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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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这个难题。
根据这条报道，清朝『政府』向美国驻华公使田贝（1885年至1898年在任）提出了这个请求，而后田贝将此事向华盛顿作了汇报，“总统考虑了一周或更长的时间”。这天的报道还提到美国国务院两位官员的评论。一位被称为“熟悉中国的态度”的官员说，中国不再隐藏它没有能力再继续打下去的事实。它承认自己被打得措手不及。在这样一个糟糕的局面下，用最小的代价获得和平，对它而言是比较明智的。他说：
日本打这场仗的目的，如它自己所说，是为了朝鲜的完全独立。中国对此会完全让步。中国也可能会支付相当的赔偿。但是，赔偿将是以现金形式而非领土形式。我认为，如果日本非要中国赔上部分领土，那么，任何和平协议都不能达成。
另一位熟悉日本的态度的美国官员则说，日本了解中国的诡计，它不可能被中国开出的任何支票所误导，这种和平条款看上去似乎大有意味，实则空无一物。朝鲜主权就是空头支票之一。中国已经被赶出朝鲜，在朝鲜没什么可以让步的了。“日本不会要中国的任何领土。毫无疑问，日本希望的是足够弥补其战争支出的现金赔偿。这些赔偿再加上日军获得的威望以及对中国的羞辱，就是日本的胜利果实”。
11月13日，发自华盛顿的一条电讯说，中国已经通知美国国务卿格雷萨姆，表示将会向日本承认朝鲜独立，并将支付现金赔款。
这条电讯分析了美国与欧洲国家在亚洲事务上的利益分歧：“如果日本和中国接受美国作为调停者，并因此而结束自普法战争以来最大的战争，那么，美国将第一次在决定亚洲的事务上发号施令。但是，欧洲列强完全不会同意美国所作的义务调停，不会同意在朝鲜独立问题上获利并实现他们所希望获得的其他设计——比如，与朝鲜签订一些条约，获得一些港口甚至是领土——之前让战争结束。”
这条电讯评论说，欧洲列强认为他们的利益比美国的多得多，因此，他们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发言。他们还认为，美国的“大胆而坚决的”行动可能使日本迅速接受调停的条件，如果日本真的希望在当前阶段结束战争的话，日本的利益也将交在美国——这个对亚洲事务兴趣不大的国家——的手上。
最迟在11月23日，日本『政府』已经收到清朝『政府』的停战报价。这一日，一条发自广岛的电讯写道：“中国已经明示有意支付1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款，另外，还将付给日本已经支出的所有战争费用。”美联社在当日发布的消息说，日本的战争费用达到1。5亿两白银。因此，中国将支付2。5亿两白银赔款。
无论是美国官员们发表的评论，还是欧美通讯社发表的消息，都与日后发生的事实相去不远。根据1895年4月17日签订的《马关条约》的主要条款，中国同意朝鲜独立，即放弃宗主权，并且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增加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
在签订条约的前两天，条约的内容已经被西方媒体获知。4月16日，一条发自伦敦的电讯以《欧洲反对日本》为标题。这条综合了欧洲各国反应的电讯写道：
俄国坚决不允许中国将东亚大陆上的任何领土割让给日本，如果日本的领土愿望不能通过别的形式实现，俄国不会畏缩于和日本发生严重冲突。
法国坚决支持俄国的这个立场。
明日（4月17日）的《伦敦早报》将如此评论：中国和日本之间达成的这些和平条款将是对欧洲的挑衅，并将给世界带来危险。
《世界报》（theglobe）发表评论文章说，欧洲不会允许日本攫取其已征服的领土，攫取辽河以东领土，不会答应中国永久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也不会允许日本和中国结盟，因为欧洲不会同意将中国的潜在资源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任何条件，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商业竞争之中。
《标准报》明天将表示：无论中日条约的具体条款如何，务必清楚的是，这些条款要得到与东亚有关系的其他国家的许可。只有当这些条款没有不公正地与欧洲人的合法权利相冲突，它们才能被允许生效。任何能够让日本在政治和商业上控制中国的条款都不会被允许通过。
4月16日，柏林的《北德公报》发表评论称，鉴于中日关系正在发展，德国将加强其在东亚水域的军事力量，以保护并维持其商业利益。英国《图片报》在同日发表评论说：“中国的‘日本化’（japanizationofchina）将是在东亚的欧洲人的丧钟，将是西方工业的幻灭。”
4月17日，条约签署之日，巴黎的《论争杂志》发文说，法国、德国和英国不会坐视让日本完全掌控通往中国的贸易路线。
显然，这些报道表达的真实意思是，东亚新秩序已经形成。在这个新秩序之下，日本占据了一席之地。可是，主宰东亚事务的仍然是欧美列强。1895年10月，在俄国、法国和德国的干预下，日本将辽东归还中国，但索要了3000万两白银的对价。
无论如何，福泽谕吉的梦想初步实现。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曾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一文，文章写道：“我国不可犹豫，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队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
中国则沦落到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境地。正如《纽约每日论坛报》在签约当日发表的一篇极为坦率的评论文章所写：
清朝『政府』代表签署了亚洲史上最耻辱的和约……多年以来的一个公开的外交秘密是，预见到大清帝国的最终崩溃的英国、法国和俄国，已经非正式地勾勒了瓜分亚洲的广袤领土的各种方案。中国各地区的彩『色』地图已经被分配给了这三个国家，并被小心地锁在上海和北京的外交官的档案柜里面。圣彼得堡、伦敦和巴黎被认为在瓜分中国的问题上达成了某些秘密的谅解。作为当前这场战争以及日本获胜的结果，未来的欧洲问题已经变成了未来的亚洲问题。
至于日本，它已经突然将亚洲的均势（thebalanceofpowerinasia）的新理论变成了现实……带着从这场战争中获得的威望和资源，实力大增的日本将脱离亚洲的保守主义和惯『性』，成为一个新兴的进步的国家。
西方人发现，清国皇室的条条框框，让皇帝变成墨守成规、谨小慎微的人。在需要采取持续而积极的行动时，皇帝的祖先们定下的规矩毫无用处。
第52章 忙碌的“祭司”（）
我们在西方媒体对皇室的报道中发现，在西方记者的笔下，很少有羡慕中国皇帝生活的词句，其文章的主『色』调，更多的是惊诧或者是同情。这主要是因为经过启蒙运动及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民主、自由、平等成为西方人最看重的价值。他们无时无刻不以这些价值标准去判断一切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方面的事件。
透过皇帝充满无奈的人生，他们看到了这个王朝的末日。
19世纪的西方记者已经注意到，中国的皇帝有着双重身份，他不仅是世俗的君主，同时还是最高祭司。
到了中国，西方的格言“国王不会有错”升华成为“无论皇帝做什么，都被认为是神圣的、正义的、完美的”。于是，皇帝做的许多事情，欧洲人看见了会皱眉，而在中国，却被当做宗教的神圣旨意而被接受。
在西方记者眼中，在世俗与宗教事务上兼具最高地位的中国皇帝，与历史上的希伯来的国王们有些相像。正如伦敦《康希尔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所写：“他将充分发挥自己的每一项能力，无论是作为坐在龙椅上的皇帝，还是作为站在祭坛前的祭司，或者是作为享受天伦之乐的家长”。
最能表现皇帝祭司身份的活动，主要集中在重要的节日上，尤其是新年。1887年1月3日，英国《伯明翰每日邮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讲述身兼国家祭司身份的光绪皇帝如何过新年。他们发现，祭司身份在带给皇帝权威的同时，也成为皇帝肩膀上的沉重负担。文章开篇写道：
在世界上所有的国王之中，恐怕没有谁的日子过得比中国的皇帝更不自在。在最好的时光里，他的时间表被掌管礼仪的官员仔细地制定，没有留出一点空闲的时间。而在一年之中，又没有哪段时间像新年那样，让那些低三下四的官员们感到如此兴奋，让皇帝肩上不得不担负的职责显得如此令人厌烦。
作者向西方读者交代了中国的新年与西方的有什么不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新的一年始于太阳进入宝瓶宫（aquarius）之后的第一轮新月，因此，中国的新年可能在1月21日至2月19日之间的任意一天。在新年期间，北京的气温通常在零度以下，河流都被冻住了，地面上会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积雪”。
在欧洲人——欧洲大部分地区冬天同样寒冷——看来，既然北京的天气如此恶劣，如果将皇帝办公的时间定在中午前后，定在阳光最充足的那段时间，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事情正好相反。
这篇文章写道，根据先帝们定下来的规矩，皇帝不得不在新年那一天的凌晨4点离开乾清宫，尽管此时距离太阳升起还有四个小时。在由亲王、大臣、弓箭手、乐师等人组成的一大批人的护送之下，皇帝要在凌晨4点去往立有祖先牌位的奉先殿，他要在这里上香、跪拜祖先牌位，祈祷祖先保佑江山社稷。
奉先殿位于紫禁城景运门东北。顺治十三年（1657年），皇帝下诏兴建此殿，并于一年后建成。奉先殿的祭司制度如下：
在元旦、冬至、岁除、万寿、册封、月朔望之日，“奉神位前殿，帝亲行礼，供献如太庙大飨仪”；在立春、上元、四月八日、端阳、重阳等寻常节日，以及国忌、清明、霜降、十月朔等哀慕期，皇帝也要亲祭，但是“不赞礼、作乐”。
英国《伯明翰每日邮报》的记者写道，在祭拜完先祖之后，皇帝还要向在世的长辈行礼。“现在这位皇帝要拜访慈宁宫，也就是慈禧太后的住所。他要在这位威严的女士面前磕头行礼”。
而后，皇帝要在早上8点赶到中和殿，在那里接受朝中大臣代表的行礼。然后，又要去往太和殿，接受蒙古亲王、朝鲜特使以及其他驻京代表的行礼。“在冬日天刚亮的某个早晨，在这昏暗的大殿之中接受朝拜的场景，一定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沉闷”。尽管如此，作者仍然忍不住作了一番描述：
皇帝高坐在大殿北端的龙椅之上，面南向，左右是随从护卫。在大殿的中央，朝拜皇帝的官员分列左右，各有十八排。距离皇帝最近的是亲王、最高级别的满汉官员。级别低的官员站在他们身后。通常各级文官立于大殿东边，武将立于西边。在大殿的地面上，以合理间隔固定以石制标志，方便朝臣站立行礼……在皇帝的示意下，仪官以满语发令，朝中亲王大臣等拜倒在龙椅下，叩头九次以表示尊敬。
这位西方记者试图描述的，是清朝宫廷的“大朝仪”。根据《清史稿》的记载，顺治帝八年（1651年），皇帝将春节、冬至以及万寿圣节——皇帝生日——定为三大节，在这三大节都要采用“大朝仪”。康熙帝在位期间，“定正朝会乐章，三大节并设”。
每逢这三大节，亲王、贝勒、贝子在太和门集合，“八分公”以下官员在午门外集合。钦天监报时之后，皇帝离开中和殿，午门钟鼓齐鸣，中和乐作，抵达太和殿后，鼓乐停止。在太和殿内，大臣分立前后，大学士、学士、正少詹事立东檐下，御史、副佥都御史立西檐下，在銮仪卫官赞“鸣鞭”之后，王公百官及朝鲜、蒙古使臣等按排班次序就拜位立跪。
大朝仪的进程一般会比较快，因为皇帝还要在9点赶到皇家道观（theimperialtaoisttemple）。文章还解释说，尽管光绪帝尊崇儒学，他同时也颇信道教。“他在这里祈求上天保佑天下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大概在上午10点，光绪皇帝还要赶到寿康宫。至此，上午的活动告一段落。
上述这篇文章的作者感叹道：“在新年第一天的上午，皇帝要忙碌七个小时左右。我们可以想象，他并不愿意详细地听钦天监官员的预报，即便他们能从在破晓吹过的东南风中预见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丰富的年景，或者从在除夕晚上环绕着木星的有『色』晕轮中预见到社稷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