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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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时候卓敬别有一番议论，卓敬给建文帝上奏折说：“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年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夫将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可为者，势也。势非至刚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卓敬的核心在于不动干戈的情况下先以迁徙的办法消祸『乱』于无形，应该说是相当高明的一招。而这样做理由光明正大，即使燕王一百个理由也不会不同意，更不会拿出祖制靖难的招牌说事。可是，这么一个“天下至计”竟然得不到建文的任何响应。
卓敬这个人在当时也应该是天下奇才，就连后来杀害他的明成祖朱棣也不得不承认“国家养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的事实。
朱元璋生前对卓敬是非常看好的，可惜建文帝并没有给予他足够的信任。
第40章 谁才是真正王牌（3）（）
建文帝选择周王作为削藩的第一道突破口，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那就是周王府里有人在这个关节点上站出来告密，周王朱橚在密谋造反。
朱橚不是一个懂政治的人，准确地说，他应该更像一个学者型的人物，是植物学家和方剂学家。他曾经根据元朝宫中遗事，写有《元宫词》100章，并参与编写科技著作《救荒本草》。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型的藩王，不专心搞学术研究，偏偏跳出来想要学人家造反。建文帝正愁找不到借口向藩王们下手，那就先拿周王朱橚开刀。
建文帝正要准备下手之际，告发之人又提供了一条更为重要的线索：周王要谋反，背后有燕王朱棣在撑腰。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朝廷削藩从周王下手是再合理不过。而朝廷一旦对周王采取行动，这就等于斩断了燕王朱棣的手足。所以建文帝要动周王，按照常理来说，燕王朱棣不会坐视不管。
要是朱棣出兵来救，那么他就会背上谋反者的同谋的罪名；如果朱棣不出兵而是出面为周王说情，那也能将其算作同谋。这样以来，无论朱棣怎么做，建文君臣都能够找到收拾他的理由。自古以来，皇帝想要收拾谁，还没有碰上找不到理由的时候。
周王朱橚和哥哥朱棣是由马皇后收养的，在藩王当中，他和自己的哥哥燕王朱棣年龄是最长，资历也是最老的。亲兄弟之间的关系要比其他的兄弟关系亲一层，朱橚与朱棣之间几乎是无话不说的。有了朱棣的撑腰，朱橚并不安心只做一名学习型藩王，他居然也动起了做皇帝的念头。
朱橚在暗中做起了准备，打算找个时机造反。可还没等他付诸实施，一场大灾难正悄然来临。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亲儿子朱有爋会告他谋反。按照大明的规制，周王的大儿子朱有爋被立为世子，也就是未来周王府惟一合法的继承人。可作为周王的次子朱有爋并不这么认为。他听人说了，最近建文朝廷正准备对尾大不掉的诸藩王下手了，自己何不乘机去上告，将父亲周王朱橚的不轨谋反行为全部讲给朝廷听。这样既可除掉兄长及其支持者父亲周王，自己就可以稳稳地坐上周王府第一主人的位置。
周王次子朱有爋上告周王谋反，建文朝廷听说后喜出望外，这样的事情来得太及时了。
建文君臣经过反复商议，决定派曹国公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隆带兵北上，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给周王朱橚来他个突然袭击，确保削藩能够首战告捷。
洪武三十一年（1398）八月，这是帝国新旧权力集团交替的时间段，虽然用的还是洪武的年号，但这时候建文帝上台后已经有三个月了。建文朝廷放出风声，说是接到北方密报，蒙古地区的一些北元残余势力最近有南向的迹象，为加强北方防务，防止北元的南侵，今朝廷决定派李景隆为大将军，率军北上。
客观地说，建文君臣唱得这出戏并没有跑调。李景隆的军队是一路向北，周王朱橚没有什么疑心，因而也就没有做好负隅顽抗的准备。但当李景隆的军队经过开封，快要走过时，他们突然转向，迅速包围了周王府。
周王朱橚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做了俘虏。李景隆马上取出皇帝朱允炆的诏书，当众宣读。接着就将周王府一行人押往京师南京，周王及其诸子被废为庶人，流放到荒远的云南蒙化并被关押起来。
建文帝削藩首战告捷，给当时建文朝的政治带来了很大的积极影响，也表明了建文帝是一个很有抱负、很有作为的帝王。
建文帝废了周王，马上就将周王所犯的罪行写成敕书，然后颁给诸王，让他们来给周王议罪，这一招也的确够狠的。谁说书生不懂得治国谋略，建文帝此举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一是拿祖制来压服藩王。按照祖制：藩王有罪，皇上主持，诸王集体议定；
二是博取天下人的信服。向天下公开周王的罪行，昭示皇帝武力削藩并不是师出无名，而是周王造反，『逼』我动手；同时也在敲山震虎，让其他藩王都要循规蹈矩，没事不要学周王自取灭亡；
三是敲山震虎。建文帝拿周王开刀，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他以此来试探燕王朱棣的反应。
京城的暗哨不断传递来皇帝要削藩的消息，而朱棣在北方的风沙中睁着头狼似的眼睛冷冷地注视着京城的方向，他的心比北方的冬天还要冰冷。从北京到南京，千里的路程难道自己这一辈子都无法逾越吗？
他想不到的是，一身书卷气的朱允炆下手会这么狠，刚上台就要自己的叔叔们开刀。周王朱橚已经被拉下马，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作为诸藩之首，他是无论如何也躲不开这场劫难的。
回想起三个月前父皇朱元璋刚死时，文弱的朱允炆戒备森严，就连他们这些藩王叔叔回去奔丧都不让带军队，谁知道那份所谓的遗嘱是不是朱元璋钦定的。
朱棣无数次地在自己的内心做过算计，在这样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博弈中，可以说是步步惊心。如果真要与朱允炆撕破脸皮，也不是现在。抵抗中央，那就是造反，就是全民公敌。不光要具备一定的军事武力以外，还要出师有名，否则他朱棣就可能成为千夫所指的『乱』臣贼子。失道寡助，这仗还没等到开打就已经输了七分。更何况他的三个儿子这时候还在南京为朱元璋守孝，等于是留在朱允炆身边做人质。现在出兵，搞不好就赔了儿子又折兵。
朱允炆想借着周王之事激怒朱棣，这一切并没有逃过燕王朱棣狼一般犀利的眼睛。
正在朱棣如坐针毡之时，南京方面已经将周王的罪诏送到了他的手上。他读出了罪诏的弦外之音，每个字都像『插』在自己心头的一把刀。
朱棣酝酿了很长时间，决定以儒制儒。既然自己的侄皇帝任由一帮儒生摆布，动不动扛出儒家大旗，那自己索『性』就和他玩一场以儒制儒的好戏。
朱棣在给呈给建文帝的敕书中做出了这样的表态：“如果周王所作所为形迹暧昧，希望陛下能够念及亲情，将其饶恕，以此来成全骨肉之恩；如果周王造反之事已经坐实，先帝早已定下的祖训，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只希望陛下能够能够遵照祖制，识大体顾大局。（惟望陛下体祖宗之心，廓日月之明，施天地之德。（《明太宗实录》卷1））
这句话显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建文帝看了这封敕书之后，念及骨肉亲情，竟然萌生了不再削藩的念头。
朱允炆的文弱个『性』又一次暴『露』无遗，他将治国当作三岁孩子过家家，想玩就玩，不想玩就不玩。要知道当时的政治斗争已经到了相当尖锐的地步，只是对立双方还没有撕破脸皮而已。一旦停下来，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帝国权力核心层已经摆明了削藩的态度，这时候忽然罢手，朱棣和其他藩王又怎能信服。他们只会认为这是缓兵之计，更大的风暴将会随之袭来。
在这个问题上，黄子澄和齐泰二人还是还是看得很通透。无论最后的结局是悲剧还是喜剧，拉弓就没有回头的箭。他们反复地规劝建文帝：当断不断反为其『乱』。建文帝『迷』『乱』的心又逐渐坚定起来，将削除不法藩王的行动进行到底，剪除藩王集团的势力。
建文朝廷投入无限的热情来对待削藩这件事，官员也纷纷找机会站出来告发诸藩王所犯下的不法之事。当然这些官员也不是满嘴跑火车，那些雄霸一方的藩王很多时候也的确过于嚣张。当年朱元璋为了保障自己后人的福利待遇，在帝国的体系中有要求：藩王的地位虽然皇帝和皇太子，却比那些帝国官员们的地位要高多了，也就是说这些帝国官员往往受制于藩王。
在如此高下悬殊的权力体制面前，帝国的权力枷锁对于藩王们来说，往往是形同虚设的。朱元璋如此袒护自己的子孙，那么官员们也不愿意没事给自己找事。藩王常常作出僭越帝国法度之事，所辖地区的老百姓苦不堪言。如今建文帝“开门纳谏”，而且纳的都是检举藩王的谏言。官员们放下先前的心理负担，纷纷出来检举和揭发。
京官们忙着从地方收集情报，地方官员也没有闲着，整个大明权力系统弥漫着削藩前的紧张空气。于是有告齐王的，有告岷王的，还有告湘王的。湘王朱柏也是个文雅的读书人，『性』情收敛，并不招惹是非。这次也被人告发，一时又无法为自己澄清。觉得自己身为藩王，地位尊贵，哪里能够受得了狱史的羞辱。读书人犯起，思忖再三，关起家门自焚而死。
第41章 谁才是真正王牌（4）（）
在朱允炆看来，不管你是安分守己的藩王，还是包藏祸心的藩王，两者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作为帝国的一把手他所关心的只是分封制的存与废，只要分封制一日不根除，藩王们就有拥兵自重的资本。对于帝国中央权力集团来说，这样就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分封制的废除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一旦发动起来，就要考虑到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果。
在建文帝削藩之前，至少他应该考虑到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不是所有的藩王都要削废？第二，削废藩王如果分批进行，那么谁先谁后？第三，削废是一削到底，还是浅尝即止？
可是朱允炆的削藩却是『乱』拳打死老师傅，毫无套路可言。首先，最应该削的偏偏不敢碰；其次，赶上谁就削谁，毫无计划『性』；再有就是削与废同时进行。不止是削去军权，就连藩王本人也废为庶人。“庶人”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而在明朝时期，“庶人”专门指那些被废的皇族。藩王们本来都是朱元璋的皇室血脉，可建文帝却要削其权，夺其皇籍，直接将他们贬为“庶人”。周王被废，就叫“周庶人”；代王被废，就成了“代庶人”。
朱允炆就这样毫不客气地将自己的皇叔们都扫地出皇室，将他们从藩王直接贬为普通老百姓。这种做法显然是防卫过当，夺权本来就已经触动到了藩王们的利益底线，如今又加了一道削夺皇籍，更是让藩王们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时之间，帝国上下满城风雨，人心思动。
这种做法最为直接的效果，就是把所有藩王的力量都推到了燕王朱棣那边去。
从建文帝上台后的第三个月削夺周王开始到建文元年六月岷王朱楩被废，在这短短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建文君臣使出连环杀招削夺五王。
建文朝的政治权柄虽然有“三驾马车”拖着前行，却也只是虚幻之象。此时的帝国人事结构存在着很大的漏洞，配置极不合理。无论是齐泰、黄子澄，还是后来的方孝孺，他们都不具备军事才能，用兵对他们来说只能是纸上谈兵。建文帝也是一个书生，四个书生合在一起，顶多是一群书生。
一帮书生对波诡云谲的帝国权力斗争不娴其道，最终只能任由别人牵着鼻子走。建文帝的软弱及其智囊决策层的偏激，让削藩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准星。面对多项选择，无论是建文帝还是他的智囊团都缺少真正理『性』而智慧的判断，原本主动的优势就这样转化为劣势。
建文君臣动手削藩的速度并不算太慢，在朱元璋死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建文帝就示意黄子澄和齐泰等人研究此事并且付诸于行动了。但让人费解的是，太祖宾天，诸王奔丧，对于建文帝君臣来说，这本来是朱元璋在冥冥之中为他们创造的一个大好机会，可建文帝却轻易放过了这样的机会。
建文帝朱允炆明诏诸王不得来京奔丧，燕王朱棣走到淮安之地又折回了北京。建文集团白白流失了一个大好机会。
实际上，朱允炆本人不是没有考虑到利用诸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