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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椭凵揭淮疃２还窃谥泄舐降恼嬲幕钤酒冢⑸�1762年之后。这一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同时也是在中国大陆——开办了第一家工厂。
在18世纪，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呈现巨额逆差。为了扭转这个局面，1773年，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在孟加拉的鸦片种植与买卖。因为清『政府』禁止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无法直接装运鸦片，于是，公司通过代理商将鸦片经马六甲私运至中国。怡和控股公司即是其中的一家代理商。通过走私运往中国的鸦片大概是每年平均900吨。到了1825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购买茶叶所需的绝大部分资金都来自鸦片贸易。1838年，鸦片走私量已经达到1400吨。
为了及时掌握市场行情、准确判断市场风险、正确分析交易伙伴的未来动向，东印度公司设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借用《亚洲杂志》编辑写在创刊号上的话，这个情报网络所要实现的目的或使命之一，是让绝大部分英国公众及时了解并熟悉“与我们的贸易进展、我们无法避免的战争以及我们的政治交易有关的国家和人民的新闻及有趣的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古典经济学鼻祖、苏格兰经济学家、《国富论》一书作者亚当·斯密，以及《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据说都曾是这个公司的撰稿人。185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被英国『政府』解散之后，它的情报工作由英国外交部和英国秘密情报局（sis）接管。
关于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西方商人在情报收集方面的作用，以及他们与『政府』共享情报的制度基础，本书将在后文进一步阐述。有必要提及的是，欧洲人最早对中国进行系统地研究，就是以在元代来华、并在中国游历了17年之久的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述以及他带回欧洲的有关中国的资料为基础的。
第5章 间谍无处不在！（）
除了商人以及直接往中国派驻记者之外，晚清时期的西方人除了主要通过各式媒体，还从其他几个渠道了解中国：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在海外的中国人，包括商人、苦力、学者和官员等；与中国打交道的其他国家的官员或学者等等。
传教士是不容忽视的力量。早在公元5世纪至6世纪期间，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就通过叙利亚和波斯传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635年，景教传教士阿罗本（olopen）从波斯来到长安，并得到唐太宗的赏识。638年，唐太宗还为阿罗本在长安城的义宁坊盖了一间教堂，支持他传教。
自唐朝至元朝，景教在中国坎坎坷坷、断断续续地有所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到中国传教的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渐多。
1537年，法国传教士哈维尔作为教皇的信使被派往亚洲。1549年，他经印度、新加坡抵达日本。但是，他进入中国大陆的尝试止步于广州。1552年，他在广东台山附近的上川岛去世。
在明朝，最有名的欧洲人莫过于利玛窦（matteoricci）。这位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被中国的士大夫尊称为“泰西儒士”。“泰西”意指遥远的西方。
1578年，26岁的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赴远东传教。在印度和交趾传教4年之后，他来到了中国的澳门。在澳门学会汉语之后，他一路北上，经广东肇庆、韶州、南昌、南京，最终抵达北京。1601年，明神宗恩准他长居北京。
除了传教，利玛窦最重要的工作是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又将中文经典翻译成西文。前者比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后者比如“四书”。他还制作了《坤舆万国全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世界地图。利玛窦对中国人了解西方和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清朝早期，最有名的欧洲人则莫过于郎世宁（giuseppecastiglione）。与利玛窦一样，他也是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1715年，27岁的郎世宁来中国传教。因为擅长绘画，他很快就被召进宫，并成为一名宫廷画家。他在康、雍、乾三朝皆被重用，并受乾隆之命主持圆明园的设计工作。甚至《清史稿》对他也有简单的介绍：
郎世宁，西洋人。康熙中入直，高宗尤赏异。凡名马、珍禽、琪花、异草，辄命图之，无不奕奕如生。设『色』奇丽，非秉贞等所及。
根据美国历史学家大卫·蒙格罗的研究，自1552年至1800年，共有920名天主教耶稣会士的传教士到中国传教。
到中国传教的欧洲传教士，不仅将很多中国典籍带回欧洲，还带将多名中国人带去欧洲，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沈福宗和黄嘉略。
沈福宗是南京人。1681年，24岁的他追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couplet），从澳门出发前去欧洲，先后游历了荷兰、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国。他在欧洲皈依了天主教。根据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阿普尔顿（williamw。appleton）发表在《远东季刊》的一篇文章，在英国停留的两年时间里，沈福宗与英国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thomashyde）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还受到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jamesii）的召见。通过带去欧洲的儒家典籍如四书五经，以及他本人的言传身教，促进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沈福宗在欧洲游历了9年之久，在1691年的归国旅程中，他在非洲国家莫桑比克附近病逝，年仅34岁。
黄嘉略去欧洲时间比沈福宗略迟。他是福建人，父亲亦是一名天主教徒。1702年，23岁的黄嘉略跟随法国传教士梁宏仁（artusdelionne）前往法国。他最大的成就是在另一名法国人的协助下写成第一部《汉法字典》。
进入公元19世纪之后，来中国传教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日益增多，其中不少传教士对西方人认识中国产生很大影响，比如来自苏格兰的马礼逊，来自英国的戴德生、海班明与李提摩太，来自美国的裨治文与林乐知，以及来自德国的郭实腊等等。
在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前，传教士们的活动范围一般局限于香港、澳门及广州一带，在那之后，随着中国门户渐开，他们的足迹先是沿着海岸线由南至北行进，而后又由东至西，向中国的内陆突破。但也有传教士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前突破『政府』限制，冒险去了除广州之外的中国大陆的其他地方，比如德国传教士郭实腊。
在1831年至1833年间，郭实腊曾多次沿中国海岸线旅行，造访过厦门、宁波、上海等地，并将其旅行经历集结成册。在《南京条约》确定五口通商之后，这本册子对西方人发掘并掌握中国沿海的商机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作为对清朝『政府』封锁内陆政策的回应，1844年，郭实腊还建立了一所培训“本土传教士”的学校，4年内培训了50名中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很多历史著作中，他除了被称为传教士和汉学家，还被称为鸦片贩和间谍。
郭实腊提供的有关中国的信息让西方人充分认识到，清朝『政府』是“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者”（astrongprotectionist），而且，这种政策“导致了高昂的食品价格以及大量的走私”。平心而论，这个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人的入侵提供了正义『性』的理由。
除了效法清初之前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们，通过将西方经典著作翻译成中文，将中国的经典著作翻译成西文，以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之外，他们有了三种新的发挥影响力的途径：开学校、办报刊和充当媒体的撰稿人。
比如，1818年，马礼逊在澳门创办了英华学院（anglo…chinesecollege）；1879年，施约瑟在上海创办圣约翰书院。再比如，1832年，马礼逊和裨治文共同创办了前文提到过的《中国丛报》；1868年，林乐知创办了《教会新报》，后来改名为《万国公报》。李提摩太则担任过广学会的总干事，出任过天津的《中国时报》的主笔。
传教士们对晚清社会现实的记录，是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的重要素材。当然，他们的记录通常也不乏谬误。比如1852年9月23日的《伦敦早报》引述郭实腊提供的信息说：“道光——乾隆侧室所生之子——以损害帝国合法继承人的方式登上天朝宝座（thecelestialthrone）。”
事实上，仅前半句话已有两处明显错漏：其一，道光皇帝的母亲喜塔腊氏——淑睿皇后——不但是嫡皇后，而且是清朝唯一生下皇帝的嫡皇后；其二，道光皇帝的父亲并非乾隆，而是嘉庆。只不过他不是长子，而是次子。
《伦敦早报》的这篇文章评论说，道光帝登上皇位的方式，与西西里国王曼弗雷德的方式相似。
曼弗雷德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亲生儿子，但他的母亲兰西亚并非腓特烈二世的合法妻子。神圣罗马帝国是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帝国，一度与罗马教会合作无间，极盛时期疆域包括近代的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捷克斯洛伐克、法国东部、荷兰和瑞士。
在11世纪至13世纪期间，因在争夺主教任命权一事上与罗马教皇发生激烈斗争，帝国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在帮助神圣罗马帝国对抗罗马教皇的过程中，曼弗雷德于1254年当上了西西里的摄政王。4年之后，利用年仅6岁的西西里国王康拉德去世的谣言，曼弗雷德直接加冕为西西里国王。
然而，道光皇帝登上宝座的过程，与曼弗雷德完全不同。如果《清史稿》的记载属实，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1799年5月14日），嘉庆帝“遵建储家法”，将次子旻宁（即未来道光帝）立为太子，并将建储诏书“缄藏鐍匣”。既然道光本就是帝国的合法继承人，他登上皇帝宝座实属顺理成章的事情，根本谈不上所谓的损害“帝国的合法继承人”的利益。
至于在中国的西方外交官，他们主要通过出版日记、书信和著作的方式，或者通过接受采访的形式，或者通过直接给媒体撰稿的方式，将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告诉西方人。他们对自己外交经历的记录——无论准确与否，以及他们对时局的判断——无论正确与否，都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中国。
前面提到的马嘎尔尼无疑是西方外交官中最重量级的人物之一。在他之后，另一位英国外交家阿默斯特勋爵于1816年访问中国，并再次体会到英国与中国在宫廷礼仪方面的冲突。
1818年4月25日出版的《悉尼公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阿默斯特勋爵中国行记》的文章。根据文章的记录，1816年2月9日，阿默斯特勋爵及其扈从乘坐“阿尔切斯特号”轮船离开朴茨茅斯港前往中国。作为英国的的特命大使，他的使命与马嘎尔尼相同，使英国与中国建立一种更令人满意的商贸关系。
他们一路经过马德拉岛、南非里约热内卢、非洲好望角、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诸港，在7月初的时候，终于触及中国的海岸线。而后，他们沿海北上，8月9日安全抵达渤海湾。然后，在清朝官员的引导下，阿默斯特一行前往北京。这篇文章写道：
清朝官员们在一路上用尽了一切办法，以让勋爵遵守满族人的叩头礼仪，但遭到了勋爵的抵制。他的理由与马嘎尔尼勋爵相同。勋爵表现出的尊重，在各个方面都与他的君主的尊严、国家的荣誉相符……1795年，荷兰人遵守了叩头礼仪。出于明显的理由，中国人十分渴望英国大使也遵守这个礼仪。为了让阿默斯特勋爵就范，威胁、谄媚、谎话连篇，清朝官员把各种招数都用了，但都是徒劳。
阿默斯特的这次出使再次以失败告终。
除了出使中国或者常驻中国的西方外交官，清朝官员，清朝派驻欧美国家的外交官员，以及与清朝有交往的其他国家的官员，比如日本或朝鲜的官员，都是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比如，我们将在后文看到，在甲午战争之后，美国记者就采访了当时的日本驻美大使慎一郎。
在中国的官员中，与西方媒体打交道比较多的是恭亲王奕䜣和李鸿章。这与他们二人的职务有关：奕䜣曾主管总理衙门——相当于清朝的外交部；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还曾担任过北洋通商大臣。我们可以在西方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中，看到晚清的改革努力、政治现实以及王朝末日的无奈。
中国的学者或革命家，以及研究中国的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是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渠道。前者比如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等，后者比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第一位汉学教授卫三畏，以及东京『政府』大学（thegovernmentuniversityof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