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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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条消息属实会发生什么呢？北京的街道上会流传清军获胜的消息。毫无疑问，他们的消息还会加上这么一句：因为没有能力对抗可怕的炮台，夷人已经投降；我们允许他们作为朋友进城；他们已经停止了暴力；他们中的大人物将率领勇敢的卫兵帮助大清帝国镇压在上海的太平军；这些夷人都是来向皇帝献礼的。

　　　　清朝『政府』给了马嘎尔尼勋爵很好的接待。如果他们不从这位高级大使及其庞大的骑兵扈从身上捞一些政治资本，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我们不怀疑额尔金勋爵和格罗斯男爵会受在北京受到礼貌的接待，因为官员们的内心仍然对远方看不见的军队感到害怕。但是……这两位全权大使并不会因此而成功地完成自己的使命。皇帝不会对一个他以为是手下败将的人作出重要的让步。

　　　　文章清楚地阐明了英国人一定要攻入北京城的原因：

　　　　要与中国达成和平，没有什么事情比让北京知道英国随时能够攻打中国并且会惩罚任何违约行为更加必要。在中国皇帝知道这一点、官员们知道这一点、贵族们知道这一点、中国的百姓们知道这一点之前，与中国达成的任何条约绝不可能有任何实际的价值。只有当他们都知道这一点，我们才能从这项长期以来迫使我们在这个帝国的郊区屠杀华人群众的令人厌恶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数百万的战争预算已经得到批准。

　　　　英法联军在天津到北京的征途上获得的经验，不仅是战争经验，还包括对中国老百姓的认识，使他们对未来的行动充满信心。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1860年9月8日和9日，一队骑兵和大约1000名英法联军士兵先后从天津出发，开赴北京。9日中午的时候，联军士兵们在一个叫浦口的镇子停了下来。因为害怕战争给自己带来灾祸，这个镇子的居民逃走了一半。“但是，从天津就跟着我们上路的中国人很快就建立起来了一个市场。生活必需品流入了市场，每件事都像预期的那样舒适……第二天，我们抵达一个叫杨村的大镇，那里也容易买到生活必需品。我们在那里买了400只绵羊”。

　　　　因为得到当地人的帮助，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后勤补给没有太大的问题。不久之后，《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未来的对华政策》文章。文章写道：

　　　　中国老百姓顺从的『性』格（submissivecharacter）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所有困难，只要能调动并维持中国老百姓（对我们）的信心，为此，必须要展示坚定不移的强硬姿态……毫无疑问，我们将达成一个新的条约，并将在中国保留足够的兵力，以确保此条约彻底执行。

　　　　对于这些西方入侵者来说，普通中国人的“顺从的『性』格”，带给他们以巨大的惊喜。尽管少数西方人早已经认识到，中国人的这种“顺从的『性』格”与几千年来的专制政体及相应的文化有关，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却错误地认为，中国老百姓的顺从是欧洲强硬姿态的必然结果，他们以为“只要欧洲继续表现强硬，中国老百姓就将继续顺从”。

　　　　实际上，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西方人对英法联军的命运不无担心。而导致他们担心的最大因素，正是中国庞大的人口。

　　　　1860年8月18日，尽管英法联军已经在天津大沽获得节节胜利，但是，尚未获得捷报的美国《纽约时报》却发表了一篇基调似乎颇为悲观的文章。文章写道，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超过了3亿，这场中国战争可能变成一场能够改变人类历史面貌的长期战争，英法联军在中国将要遇到的困难或阻滞，或许与觉醒了的日耳曼野蛮人带给罗马帝国的危险可以相提并论。

　　　　这篇文章的基调似乎显得有些过分悲观，因为英法联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它的价值在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逐渐得到印证。

　　　　根据英国《雷诺报》的报道，9月18日，英国特使巴夏礼率一队人马与僧格林沁谈判，但却被拘押。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英法联军与清军进行了交火。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9月18日和21日，双方先后进行了两次交火，地点分别在通州的张家湾及八里桥。僧格林沁率领的3万清军被彻底击败，失去了所有的火炮。英法联军则只有18人负伤。

　　　　后来，在劫掠圆明园的过程中，一位英国士兵意外地发现僧格林沁写给咸丰帝的奏折。一位见证了交火、劫掠圆明园及发现这份奏折的整个过程的英国人写道：“他向皇帝保证，他有信心能够歼灭我们，因为他已经在张家湾的路面上作了安排。9月18日，我们和清军曾在张家湾交战。僧格林沁乞求皇帝不要担心结果，因为他已经查明我们的兵力很少，他有信心可以围歼我们。”

第34章　洗劫圆明园！（）　
1860年9月22日，英法联军在距离北京约7英里，距离通州约4英里的地方扎营。《悉尼先驱晨报》报道说，英法联军之所以没有『骚』扰通州，“是为了让通州居民有两个选择：或者在公平和对等的条件下向联军提供必需品，或者遭到洗劫。他们选择了前者。于是，军需补给没有困难了”。

　　　　此时，清『政府』又提出了谈判的请求，但额尔金极其认真地表示，要等到巴夏礼和其他被囚官员被释放才愿意谈判，并威胁说，如果这些人不被释放，将炮轰北京城。

　　　　额尔金的威胁最终被证明是徒劳的。但是，因为英法联军缺乏足够的炮弹，他的威胁也无法立即实施。

　　　　10月5日，英法联军所需要的火炮和弹『药』通过大运河运达通州之后，他们朝北京进发。在听说有大量清军在北京北部扎营的消息后，他们将找到并击退这股清军作为第一目标。但是，前锋部队搜查了很大一片地方，却没有发现清军的踪影，也没有发现任何清军军营的迹象。“我们在下午1点停止搜查。晚上派出了侦察兵，他们与清军的哨兵遭遇，这些哨兵向他们开了三枪。6日早晨，我们再次出动，并抵达前晚发现清军哨兵的地方，但是，那里只剩下一片寂静。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高的砖窑，站在上面，可以清楚地看见在5英里之外的北京城墙内的几座城楼和其他的建筑物”。

　　　　英法联军继续追踪撤退的清军。穿过北京城北的一个树木繁盛的村子之后，他们发现了一个半英里长的土木工事。这个土木工事距离北京约1英里。而清军就在附近的房屋之中。在进行了一场战斗之后，清军败走，留下了8名死伤者。之后，联军占领了这个土木工事。而圆明园就在这个工事西北面约5英里的地方。

　　　　于是，大部分英军在这个地方扎营，而法军、绝大部分英国骑兵以及一些炮兵则向圆明园开拔。

　　　　根据《悉尼先驱晨报》的记录，英法联军在10月6日突袭圆明园时，园内当时有300名太监以及40名园丁，其中，有枪的只有20人。这些人作了无力的抵抗，结果2名太监被杀，2名法国军官受伤。圆明园被占领。

　　　　《雷诺报》刊登了一封由某位随军英国人写的书信，它描述了英法联军在10月6日至8日劫掠圆明园的过程：

　　　　每个房间都被洗劫。中国的古董、外国的工艺品都被拿走，如果太大而不能被拿走，则就地将它毁掉……房间里堆满了用昂贵的丝线和金线绣成帝王龙图案的外套、靴子、饰头巾、御扇等物。储藏室内堆满了一卷卷的丝绸布料。在广州，这些布料要卖到20到30美元一匹。经清点，储藏室里的丝绸布料有7万或8万匹。数百匹丝绸布料被扔在地上，在地面上铺了厚厚的一层，士兵们在上面践踏。他们互相抛扔这些布匹，能带走多少就带走了多少。他们用丝绸布料而不是绳索加固装满了绸布的车辆。整个法军军营有几百匹这种布料，有些被堆积起来，有些用于制作帐篷、床铺和床单。

　　　　8日下午，一队法国人拿着棍子进入各个房间，将带不走的每件东西——镜子、屏风、格子墙等——统统打碎。他们说，这样做是为那些遭到野蛮对待的战俘和同胞们报仇。

　　　　圆明园有一个金库，已经在一支守卫队的看守之下。这个金库藏有大量金锭和银锭。这些金银财物将被英国人和法国人瓜分。

　　　　被毁坏的财产的总价值相当于我们要求的一大笔赔款。在圆明园的某个房间里，额尔金勋爵签署的《中英天津条约》文本被我们发现。这个文本之前被某人扔在了地面上，与一堆破碎的东西搁在一起。文本上醒目的英文文字，吸引了发现者的眼光。

　　　　英军总司令发布的一条命令说，将士们掠得的所有财物都要公开拍卖，拍卖所得归军队所有。拍得的宝物归拍买人所有……估价达到6。1万美元的财宝只卖出了3。2万美元……这笔钱将当做奖金进行瓜分。

　　　　英军总司令的这个决定引起极大不满，因为参与奖金分配的只有在场的官兵，那些留在营地的，驻守在通州和其他地方的士兵则被排除在外。为了平息这种不满，英军总司令和将官们放弃了自己的分配权利。

　　　　英军将士将一把价值不菲的金壶献给了总司令……大型珐琅彩、花瓶和饰品的拍卖价格赶上了上海的市价。因为是咸丰皇帝的财产，这些宝物身价倍增。举行拍卖会的地方是一个寺院（thetemplelamasiri），这里已经暂时成为联军的总部。拍卖的场景值得艺术家用铅笔将它画下来……圆明园财宝的四分之三被毁掉或者被法国人抢走。

　　　　刊登在《雷诺报》上的另一篇文章写道：

　　　　额尔金勋爵、韦德先生、格兰特将军、纳皮尔爵士带着他们各自的队伍抵达圆明园时发现，法国人已经舒适地在那瑞安营扎寨了。大部分最珍贵的财宝也已经被法国人拿走。他们将笨重的、不那么珍贵的财物留给了英国人。或者说，法国人将不能带走的东西留给了我们。

　　　　圆明园的辉煌壮丽无法用语言描述。门口或接待大厅铺上了大理石，并涂上金『色』、天蓝『色』以及最华丽的大红『色』。皇帝宝座是以美丽的黑木雕刻而成，靠垫上绣了几条金『色』的龙，凡见者无不由衷地赞美。每间内室和大厅的装饰都非常不俗。

　　　　那一卷卷的丝绸、缎子、黑纱，都是极好的工艺，是法国士兵制作腹带和头巾的好材料……玉石和瓷器都价值连城。一些路易十四时期风格的瓷器会让很多古玩爱好者的眼睛放光。我们看见一柄宝剑，其上有英国盾徽，镶有宝石，明显是一件古物，引起了一些猜想。《天津条约》也被找到。各式战利品如此之多，让人不知带走哪些为好。

　　　　有一个事实足以说明宫里的绸缎之多：英法联军的士兵们用最昂贵的丝带和缎带捆绑家禽、旧罐子等物品。

　　　　宫中所有女人都逃走了。被她们遗忘的那些小型日本狗——有点像查尔斯王犬（kingcharlesspaniel）——在紧张不安地四处『乱』跑。

　　　　韦德先生找到一些珍贵的书籍和文稿。我们相信，其中一些会捐给大英博物馆（thebritishmuseum）。

　　　　10月6日——劫掠圆明园的第一天——晚上，额尔金派人联系北京当局，提出了两项要求，一项是释放被拘押的俘虏，一项是打开北京城门，如果不答应，将炮轰北京城。“他们遵守了对第一项要求的承诺。8日，我们高兴地欢迎巴夏礼、亨利·洛克、一名法国官员以及几位招募自印度的锡克骑兵团成员回到军营”。

　　　　巴夏礼等人倾诉了自己在监狱中受到的折磨。《雷诺报》刊登的一封书信如此描述：

　　　　他们在僧格林沁的军营受到最残忍的折磨。他们被迫跪在每位军官——无论这些军官的级别有多低——面前。他们的脸被摁在尘土中摩擦。他们的双臂被绑在身后，而后被放在马背上，先是被运到通州，而后被装入一辆乡下手推车并被送到北京，而后被关入地牢……巴夏礼先生曾因没有即刻回答问题而被揍，额尔金勋爵的秘书洛克先生（mr。loch）则因为不会说中文而挨打。

　　　　另一封书信写道：“安德森先生和诺曼先生分别在被俘之后的第8天和第11天死亡。他们死于清军的残忍虐待之下。这些虐待包括：用绳索紧紧地绑住他们手腕、不给他们吃的，以及其他惨无人道的酷刑。跟他们绑在一起的一名锡克军士活了下来，他给我们讲述了这些事实。”

　　　　英国《牛津杂志》引述一篇发自《泰晤士报》的报道说，这些人被拘押在公共监狱的拥挤不堪的牢房中，铁链缠身，被困锁在长椅上，颈上再套以铁枷，而铁枷又被从房梁上垂下来的铁链锁住。“因为乞求食物和水，安德森、诺曼、鲍比、布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