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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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册就要被驳回重做。很多布政司离京师路途遥远，来回要倒腾数月，因此，有的计吏就预先持空印文书前来，遇到驳回的就重新填写。这种做法本是沿袭了元朝的习惯做法，可以说是由来已久。
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听说此事却勃然大怒，认为这种做法是拿皇帝当冤大头来忽悠的舞弊行为。借着这件事，朱元璋大肆整顿吏治，从上到下杀了一批官员，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就是其中一位。这个事件就是明初的三大案之一的“空印案”。
在这场血腥杀戮过去之后，方孝孺遵照父亲生前的安排，师从宋濂继续学习。我们知道，宋濂也是当年朱标太子的老师。如果这么推算，方孝孺算是朱允炆的师叔。可惜的是，宋濂并没有得到善终。在朱元璋清洗丞相胡惟庸集团时候，年迈的宋濂受到牵连，获罪『自杀』。
父亲和恩师相继死于朱元璋的铁血政策之下，这给了方孝孺很大地打击。
洪武十五年（1382）十二月，由于大臣的推荐，朱元璋下令让方孝孺进京。次年正月，朱元璋在奉天门召见了方孝孺。这次见面，方孝孺不凡的谈吐和举止令朱元璋非常满意。这是一次简单的殿试，朱元璋当场让方孝孺以《灵芝甘『露』论》为题，写一篇文章。这是方孝孺的长项，他下笔千言，一挥而就。朱元璋阅后，赞叹其为世间少有之异才。
朱元璋还回头问身边大臣揭枢：“方孝孺和你相比，怎么样？”
这次方孝孺能够得到朱元璋的接见，全赖揭枢从中推荐。揭枢摇头道：“方孝孺的才学是臣的十倍。”朱元璋听后微笑不语，可见他的内心也是认同的。
朱元璋还让方孝孺去见了当时的太子朱标，对朱标说：“这是一个有才华的君子，加以历练，他日可以辅助你（此庄士也，当老其才，以辅汝）。”
在与朱元璋的第一次见面，方孝孺给皇帝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方孝孺本以为就此可以借着这种美好的印象步入仕途，去完成父亲未竞的事业。理想虽然丰满，但是现实却依然骨感，结果令他大失所望。朱元璋只是给了一些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就让他返乡待业。
虽然没有捞到一官半职，但是方孝孺这个名字已经深深地烙在朱元璋的内心。
后来，方孝孺被仇家所牵连，卷进了一场官司当中，被逮捕至京。朱元璋看见名单中有方孝孺的名字，就将他免去处罚。
洪武二十五年（1392），方孝孺因朝中大臣的推荐，再次受到朱元璋的召见。朱元璋还是说：“现在不是用方孝孺的时候。”碍于朝中大臣一再举荐，朱元璋就授方孝孺一个汉中府学教授的职位，只是个刚入流的从九品学官。以方孝孺的才学、人品和知名度，九品学官显然是不公平的。其实朱元璋心中有数，他是想将方孝孺留给自己将来的接班人。
而方孝孺这时候已经做好了准备，毕竟对于一个三十五岁的男人来说，正是成就事业的黄金时期。
第36章 跑偏的“三驾马车”（2）（）
朱元璋死了，孙子朱允炆继承皇帝位，就是明惠帝。这时候又有人向他提及方孝孺。经过洪武年间的血腥清洗，这时候的帝国权力系统可以说陷入了人才荒。朱允炆就把方孝孺从汉中召来南京任翰林侍讲，第二年又将其升为侍讲学士，职务级别虽然不是很高，只是从五品，但却很有实权，建文帝非常倚重于他。
君臣二人的关系亦师亦友，每遇国家大事犹豫不决，朱允炆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方孝孺。可以说，方孝孺成了朱允炆智囊团的一名政务高参。这种依赖『性』并不仅仅局限于政务方面，就连平日的读书学习，遇到疑难问题，明惠帝朱允炆也会去请教方孝孺。皇帝上朝处理政务，对官僚们的提议，有时就命方孝孺当场批答。同时方孝孺还是修撰《太祖实录》领导小组组长。燕王朱棣起兵后，朝廷讨伐他的诏书和檄文都是出自方孝孺之手。
在年轻幼稚的建文皇帝当政四年中，比皇帝大二十岁的方孝孺充当着朱允炆精神导师的角『色』。意气风发的朱允炆对学识渊博、人品出众的方孝孺寄予了无限的信任与期望。四十岁刚出头的方孝孺正值一个男人干事创业的巅峰期，他的政治的蓝图正在徐徐展开。
眼前这个青春勃发，仁心宅厚的书生皇帝，对他这个老师尊崇有加。朝堂和谐，君臣同心。他们在成全对方的同时，也在成全自己。
建文帝执政的四年时间，正是沉寂半生的方孝孺一步步走向人生巅峰的四年，也是他一步步滑向权力深渊的四年。
在建文帝朱允炆打造的帝国上层权力结构中，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犹如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三人都不是吃素的，均是帝国的饱学之士，更是书生中的道德标杆。他们的言行引领着天下读书人唯马首是瞻。
朱允炆本来就是『性』情温和之人，而他所倚重的这“三驾马车”，更是文人中的典范。自古以来，书生治国并不缺乏飞扬的激情，也不缺乏理想化的施政纲领，往往缺乏的是对于政治全局的一种掌控。
而这时候，弥漫在帝国权力空间的书卷气，使得朱元璋留下的铁血政治来了个急刹车。
建文时期的“三驾马车”，定下了朱允炆执政时期以儒治国、以礼治国的文人调调。
建文帝与三人组合进入了一个你侬我侬的蜜月期，君有情，臣也尽心。朱允炆的执政理念与他的皇爷爷朱元璋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而这种不同完全是颠覆『性』的不同。朱元璋奉行的是个人专制和铁血规则。而对于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三驾马车”来说，建文帝对他们的倚重与信任，给了他们无穷无尽的动力。可惜的是这种动力并没有及时转化为治国的效率，文人的高度热情换来的却是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冒进，这在无形之中就拖了帝国前进的后退。
“三驾马车”跑得虽然十分卖力，却让人感觉有跑偏之嫌。而留给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跑得越卖力，离他们的终极目标就会越远。
“三驾马车”左右了建文帝朱允炆短暂的政治命运，虽然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联手打造了“建文新政”，但哥三个在具体分工上却各司其责，齐、黄致力于削藩，方孝孺忙于推行新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方孝孺是建文帝执政期间的总设计师，总揽全局。建文帝的这种做法改变了朱元璋时代那种独揽大权，一个人说了算的专制局面，无形中扩大了臣属的权力范围。
用后来明成祖朱棣的大臣姚广孝的话来说，方孝孺是天下读书人的种子。
既然是种子，就要发芽开花结果。在治国方面，方孝孺倾向于复古，能够以《周礼》制度来重新界定大小诸司的品级和阶勋。
在官僚制度的改革上，朱允炆与帝国的前任领导朱元璋唱的是反调。朱元璋实行的是“右武抑文”的做法，这是一种让人非常纠结的做法。他一边大肆杀戮开国的那些功臣勋将，一边又以文臣学士作为主要的仕进对象，对帝国的权力结构实施文职化。
朱元璋对文臣学士及士大夫阶层是没有什么好感的，甚至处于一种敌对状态。他创设的廷杖制度，可以说就是为文官量身打造的。稍有不满意，当场扒下裤子，摁到在朝堂之上廷杖翻飞，血贱玉阶，肉飞金陛。文官们本来就是一群顾脸又顾屁股之人，这般肆意肆意摧残和侮辱，简直让他们生不如死。
与朱元璋相比，朱允炆显然要比自己的爷爷朱元璋温柔得多。这种温柔更多是对杀气过重的帝国制度的修正。这种制度上的软化除了朱允炆的『性』格使然，更多是来自于方孝孺等人的影响。作为“读书人种子”的方孝孺更倾向于《周礼》，他提议用《周礼》制度来重新界定权力制度中的大小诸司的品级和阶勋。如何将天下读书人散了的心，重新缝合起来。方孝孺开出的『药』方是，国家应该归还文官应有的地位。
建文帝与方孝孺等君臣在以仁义礼乐治国的理念上的是高度一致的，正是这种和谐一致，建文君臣才营造出有别于洪武年间“铁血政治”的良好政治生态环境。
在方孝孺的大力倡导之下，建文帝重新规定官制：升六部尚书为正一品，设左右侍中，位列侍郎以上。这是在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建文帝第一次把六部尚书提到了与都司同级的地位。朱元璋在废除宰相制以后，仅将分掌天下各项政务的六部尚书品秩定为正二品。相比那些动不动在朝堂上就被打屁股的文官，帝国的武官地位显然要高于文官，比如中央的五军都督府的左右都督的品秩都是定为正一品。
在方孝孺的建议之下，建文二年（正月下诏，更定大明官制，大致内容如下：将六部尚书由原来的正二品升为正一品，增设左右侍中，其位置在六部侍郎之上；
将地方文臣布政使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将都察院改名为御史府，其长官都御史改名为御史大夫；
将都察院下属的十二监察道改名为左右两院，左院叫拾遗，右院叫补阙；将通政使司改名通政寺，原通政使改称为通政卿；
将大理寺改名为大理司，大理寺卿改称大理卿；光禄寺卿改称为光禄卿；
在翰林院下重新设立承旨，将侍读学士和侍讲学士改名为文学博士；
在詹事府下增设资德院；增设文翰、文史两馆；
将殿阁大学士一并改名为殿阁学士，内各设学士2人；
将明皇宫的谨身殿改名为正心殿，增设正心学士1人；
增设亲王宾辅，提高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少卿丞和国子监丞等官的品秩等等。
建文帝改革地方官制，精简机构有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撤销的机构大多与收税有关，整个建文四年仅增设了一个河泊所。大量地方机构尤其是税务部门的裁撤，大批冗官冗员的淘汰，减轻了广大人民的负担。
这种文官制度的修订，是建文帝加强文官之治的开始。他尝试着想把权力重新交还给六部尚书，显然这是对于朱元璋专制制度的一种矫正。
建文帝在有意无意之间，扩大了国子监和翰林院的职责和人员编制。这样就传递出一个信号：皇帝正在从教育和训练太子及诸年幼王子方面入手，普及儒家文化。他希望能够以修齐治平理论来重新构建一个崭新的帝国。他在人与人之间的礼仪上同时规定：亲王对自己的老师要以礼相待，谈话的时候，老师不必称臣，可以只称姓名。建文帝这么做就一个目的，那就是尊崇儒家文化，仁义治国。
据《明史》记载，建文元年即建文帝即位后一年的时间里，大明刑部上报的在押囚犯比洪武时减少了3∕10。大量的冤假错案的复审平反和刑典的改轻，宽刑疏法，这对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大明帝国的统治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37章 跑偏的“三驾马车”（3）（）
自从登基起，建文帝就在不断地下诏强化自己的统治。帝国出台的所有新政都打上了“建文”牌烙印。建文帝的品牌就是以先儒的“法先王”和“托古改制”的儒家之风。建文君臣对于这种对“明君主”和“理想政治”的不懈追求，执着到了几乎入『迷』或者说是走火入魔的一种地步。
建文帝一上台既要推行他的新政，又要削藩，新政中“更定官职”、精简地方行政机构等不少举措的实施，“侵犯”了大明帝国官场上许多官僚及其关系人脉的既得利益，造成了建文朝内在的不稳；削藩又与新政同时并举，一下子激化了中央与地方藩王之间的矛盾，使得建文朝廷顿时陷于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
在朱棣起兵造反危及建文帝政权统治的关键时刻，朱允炆这个书生皇帝还在气定神闲地“日与方孝孺辈论周官法度。”这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三驾马车”载着建文帝一路狂奔，正所谓成也三人，败也三人。毋庸置疑的是三个人的确是“读书人的种子”，但可惜的是种子既没有开出美丽的花，也没有结出丰收的果。
三个人给太学院的学子们上上课，论论道，当个学院派显然是绰绰有余的。可是将他们放到大明的权力中心来玩一场权力博弈的游戏，实在是勉为其难的事。虽然他们自信满满，胸中也藏着貌似锦绣的蓝图。可现实是他们缺乏官场的历练，缺乏处事的经验。他们的执政纲领都是从圣贤书上背出来的，与现实世界产生了严重的脱节。课本里学的，和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一面是温情脉脉的儒家文化，一面是步步惊心的政治凶险。满腔的热血也换不来一条帝国的通天大道，崇高的理想更打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