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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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督和御史大夫比宰相要矮上半个头。

　　　　左、右丞相让中书省的权力体系实现了两条腿走路，可右丞相徐达作为一员武将，长年领兵在外，追讨遁入草原沙漠的北元势力。这样一来，中书省大权独揽的就只有李善长一个人了。

　　　　如此一来，中书省就成了左丞相李善长的一言堂。

　　　　李善长跟随朱元璋多年，既有高超的行政才能，又深得皇帝的信任，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功臣集团。集团中的人分布于帝国权力机构大大小小各部门之中，把持着『政府』的行政运作。

　　　　即使李善长是个有品有行的政治完人，可他在面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局面时，估计也会在某个时刻被眼前的幻境冲昏头脑。更何况他本就不是一个品行端正之人，明史说他“外宽和，内多忌刻”。只要有官员稍微侵犯他的权益，就会被他安了个罪名扫地出门。朱元璋将宰相的权力交给这样一个小心眼的家伙，那么党同伐异的权力格局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

　　　　李善长是淮西出身，对于淮西集团内部人士有着强烈的护犊之情。在李善长居高位时期，他所重用的官员也基本上都是同乡之人。如此一来，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除了中书省的权力过重，就会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淮人朋党。

　　　　战争年代，权力者需要乡人的抱团相助，可等到江山坐稳，官僚集团的抱团只会削弱皇权。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有着清醒的认识。因为清醒，所以才让他无法容忍。

　　　　洪武四年（1371年），汤和、傅友德平定蜀地，天下蓝图已定。虽然还有一些不服气的小股势力在边境上没事打打游击，虽然扩廓帖木儿领着北元骑兵还在和帝国的右丞相徐达缠斗不休，虽然梁王还在云南试图做最后的挣扎。但是放眼辽阔的中原地带已经成为明朝的天下，平灭或者驱赶四方边境之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如果没有什么石破天惊的突发事件，大明王朝的权力格局基本上也就尘埃落定了。

　　　　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在悄然转换着自己的角『色』，由一名军事统帅向帝国领袖转型。他开始着手改革沿袭于元朝的一揽子朝廷制度，在诸多的改革方案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宰相制度的存与废。

　　　　中书省的存在对于朱元璋而言是皇权通行路上的第一大障碍，皇帝要大权独揽，势必要触及到宰相的权力。要触及宰相制度，就不得不从帝国的权力体系中生生地撕开一道缺口，否则的话就会师出无名。

　　　　制度的缺口往往存在于人，而人的缺口又往往发乎于人『性』。要废除一项制度，首先要废除制度内的人。朱元璋在这一点上也是有所顾虑的：一是将现任宰相拉下马，能否废除现行制度；二是废除此项制度，能否堵住天下流言汹汹。

　　　　可现实『逼』人，如果我们把一个新皇帝视为进京赶考的举人，那么朱元璋对于自己的这份答卷显然是胸有成竹。这难免会让我们联想起六百年后的1949年的春天，中国革命胜利在即，中共中央向北平进发。『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时说过这样一句话：“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朱家的江山虽然最后亡于李自成的手上，可李自成却没有能力开创了一个属于李家的新王朝。在权力运行的规则体系中，进京赶考的朱元璋在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肯定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

　　　　对于朱元璋来说，李善长并不仅仅只是个普通的臣子。在长期的反元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情谊并不比徐达等将领少，对于这个大他二十岁的长者，朱元璋的心里更多的是一份敬重与感激。时过境迁，随着各自身份的变化，这份感激也滋生出了更为复杂的情绪。

　　　　洪武初年，在即帝位、册封皇后、太子等一系列的帝国大事件中，李善长都充当着大礼使的重要角『色』。朱元璋甚至还让李善长担任了太子朱标的太子太师，等于是将帝国的未来也交于李善长之手。没有百分之二百的信任，朱元璋是不会这么去做的。

　　　　当然君臣之间的这份信任并非一朝一夕培养起来的，当年朱元璋羽翼未丰，寄身于郭子兴麾下。有一次，郭子兴听信身边人的挑拨，扬言要夺回朱元璋的兵权，更要将李善长调到自己身边来工作。

　　　　李善长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跑到朱元璋面前表忠心。他表示除了朱元璋外，自己哪儿也不愿意去。话语说到肺腑之处，居然表现得涕泪满面。这种态度让朱元璋很受感动，从此愈发器重。

　　　　对于朱元璋来说，李善长是一个亦臣亦师的人物。只要李善长没有犯下谋逆这样不可饶恕的罪行，朱元璋实在找不出一个与他撕破脸皮的理由。

　　　　建国之初，朱元璋并没有想过清理李善长、徐达这些开国功臣。从他对功臣的封赏之重来看，他还是产生过与这些革命战友共同分享胜利果实的想法。

　　　　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朱元璋对付功臣的条件尚未成熟。一是统一大业尚未划上圆满的休止符，还需要功臣们尽心竭力；二是朱元璋和诸臣一路走来，如果说连一点革命情分都没有，显然是不合常理的。

　　　　洪武初年，明朝权力系统的实权派人物中的大多数都是朱元璋的同乡，也就是所谓的“淮西勋贵”。他们和朱元璋同饮淮水，『操』着同一地区的方言，有的甚至是他儿时一起讨饭放牛的穷哥们，比如写信拉他入伙的汤和。

　　　　也正是由于地方势力的抱团，才帮助朱元璋从民间社会的最底层一步一步走向了权力的巅峰。在这里，权力结构中的“地缘效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创业阶段粘合了人心。

　　　　在帝国的整个创业过程中，“淮西集团”个体之间结成了以同乡、师生、亲友为纽带的庞而杂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在明朝初年的官场上也同样表现出了惊人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

　　　　中国的熟人社会讲究的是差序格局，何为差序格局？用社会学家费孝通老先生的话说，就好像我们把一块石子丢在水面上，水面会形成一圈圈向外放『射』的波纹，而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圈子的中心。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向外辐『射』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累积和增加，而社会范围也正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发展起来的网络。

　　　　一个时代的权力系统扯出来的私人网络越多，那么它所分离出来的子系统也就越多，这个时代的权力私有化成分也就会越发严重。盘根错节的网络关系等于把权力结构进行一系列的重组和再分配，它的目的指向『性』就一个，那就是把正式权力资源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来使用。

　　　　地方势力带来的是权力资源的私有化，这种私有化又将孕育出主宰官家权力的富豪权贵阶层。当士族权贵们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权力、暴力、财富、势力等完成权力资源的世袭制传递，也就意味着，作为终极资源和最高资源的官家权力，也正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重新分配。

　　　　“淮西集团”的产生，主要是源于制度『性』的权力管道渗透进古代中国的传统乡土观念，并使得这种“地缘『性』“的观念转化为帝国官场基因的一部分。李善长只是常例，并非特例。

第6章　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3）（）　
至正十四年（1353）七月，朱元璋南下攻打滁阳（今安徽滁州）。在行军途中，李善长到军门求见。朱元璋听说他是地方的知名人物，就很礼貌地接待了他，双方在交流中顿生相见恨晚之意。

　　　　李善长号称“里中长者”，朱元璋就将其留在了自己身边，任命为记室（秘书官）。在任命之前，朱元璋问了他一个问题：如今『乱』世当道，先生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帮我平定天下吗？

　　　　李善长的回答是：你应该向秦末大『乱』中起家的刘邦学习，刘邦同样是草根出生，但是他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做到了三点：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刘邦凭借这三点，只用了五年的时间，便成就了一番帝业。你朱元璋的老家是濠城（今安徽凤阳），距离汉高祖的老家沛县（今江苏沛县）不远。山川王气，将会在你的身上得到应验。只要你能够效仿刘邦，将来就一定能够成就像他那样的帝王之业。

　　　　李善长这套经世致用的理论并不亚于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隆中对，朱元璋对李善长为自己提供的这套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之术非常满意。其实在这里李善长说的是儒法杂『揉』的权力博弈术，儒家只是表皮，法家才是其内在本质。他之所以能够博取朱元璋的信任，最关键的是他抓住了朱元璋心理。这时候朱元璋想的最多的是，我能够成就帝王之业。

　　　　可不管怎样，朱元璋还是接受了这套儒法杂糅的治国理念。朱元璋早年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历尽生活的艰辛，对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中挣扎求存的悲惨境遇感同身受。如果说朱元璋刚开始投军是为了能够混口饭吃，那么等到他真正掌握了一定权力后，内心便萌发了济世安民的想法，也就是一个帝王梦。

　　　　也正是从厚待李善长开始，围绕在朱元璋身边的文人也渐渐开始多了起来。

　　　　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打下定远后，冯国用、冯国胜（后改名为冯胜）两兄弟前来投奔。因为二人也都是读书人，所以受到朱元璋的格外敬重。

　　　　冯氏兄弟向朱元璋献上的一句话是：“有德昌，有势强。”也就是说，有势力固然可以强大，但是如果一个创业者能够拥有道德『操』守，那么他的事业就可以蒸蒸日上。他们又向朱元璋建议：“建康（今江苏南京）虎踞龙蟠，帝王之都，拔之以为根本，成有势之强；然后命将出师，倡仁义，收人心，不贪子女玉帛，则为有德之昌，而后天下可定。”

　　　　当时群雄逐鹿，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冯氏兄弟能够如此明晰地把握天下大势，此等政治远见着实令朱元璋眼前为之一亮。正处于用人之际的朱元璋闻言大喜，当即任命二人为军中参谋。

　　　　第二年（1355年），朱元璋夺取太平，当涂县的儒士、明道书院山长陶安率领地方百姓出城相迎。陶安向朱元璋进言：“海内沸腾，豪杰并争，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拨『乱』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应天顺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这些投奔朱元璋的儒士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规劝朱元璋多行仁义，勿动杀念，勿掠财物，以成就他们理想中的仁义之君的光辉形象，这让朱元璋的仁义之师与那些只为财物而烧杀抢掠的造反者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至正二十年（1360年）三月，朱元璋又将闻名一方的“浙东四学士”征召到自己麾下。他们分别是青田（今在浙江文成）的刘基、龙泉的章溢、丽水的叶琛和浦江的宋濂。

　　　　这些能人贤士的加盟，把儒家所主张的那套“顺天应人”之理和夺取天下后的治国安邦之术也同时灌输给了朱元璋。在这种政治权术的指引下，朱元璋从一个只知道造反求生存的草莽英雄变成了一统天下的霸主，一个懂得如何玩弄权术的政治高手。

　　　　在那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无论你是属于哪一个阶层，只要你参与到争夺官家权力的斗争中，并希望能够从中获利，就不能不运用儒家思想这个屡试不爽的政治法宝。虽然在使用的方法上各有千秋，或公开以之为号召，或暗地使用。否则的话，你就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如果我们将朱元璋比作一个大学生，那么此刻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儒生就是花钱聘来的客座教授。学生悟『性』再高，没有教授的倾心点拨，是很难做到融会贯通的。朱元璋之所以会在群雄之争笑到最后，与自己从儒生们那里所接受的儒家思想密不可分。

　　　　朱元璋是个没有文化底子的草根，在造反起义之前，他的社会身份只有两个，一个是『乳』名叫朱重八的长工，一个是法号叫如净的游方和尚。

　　　　草根的底子却成就了一段儒家特『色』的创业之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奇迹。朱元璋在自己的创业和守业阶段，大打儒家特『色』牌。朱元璋不光尊重知识分子，自己也经常用实际行动向那些儒生们靠拢，比如说朱元璋就经常在空闲时间学习充电，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史料记载，朱元璋写下的人生第一首诗《不惹庵示僧》：“杀尽江南百万兵，腰是宝剑血犹腥。山僧不识英雄汉，只凭哓哓问姓名。”文字中的豪迈气象表『露』无遗，文字功底可见一斑，这哪里像是一个半文盲写的？可以不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