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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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年（1377），有一名老太监，其实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他指出国家即将颁发的公文中存在着明显的漏洞。朱元璋明明知道这个太监并没有胡说八道，但仍然当即下旨将其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
朱元璋给出的理由是：这名宦官不安于本职工作，越权“干政”了。
要知道在朱元璋时期，太监们除了端『尿』送茶伺候人的机会，是没有任何玩一把权力的机会的。即使是有，也没有人敢去玩。
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就曾经专门打造了一面铁牌，悬挂在宫门之上。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可以说，此时宦官的权力在明朝跌入了历史的最低谷。，朱元璋刻在铁牌上“宦官守则”可不是好玩的，也没人敢玩。
朝廷不仅不允许宦官们干预朝政，更不能与其他官吏串通一气，甚至连置办产业的权力都没有。太监无后，置办产业留与谁？朱元璋还以历史上宦官祸国『乱』政为鉴戒，他曾经感慨万分：“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
朱元璋在感慨前朝往事的同时，也对自家后院里的宦官们作了种种限制，明确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穿戴外臣衣服、帽子，官阶不得超过四品，『政府』各部门不得与宦官公文往来，等等。
事物的发展，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无论你是皇帝还是草民。等到朱元璋的接班人做了皇帝的时候，权力集团之间的拔河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是他的那些子孙发现自己在这样一场权力弈局中，渐渐力不可支，甚至在很多时候皇帝是被官僚集团拖着往前走。
就在皇帝累得叫苦不迭的时候，他们转身就发现了站在自己身边那些恭顺有加的宦官。于是皇帝索『性』将御笔一扔，奏章一推，说了一句：哥几个过来，你们来帮我和这帮吃饱撑得没事干的官员们拔河。由于宦官的加入，这场皇帝与官僚集团的拔河就拉平衡了。
宦官作为帝国权力高度集中的衍生物，只要皇帝是个权力狂人，喜欢玩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治，那么权力的运行轨迹早晚还是会走上重用宦官、使刑余之人干政的道路。朱元璋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迂回之路，特别是在他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后，对那些开国功臣一次次的杀戮。就是为自己的继任者扫清障碍。
当整个朝堂为之一空的时候，他环视四周，能够信任的只有那些朝夕相处的宦官。这样一来，在朱元璋执政的中晚期，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宦官又重新粉墨登场，在权力的舞台上扮演着干预国家大事的角『色』。明朝的政治体系其实是各种力量在相互博弈过程中的此消彼长，在这种带着平衡和掣肘『色』彩的刚『性』权力结构中，文官应该是大明这场权力游戏中的最佳男主角，所起的作用也是最大的。文官作为明朝官僚集团中的生力军，把持了权力系统的所有关键点。
作为皇帝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必须突破那些制度上的刚『性』约束，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正因为如此，在明代的270年里，有一大半以上的时间，皇帝的权力受到了文官集团的强力限制。就是在皇帝权力高度集中的专政时期，在权力场上能够兴风作浪的往往也是那些文官。
作为历史的看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不过是表象，这种表象就是皇帝和文官斗，或者宦官和文官斗。可表象终究是表象，其本质还是文官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博弈。在这里，无论是皇帝，还是宦官都是被利用的工具。所以我们会在明代看见这样的现象，当文官们意兴阑珊，拢起袖子收回自己的政治主张，明朝的整个政治制度也就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关于明代的皇帝、文官、宦官三者之间的关系，曾经有人做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在我们面前摆一架天平，如果在天平的左侧放上9斤的物体，在右侧放上8斤的物体。那么这时候天平就会完全倒向左侧，但如果在右侧加上两斤的砝码，那么天平又会完全倒向右侧。
很多自幼和太监一起长大的皇帝是把太监当成自己的亲人的，就是换了你是皇帝，你是喜欢一个从小到大无话不说，十分听话的玩伴，还是喜欢那些表情严肃，经常批评自己，干涉自己行为的大臣？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会选择前者。
明朝的文官集团的权势已经到了十分猖狂的地步，他们不但干预朝政，批评皇帝（有些确实是故意找茬），还监控皇帝的私生活，不能随便旷工出去玩，不能好『色』，不能贪杯，虽然他们自己也干这些事，却不允许皇帝干（比如张居正）。于是，皇帝们只剩下了一个选择：让太监去制衡大臣。
我们由这个比喻再回到明朝这架权力天平上，在皇帝与文官的权力博弈中，宦官就是那个后来加上去的砝码。砝码本身的重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势均力敌的关键时刻，他往往决定着最后的胜负。宦官通过把自己的砝码投向皇帝，让皇帝在权力天平上获得优势，而这些自身可以得到巨大的回报。
第80章 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2）（）
其实在使用宦官这个问题上，打破种种禁令的并不是别人，而是朱元璋自己。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宦官人数的急剧膨胀上，尤其是到了他统治的中后期，宦官的人数基本上是呈滚雪球状态在增长。洪武十五年1382十月，一次便“增设内使三百六十人”，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王朝竟一次『性』向高丽国索要二百多名阉人，安南国也不断向朱元璋进贡阉人，每次动辄几十人。
朱元璋统治期间，宦官机构及有关职官设置变动频繁，宦官数量不断增加，相关机构逐步膨胀。在洪武年间，明代宦官机构及职官设置就已基本形成定制。
明代的宦官机构，以“二十四衙门”为基本主体。二十四衙门包括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宦官除在内廷任职之外，还能出任各种外差使职。按照原来的规定，这二十四衙门主要只是为皇帝生活服务的部门。但事实上，明代的宦官已经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势力，不但掌管了宫廷内有关饮食起居的一般事务，还控制了全国的军政要务。
尤其是司礼监，它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者。可以说，司礼监这个职位虽无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
宦官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掌权。一般说来，贵族势力大，能够分掌中枢大权时轮不到宦官掌权；必须皇帝有较大权力的时候，作为皇帝的家奴才有可能掌权。皇帝有权懒得去碰才使宦官有了可趁之机，朱元璋的那些接班人中有人拿自己这个皇帝不当回事。经常干些撂挑子不上朝的出格之事。其中最为生猛的莫过于嘉靖皇帝，他居然可以做到三十年不上朝。
在皇帝不太管国事很懒惰的情况下，内阁的权力膨胀了，批红权就归了宦官，但在体制上君权仍是最大的，宦官的权力不可能超过皇帝。没有皇帝的支持，宦官便什么也不是，兴风作浪更是不可能的事。
这样就造成了宦官们身穿“权力马甲”占据着司礼监这一风水宝地，优哉游哉地掌控朝政。既然皇帝不干活总得要有别人来干。于是就有了宦官们代皇帝批答奏文，下行诏谕，这就等于把最高的决策权与行政权都转移到了宦官的手中。
一个皇帝三十年不上朝，权力系统还能运转自如，不能不说是政治史上的奇迹。而这个奇迹的产生主要得益于庞大的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在那里平衡着权力的天平。
明朝外戚与朝臣的势力相对其他王朝来说，是非常孱弱的。这样就失去了权力应有的平衡，大权自然也就被宦官们所接手。再加上宦官掌握了东西两厂，握有司法与缉查大权，天下人自然敢怒而不敢言。而权力本身有衍生的趋势，权阉手中的权力自然会向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渗透。但由于太监干政是违背常理的，在道义上得不到任何支持，所以纷争必然会在统治内部蔓延起来，最后扩大到民间。王振时代，斗争还停留在相关人物上；到了后期，打击面扩大到了整个官僚系统，甚至连平民百姓也不能免祸。
再拿魏忠贤来说，在天启皇帝死后，他掌握了东厂，掌握了锦衣卫，他的那些亲信们也在权力结构中占据了显官要职。和他那张“九千岁”的名片一样，他的权力此时已经炙手可热，离皇帝只有一步之遥。不过这时的大明王朝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皇权成了一件易碎品。作为宦官的魏忠贤，其手中的权力越大，在官僚集团和皇帝面前的价值就越低。所以对他来说，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刻，也就是末日到来的时刻。
作为皇帝一定要利用宦官才能让自己的意志，有更大的实现可能。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结论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一个皇帝，他的个人荣辱，羞耻观念和普通人是一样的，他突破舆论带来的弹『性』约束程度有限，使用廷杖诏狱等手段的程度突破阈值的可能『性』较小。
皇帝在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通常会受到来自权力系统的制约。就算他们能够做到不需要过多顾虑官员和世俗世界对自己的评价，也要为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考虑。
那些太监则完全是自由职业者的状态，他们可以把一切束缚在个体身上的顾虑统统甩掉，轻装上阵。他们甚至连自身的利益都不用做太多的考量，从进入这个圈子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割断了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变态心理，可以让他们在行动的时候更加肆无忌惮，毫无顾虑，更不会有精神和道义上的负罪感。
其实这样做的结果，使他们自己的利益最终也受到损害，难以善终。比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他们最后都走了自取灭亡的下场。所以即便是宦官，从这个意义上受到的制约也很厉害，整个明代真正不顾自己的利害关系，不怕自己遭遇悲惨下场而效仿刘瑾，魏忠贤之辈的宦官是少之又少。
我们都知道朱元璋是从社会的最底层经过奋斗才走向权力的巅峰。
对于一个从战争的刀丛血泊中滚过来的草根皇帝，江山得来不易，岂容他人共享权力的果实。明朝有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特务密探四出，朝臣的一举一动，莫不在他们眼里。有的密探甚至还混入朝臣做家丁，把朝臣私下的牢『骚』话都给举报了。在莫名其妙中，某些人脑袋就搬了家。显然，这是常见的特务统治，自上而下的刺探情报，让朝臣人人自危。但是，在过去的帝制时代，还存在反向特务和密探，是臣子们用来打探皇帝情报的，这些特务和密探，就是皇帝身边的人。越是受皇帝信任的人，成为逆向特务的可能『性』就越大。
王振：“第一代宦官之王”有文化
朱元璋挂出的“宦官法则”铁牌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变得锈迹斑斑。
从永乐朝始，受到朱元璋“宦官法则”压制的宦官开始有了复苏的迹象，他们的天空开始渐渐有了亮『色』。有人说，知识改变命运。知识不光改变我们这些平常人的命运，也在悄然改变着宦官的命运。
当年朱元璋禁止宦官读书，等到宦官专权，宦官读书就渐渐成了一种制度『性』的福利。朝廷设有专门的宦官学校，名为内书堂。学校还专门配备翰林院的官员来担任宦官的老师，传授宦官识文断字。在这些有文化的宦官中，有一个人可以称之为“高级知识分子”，连皇帝也尊他为“王老师”，此人就是大太监王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个有文化的王振在正统七年（1442年）公然毁去朱元璋当年禁宦官干政的那块铁牌。他毁牌的理由也给的理直气壮，那就是“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
永乐皇帝朱棣和他的父亲朱元璋都是治国的好手，两人可以说是大明王朝最为强悍的两大帝王。在他们主政期间，他们也在刻意规避皇权旁落的各种风险『性』。
在权力的运行过程中，对于那些接近权力核心层的辅官阁臣，他们可以说是防备再防备。比如说在奏章的批示这件事情上，两任皇帝基本上都是亲力亲为，绝不假手于人。
他们只让那些文官在权力结构中扮演顾问、参谋的角『色』，并没有真正放权于他们。
等到洪熙、宣德两任皇帝以后，这种局面才被生生打破。尤其是票拟制度的产生，更是直接助推了宦官专权。票拟制度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皇帝太懒，懒得连大臣们的奏章都不愿意批阅，只是让内阁大臣们代劳。那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