793年的时候，中国白银库存约有7000万两，到了1820年，则只剩下1000万两。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到了1825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购买茶叶所需的绝大部分资金，都来自鸦片贸易。
第13章 正义女神之叹：中国，鸦片在冒烟！（）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鸦片或鸦片贸易并不是见不得人的内容，相反，它甚至经常作为报道的标题出现。
1839年8月9日，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悉尼先驱报》就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鸦片在冒烟》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一位名叫贾斯蒂夏（justitia，罗马神话中的“正义女神”，很可能是笔名）的读者写给报社编辑部的。她写道：
我写这封信的首要目的是要表明，从一个抽象的角度看，中国的皇帝采取的一切步骤都被证明是正当的。很明显，他受到最仁慈的感情的驱动，为他的同胞谋福祉。我衷心地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这块殖民地（指澳大利亚）将采取同样果断的措施禁止可恶的饮朗姆酒的行为。基督教国度（achristiancountry）中的饮朗姆酒的行为远不如异教徒国度（aheathenland）中的吸食鸦片的行为情有可原。
贾斯蒂夏显然对中国禁烟的情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她写道，在1796年之前，中国允许鸦片进口，并对其进口征收关税。有鉴于其恶果，鸦片在那一年被禁。有命令说，那些被发现吸食鸦片罪行的人，将被戴上枷具并受杖刑，而贩卖及走私鸦片的将被流放或者处死。
在她看来，英国商人在中国从事鸦片贸易的唯一诱因就是盈利，而利润是如此的可观，以至于欲罢不能，越来越渴望从中获利：“对他们来说，盈利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他们没有考虑鸦片贸易会带来人口萎缩的结果，当然，即便他们考虑到了，这种贸易带来的影响可能同样可怕。事实让我们相信这个道理。”
这篇文章表明，西方人对鸦片的毒害了解得十分透彻：“吸食鸦片的习惯一旦形成，就会逐渐变得根深蒂固，越来越难以戒除，直到最后，突然剥夺这种恶习会必定导致死亡。”贾斯蒂夏如此描述瘾君子们的悲惨人生：
他们抵制诱『惑』的能力不那么强，身心虚弱，没有能力维持一贯微薄的薪水，终有一天，烟瘾再犯而买不起鸦片时，只能撒手归西。有的人会在鸦片馆门前上吊，而铁石心肠的老板已经榨取了他们的一切，不会让他们再进门。有的人会被愤怒的亲属或者无情的债主关在自己的住所之外，最终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