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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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即归于英国委员之手。一年后，三国派员都有更动……由领事馆译官李泰国（h。n。lay）接任（英国委员），实权仍在英人掌握中。此即后来海关制度的起源。
后来，根据1858年11月签订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聘用英人”的条款，这个制度推行到其他通商口岸。
根据英国议会的档案资料，在1860年前后，英国人戴维斯（h。t。davies）、伦纳德（mr。leonard）分别掌管上海与镇江海关，法国人吉格（giguel）、墨利藤斯（meritens）、克莱克茨科斯基（klecszkowski）分别掌管宁波、福州及天津海关，美国人沃德（mr。ward）、格洛弗（mr。glover）分别掌管厦门及广州海关，德国人威尔泽（mr。wilzer）管理汕头海关。
根据《清实录》的记载，1861年1月16日，咸丰帝根据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薛焕的建议，给军机处下发了一道上谕，授予李泰国一体经理通商各口税务的执照。上谕原文如下：
薛焕奏，请饬奕䜣等发给英人李泰国札谕，令其帮办各口通商事务等语。新定通商税则，既有外国人帮办税务一条。该英人李泰国，系总司税务，所有新设通商各口，自可令其一体经理。着奕䜣等即行发给执照，交李泰国收执，责令帮同各口管理通商官员筹办，并着恭亲王等资行通商各省将军、督抚、府尹等一体查照。其买卖巡船等件及辛工经费，亦着一并咨饬各口与李泰国会议妥办，毋任冒滥。
1863年，在李泰国之后，宁波领事馆译官罗伯特·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inspectorgeneral）。他担任这个职务长达45年之久。
理查德·伯克掌握的数据是，仅上海海关，年关税额估计达100万英镑。这8个海关的年关税总额达400万英镑。“但是，实际上，那些绅士们完全不对任何人或国家负责。他们的任命得到了清朝『政府』的批准，但是，提名他们的并非清朝『政府』，实际上，提名的是外国驻华代表。”
1863年7月6日，伯克在下议院发言时说：“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来了，这些人是哪国的国民？设想一下，李泰国或他的任何一位下属与中国当局起了矛盾，被当局赐以三尺白绫——中国处置高官的流行模式，我们是否要进行干预……我理解，布鲁斯爵士会立即干预，像保护一位英国国民一样保护他。”
第39章 大势已去，天国遭弃！（）
正因为有这些利益的存在，英国『政府』在声明严守中立立场时，附加上了“通商港口不被侵犯”的前提条件。但是，在当时那种背景之下，这个前提条件很容易被利用。
发生在宁波的冲突可以说明问题。
在19世纪60年代，宁波是一座大城市，人口有50万以上。1861年年底时，宁波虽仍在清『政府』掌握之下，但已经受到太平军的严重威胁。英国军官曾给清朝当局很多援助，包括提供军火或者军事建议，比如，教导清军如何驻防城池。但是，12月中，在李秀成堂弟李世贤的率领下，太平军仍然很快就拿下了宁波。根据英国议会的档案资料，太平军占领宁波期间，并未侵扰外国商人的利益。理查德·伯克在下院发言时也说：“很明显，英国当局与叛军之间存在着友好的关系……我们的领事没有任何理由抱怨太平军领袖有任何违背约定的行为。”
在叛军占领宁波之后不久，英国领事哈维认为解决外国租界问题的有利时机到了。1862年1月13日，在与美国、法国驻宁波领事，以及英国炮舰“斯考特号”（scout）船长商议后，哈维选定了一块几乎与宁波市面积相等的土地作为租界。这块土地既适于防守，也适于开展贸易。
次日，哈维在一封写给布鲁斯的书信中说：
自这个港口于1843年对外通商以来，我们从未根据条约规定在宁波获得明确的“租界”。一直以来，这个需要都被这里日益增多的商业团体所感知……我相信在这里采取的措施会得到阁下您的赞同，阁下您将乐见这些措施得到皇帝或恭亲王的批准或确认。
实际上，这块租界当时处于李世贤的掌控之下。但他并没有提出太大的异议。因此，哈维命人占据了这块地方，并在那里盖了一些宽敞的住宅。在之后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外国人一直在建设这块租界。
但是，从4月份开始，事情起了一些变化。这个月的某一天，在鸣枪欢迎某位太平军首领的仪式上，太平军的一些子弹击中了炮舰“斑鸠号”，还有几发子弹落到了其他英国船只的附近。
英军总司令格兰特派“遭遇号”战舰舰长罗德里克·迪（roderickdew）去要求太平军赔偿和道歉。诚如伯克所言，“任何看过格兰特爵士的指令的人都会发现，他并未授权罗德里克袭击宁波”。
4月27日，罗德里克致信太平军首领，要求对方道歉，并撤除指向租界和英国船只的炮台。太平军设置这些炮台的目的，原本是为了防御清军袭击宁波城，但是，他们还是答应了罗德里克的条件。一位黄姓太平军首领（generalhuwang）致信罗德里克：“我们渴望与你们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我们发出这份声明的原因。”
但是，根据英国议会的档案资料，收到这封信之后，罗德里克却造访了清军军营。后者当时正在集结兵力，准备攻打宁波。伯克在下议院演讲时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罗德里克知道他们将要做什么。清军对宁波的围攻得到他完全地赞同。”
5月10日，清军正式攻打宁波。当时，罗德里克率几艘炮舰停泊在附近的江面上，一字排开，炮口直对着宁波城。完全是一副攻击准备的样子。就在清军发起攻击之前，罗德里克给太平军首领去了一封信：
我们现在通知你们，我们保持完全的中立。但是，如果你们向清军开炮，或者你们的军队在对着租界的城墙上向清军开枪，使租界居民的生命受到危害时，我们将认为，回击并且炮轰宁波城是我们的责任。
根据伯克提供的资料，5月10日上午10点，罗德里克下令英国炮舰开火。他们对宁波的炮轰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然后，他们去吃饭。3点的时候，罗德里克的人登陆，将太平军逐出宁波。当晚，他将这座城市作为礼物送给了道台（toutae）……这个故事向我们展示了英国官员在中国是如何行事的”。
宁波之战并非太平军与英军发生军事冲突的开始。1860年6月，“遵王”赖文光率领的2万太平军曾攻打上海，与驻守上海的英国军队有过一次交手。
根据英国议会的档案资料，1861年初，英军总司令格兰特曾造访南京，并与太平天国首领会晤。他成功地使后者承诺在一年之内不进攻上海。而当时，李秀成率领的60万太平军已经控制了浙江和江苏。
李秀成基本遵守了南京作出的承诺。不过，1861年年底，在“忠二王”李容发——“忠王”李秀成的二儿子——的率领下，2万太平军开赴浦东，在大败清军之后占据了浦东。于是，上海道台吴煦请求英国人和法国人施以援手。12月，美国人华尔（frederickt。ward）率军与太平军作战。此前，华尔已训练了2000名菲律宾和中国士兵。战争开始后不久，在李容发的提议下，双方在圣诞节期间停火15日。
在此期间，上海道台吴煦已经向两江总督曾国藩求援。曾国藩命下属李鸿章招募淮勇，于1862年3月编成“淮军”两万，准备南下上海。与此同时，在英军新任总司令斯泰夫利将军（generalstaveley）的率领下，屯驻在华北——尤其是天津——的英法联军南下上海，以保护欧洲人的利益不受太平军的侵害。
1862年4月至9月，太平军与清军及外国军队在上海交战了5个月。在上海之战中，李秀成指挥的太平军开始时为20万，后来有8万兵力调回南京，以应对曾国荃对南京的进攻，因此，实际兵力为12万。英法联军及清军的兵力共计7万，其中，吴煦麾下绿营4万，李鸿章麾下淮军2万，华尔麾下的“常胜军”——外国雇佣军——兵力为3千，英法联军及其他兵力7千左右。
上海之战的结果是，太平军战死2。5万，对手战死者约1万人。5月份，在浙江慈溪进行的战役中，李秀成部击毙了华尔。但是，在重兵围困之下，太平军大势已去。最终，洪秀全命李秀成部放弃了上海。
1862年10月18日出版的《便士画报》如此评论这场战役：
英国人应该对中国的内战有兴趣，因为英国士兵开始参战，他们为清『政府』而战……英国制造的炮舰派上了用场……我们并不了解双方的详情，但我们知道双方都很惨烈……我们觉得中国可能会成为第二个印度。
在这场战役之后，太平天国的命运急转直下。在清军及外国军队的围剿下，再加之内部变『乱』频频，1864年7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灭亡。在天京陷落的前一个月，洪秀全病逝。在天京陷落一个月后，李秀成被清军处死。
1864年4月，在伦敦出版的《评论季刊》如此评论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意义：“这是一个尤其引人注目的现象。它包含了以前的起义从未有过的元素，它在众多人口中培育了宗教狂热的幼芽。”
在洋务运动实行二十年之后，美国军事家薛斐尔惊讶地发现，清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军，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完全不懂海军！
第40章 借夷剿贼：洋务运动为哪般（）
在英法联军入侵及太平天国起义的冲击之下，清朝统治者切身体会到政权灭亡的危险，开始考虑挽救统治生命之道，最终在同治年间（1862…1874年）兴起了洋务运动，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景象。不过，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已经证明，所谓“中兴”，根本只是幻象而已。
而洋务运动的苗头，实际始于咸丰统治末期，其直接动机在于剿灭太平天国。我们不妨这样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太平天国缓和了清廷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甚至成为二者媾和的粘合剂。
但《清实录》记载的一道上谕可以说明，即便是在“借夷剿贼”这个问题上，咸丰帝及不少大臣刚开始是颇有顾忌的。这道上谕发布于咸丰十年十一月甲寅日，即1861年1月5日，原文如下：
谕军机大臣等：
前据恭亲王奕䜣等奏《接见俄夷换约各情一折》，内有该酋面称，发逆横行江南，愿拨夷兵助剿……当经谕令曾国藩、薛焕、袁甲三等公悉心妥议具奏。嗣据袁甲三、薛焕先后覆奏，所陈均各有所见。
本日曾国藩奏称，金陵发逆之横行，皖吴官军之单薄，均在陆而不在水。此时陆军不能遽达金陵，即令俄夷兵船由海口进驶，亦未能收夹击之效。应请传谕该酋，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之期，俟陆军克复皖浙苏常各郡后，再由统兵大臣约会该酋派船助剿。庶在我足以自立，在彼亦乐与有成。法夷此请，亦可奖而允之。惟当先与约定，兵船经费若干，一一说明。将来助剿时，均由上海粮台支应，以免争衅。与薛焕所奏大同小异。
各国甫经换约，所请助兵运米两事，意在见好中国。袁甲三谓，借夷剿贼有害无利，自是正论。但拒之太甚，转启该酋疑虑。果能因势利导，『操』纵在我，于军务漕运不无裨益……着恭亲王奕䜣等，悉心体察，酌议具奏。
不难看出，在《北京条约》签署之后不久，俄国及法国就主动提出助剿太平军，助剿的方式一是“助兵”，二是“运米”。
对于俄法两国的建议，曾国藩与两江总督薛焕认为可以因势利导，而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袁甲三——袁世凯的叔祖——则认为“借夷剿贼有害无利”。袁甲三担心自己管理的漕运业务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他说，如果把钱交给外国人，让他们买米运米，“恐银先入手随意开销，或藉此把持渔利，将来南漕海运转多掣肘”。从根本上说，咸丰帝认同袁甲三的意见，但是，他担心对洋人拒之太甚可能惹来更多麻烦，因而不得不命恭亲王等悉心体察，商量出具体意见。
而皇帝之所以让恭亲王奕䜣负责此事，是因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国的外交部——行将设立，奕䜣将成为主管亲王。15日之后，即1月20日，咸丰帝下发给内阁一道上谕：
惠亲王等奏，会议恭亲王奕䜣等奏《办理通商善后章程一折》，据称恭亲王奕䜣等筹议各条均系实在情形，请照原议办理等语。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着即派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
至此，清『政府』终于有了专门的机构及大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