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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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将夏言彻底打垮，永无翻身之时，严嵩一直在寻找着最后的机会，一个能够置夏言于死地的机会。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陕西总督曾铣提出武力收复河套的方案，以解决蒙古人后裔鞑靼在河套地区的威胁。嘉靖皇帝刚开始也是倾向于支持这个方案的，但明英宗以来，帝国军队已经被蒙古人给打怕了。由此对于武力收复河套，嘉靖皇帝一直犹豫不决。

　　　　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曾铣是夏言一手提拔上来的，算是夏言权力集团圈子里的人。

　　　　在当时内阁的权力纷争已经进入一种白热化状态，阁臣之间纷争不休，并且拉帮结派，互相吹捧或攻讦倾轧，形成朋党势力。朝臣一旦有机会入阁，便可以上通天子，下视群僚。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尊荣显贵之权位，就要学会网罗党羽，培植帮派势力。

　　　　严嵩之所以有把握利用这件事置夏言于死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夏言的岳父和曾铣私下里是很好的朋友。夏言在这件事上让自己的岳父作为中央和曾铣之间的联系人，这么做等于是犯了帝国公共事务『操』作规则的大忌，也就是官员的亲人和家属不能参与朝政。

　　　　严嵩通过宦官里的内应了解到嘉靖皇帝并不敢下收复河套的最后决心，就在皇帝摇摆不定的时候，严嵩适时抓住这个节点，乘机诬告夏言与曾铣内外勾结，借收复河套谋取私利，从而陷帝国于危难。

　　　　严嵩能够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主要得益于皇帝身边的宦官送出来的情报。明代中后期，一部分无耻的士大夫纷纷倒向宦官的怀抱，形成一个阉宦与官僚相结合的怪胎——阉党。

　　　　由于朱元璋废除相权，他的那些继任者日常处理朝政，主要依赖两大机构。一是外朝的内阁，二是内朝的司礼监。两大机构分工明确，内阁虽有票拟之权，但具有决定意义的批朱则“权在天子。”而实际执笔批朱的并非皇帝本人，而是司礼监。

　　　　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不是被对手打倒，就是被政敌置于死地。历史的规律向来如此，一个权力高层的垮台，往往会牵连一大批官员被贬谪或者遭杀戮，以至党祸接踵而至，弄得国无宁日。明朝皇帝只给内阁以有限的权力，却放纵阉宦为所欲为，让其充当维护皇权的爪牙鹰犬。严嵩能够执掌柄政二十余年，就在于他懂得“巧为迎合，结诸阉人，”，也就是千方百计结交那些当权的宦官。

　　　　与严嵩的百般逢迎权阉集团不同的是，夏言在宦官面前常常摆出颐指气使的傲慢姿态。按照《明史》给出的说法，夏言在担任首辅期间，根本没有把内宦放在眼里。平日里皇帝派宦官到夏言家中传话，夏言都会端着首辅的架子，视他们为奴才（负气岸奴视之）。可想而知，那些在人格上备受屈辱的宦官在返回宫后，能放过夏言。本来已经失去皇帝的欢心，最后又遭来严嵩和宦官的内外双重诬陷，夏言不垮台才是怪事一桩。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曾铣先是以误国通敌的罪名被抓起来。当时，夏言正在出差往回赶的路上，闻听曾铣被抓的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仰天长叹：“噫！吾死矣！”这次，我是死定了。

　　　　这时候，夏言已经意识到在这场高层权力博弈中，他已经彻底败在了严嵩的手里。直到这时候他才算真正看清这场政治斗争的实质，不是简单的利益之争，而是『性』命攸关的生死博弈。这时候的他还能做些什么呢？嘉靖皇帝派来抓他的锦衣卫已经出发。

　　　　这一年，帝国本无大事。兵部侍郎曾铣被拟以“交结近侍官员律”处死，屈斩于北京西市。几个月后，夏言也同样被处斩于西市。在临刑前，夏言的生命遗言让人唏嘘不已：“我有志恢复河套，实欲尽犬马之忠，不虞至此。”

　　　　一个堂堂帝国宰辅，还有一个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的兵部侍郎，就这样以莫名其妙的误国罪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祭品。据《明史》记载，曾铣死得确实冤枉，在他死后，家里连一分钱脏钱都没有。作为一名武官，不克扣粮草、不虐待士兵，还一天到晚想着为朝廷收复河套，如此死法不免让人心寒。

　　　　帝国高层的血『色』争斗使得朝野上下大为震动，等到夏言人头落地，夏、严之争才算尘埃落定。严嵩就此取代夏言，成为嘉靖朝权势熏天的内阁首辅。

　　　　夏言在临死前曾经上疏嘉靖皇帝，指出是严嵩陷害于他。以夏言当时的地位，突然被严嵩扳倒，而且遭到的不是什么勒令退休或者罢官之类的命运，而是身首异处，满朝官员为此震惊。夏言集团的轰然倒下，无异于在帝国的权力系统发生了一场八级以上的地震。虽然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在此之前夏言在权力角逐场上已经在走下坡路，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种下坡路会急速地滑向死亡地带。严嵩取代夏言之后，那些闻着权力血腥味就一拥而上的廷臣们纷纷转投严嵩。

第61章　权力者心中都藏着一条蛇（1）（）　
随着夏言的倒台，严嵩毫无意外地成为帝国内阁首辅，沿袭明朝成例，他独『操』帝国相权。可是权力的递延规律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开就曲终人散，夏言虽然画上了生命的句点，可大明的权力机器还在继续运转。严嵩在接过帝国相权的同时，也同样接过了权力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与纷争。

　　　　无论是夏言，还是严嵩，作为首辅之争的参与者，他们都不是只懂得权力斗争的政客。相反，他们都是具有极高文化水准的士大夫，他们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很多时候，他们会高举着“仁、义、礼、智、信”的精神旗帜，将自己划归为文人的行列。但是残酷的政治权力斗争，让他们将文骨狠狠地砸碎。为了在权力的夹缝中求生存，他们需要学会结党营私，不择手段地打击政敌。

　　　　权力的欲望和政治的野心使这些儒家弟子摇身一变成为冷酷无情的政客，他们用阴狠残忍的手段置对手于死地，这是权力集团内部经常发生的事。即使未能达到目的，也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这些以儒学起家的阁臣大僚，表面看上去虽然端着一副道貌岸然的姿态处处显摆，但在儒雅的表象之下，他们阴狠险毒的手法丝毫不亚于那些动刀动枪的武夫和不通文墨的宦官。在文官集团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下，有一个人横空出世。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心学”理念，为那些在权力系统内苦苦挣扎的文官们照亮了前进的方向。此人就是前面提到的王守仁，他还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叫做王阳明。

　　　　王阳明死于嘉靖八年（1529年），距离严嵩掌权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两个人在政治风波中，并无交集。估计连王阳明也不会料到，二十年后，自己的弟子会成为帝国政治斗争的核心人物。

　　　　作为心学创始人王阳明就是在实践中完善“心学”和“知行合一”，并最终悟道。他跟其他的圣人或哲学家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不是纯粹的理论派，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论加实践派。

　　　　那些在帝国官场上苦苦追求的文官，他们在权力的沉浮中痛苦地发现，自己在书生时代坚守的那份信念与现实有着很大的差距。圣人的说教没有用，士人的礼仪廉耻没有用，忠孝节义也没有用。在剥除这个丑恶世界的所有伪装之后，他们在历史的转弯处终于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利益”二字。

　　　　可在痛苦过后，他们依然执『迷』不会悔地陷落于这条权力的不归路。等到王阳明参悟了知行合一的真意，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才醍醐灌顶。一个儒学之士无论有多么伟大正直的理想，如果要实现它，就必须懂得两个字——变通。唯有变通，将自己的思想付诸于实际的行动，才能适应这个变化万千的世界。追求光明的“心学”正是诞生于在这黑暗的世界中，倔强地闪耀着自己的光芒。

　　　　按照出道的时间先后，王阳明与徐阶本来是不应该存在生命交集的，幸好这个世界还有一种叫做“思想”的东西，它可以超越时间的界限，让人的精神实现时空穿越。

　　　　徐阶平生酷爱阳明心学，并且不遗余力地将其发扬光大。他在翰林院工作期间，多次聚集门生大肆讲学。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他更以首辅之尊在京师举办大规模心学讲学活动，听者数以千计。

　　　　根据当事人罗汝芳的记载：“以徐首辅为榜样，六部九卿、台阁大员们纷纷到场（灵济宫），与学术界的贤者们亲切会晤。徐首辅亲手誊写了程子著作中的精彩片段，来自兵部的某高官激动地出列，热情洋溢地向在场同仁们逐句朗读。与会人员纷纷要求徐公详细解释，徐公亦不吝赐教，耐心地为与会诸君一一解『惑』，受教的人无不欢欣雀跃。”

　　　　徐阶的喜好一度成为帝国的政治风向标，当然这有赖于他手中握着的权力资源，权力主导着话语权。心学成为人人崇尚之学，成为官场上追名逐利的一种手段。

　　　　徐阶的祖上是土里刨食的农民，到他父亲徐黼才当上衙役，后升为宣平（今属浙江）、宁都（今属江西）县丞。徐阶五岁随父在地方为官，耳熏目染了父亲处理公务的那一套程序，这对于他后来官场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徐阶在十六岁时，他遇上了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人，那就是华亭知县聂豹。这个地方的父母官见徐阶聪敏早慧，读书用功，十分喜爱，就将其视为忘年之交。并利用机会向其讲授王阳明的良知之学，这时候，王阳明的心学早已风靡天下。徐阶也深受其影响，他还常与王阳明的弟子欧阳德一起切磋学问。徐阶在当地缙绅士子中间声名鹊起，其才学受到当地“诸贤长者交口称誉”。徐阶的成长与嘉靖的掌权可以说是同步共振的，嘉靖元年（1522），徐阶通过应天乡试，第二年，二十一岁的徐阶又以探花（第三名）的好成绩中进士。

　　　　按照史书记载，徐阶是个面目和善之人，“为人短小白皙，秀眉目，善容止”。在他入朝晋见皇帝的时候，内阁首辅杨廷和见他气度不凡，内心十分喜爱。于是，在杨廷和的大力举荐下，嘉靖皇帝授徐阶为翰林编修，让其为太子和诸王讲授儒家经典，并参与编修《大明会典》及祀仪等机务。徐阶在起步阶段还是很有人缘的，夏言在当首辅期间，也曾经在嘉靖皇帝面前保举过徐阶。这也为后来徐阶和严嵩之间的斗争埋下了伏笔。

　　　　嘉靖九年（1530），嘉靖皇帝趁着大议礼事件余波未尽，准备罢黜孔子文宣王的王号，并且将孔子的像改为木像。按说此举等于是要了天下书生的半条命，可奇怪的是，以时任首辅张孚敬为代表的文官们居然也附和皇帝的意见。只有徐阶持反对意见，他提出黜孔子的王号是非常不靠谱的事。

　　　　张孚敬很不高兴，当面就质问徐阶：“你小子这么做，算是背叛我吗？”

　　　　徐阶的回答也很直接，“背叛的前提是依附，我既然从来就没有依附你，又何来背叛？”

　　　　徐阶就这样开罪了皇帝和首辅，被贬为福建延平推官。徐阶就这样由一名京官被贬为边远地方的七品刑狱官，对于一名正在成长中的年轻干部，这应该算是一次不小的打击。可徐阶并不以为然，他于人前自我解嘲：“无论官职大小，不都是皇帝的臣子吗？”

　　　　徐阶到地方任职后，还是干了很多实事。平反冤狱，释放长期关押在监狱里的囚徒；打击盗贼，惩治地方上的不法胥吏；针对当地风气不淳的弊端，他主张拆毁大搞封建『迷』信的祠堂，创办乡社学，并亲自为地方士子们讲授圣贤之学。

　　　　作为地方的七品小官，徐阶无力改变地方的贫困面貌。当他静下心来的时候，也会自我反省，自己之所以会沦落到穷乡僻壤之处，全是书生的狂狷之气惹的祸。

第62章　权力者心中都藏着一条蛇（2）（）　
嘉靖十八年（1539），皇太子出阁挑选属官。在这次全国『性』的海选中，徐阶有幸被选为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这对他来说无异于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没过不久，他再度被提拔为国家最高学府的主管官——国子监祭酒。

　　　　随后，徐阶的仕途进入一个顺畅时期，先是礼部右侍郎，两年后改吏部右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副部级官员。这时候徐阶刚刚进入自己的盛年期，时年四十三岁。

　　　　时隔不久，徐阶受命兼翰林院学士，教习庶吉士。翰林庶吉士，品级虽然不高，却拥有实实在在的权力。翰林院是帝国高官的培养基地，朝廷遴选阁臣的重要场所。也就是说徐阶在这个位置上，担负着培养选拔国家高级官员的重要职责。张居正就是徐阶在这一时期遴选出来的储相人选，二人因此结下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