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战将-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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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迅速传遍了广州：“温玉成是好同志。”后来，黄永胜不断向林彪反映，温玉成在广州工作下去很困难，总部其他人也有相同的意见。林彪说，可以把他调到总参来嘛！

　　　　如果不是“杨余傅事件”的发生，温玉成就不会到北京卫戍区任司令员，那也就不会和给他带来厄运的江青打交道了。1968年3月24日，发生在北京的所谓“杨余傅事件”，使温玉成将军走进了中国政治的舞台中心。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在处理“杨余傅事件”中，江青提名温玉成接替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林彪、周恩来都没有意见。但温玉成告诉笔者，这是『主席』定的。1969年3月22日凌晨，温玉成到人民大会堂118号『毛』『主席』办公室开会时，在走廊上见到了『毛』『主席』。『主席』问他：“你一个人去，单枪匹马去？”将军莫名其妙：“『主席』，我到哪里去？”『主席』说：“没有通知你？”

　　　　温玉成答：“不知道。”『主席』严肃地说：“叫你到卫戍区去，执掌京畿重地。”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执掌京畿重地，历来地位十分重要。在“文化大革命”

　　　　中，北京卫戍区司令的地位更为重要，因为全国已经大『乱』了，北京不能再『乱』，必须要控制局势，这个任务在当时只能交给卫戍区来干。同时，卫戍区要保证北京的稳定又不能冲击了“文化大革命”的大目标，只能是『乱』中求稳，稳中又要保证有“『乱』”，以便达到『毛』泽东由“大『乱』”而“大治”的目的。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完成这样复杂的任务，这是对温玉成将军的信任，也是对他的考验。

　　　　可以看出，这时的温玉成将军已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了。作为副总参谋长，他仍然主管总参的作战事务；作为卫戍区司令员，他又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这样举足轻重的地位持续了整整一年。而到了1969年4月九大召开的时候，达到了顶峰。

　　　　据温玉成将军晚年回忆，他到北京后主要做了三件事：一件事是协助周总理解决全国交通混『乱』问题；第二件事是协助黄永胜处理珍宝岛事件；第三件事是协助谢富治管“样板团”。

　　　　应该说，温玉成到北京工作是很卖力的，但他往往是“费力不讨好”。

　　　　前面讲过，温玉成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军人，而不是一位政治家。他执行上级指示能够完全彻底，但对处理人际关系则一窍不通。温玉成是个老实人，他对上级的命令是忠实执行的，不会投机取巧，不会见风使舵，因此也常常被人利用。

　　　　温玉成将军协助谢富治管“样板团”时，文艺口“支左”部队要换班，谢富治和温玉成一起商量换班问题。当时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换班时把支持刘庆棠的军队干部换走了，而把反对刘庆棠的干部留下了。刘庆棠这一派告到江青那儿，江青大怒，要追查这件打击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谢富治对温玉成说：“你是协助我管样板团的，我们两个一起给江青写个检讨。我最近事情比较多，你先写，我们一起签个名交给江青，就把这件事了结了。”

　　　　温玉成不知有诈。他就叫秘书起草了个检讨，在检讨的末尾端端正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还在自己的名字前留了个空位，让谢富治签名。

　　　　温玉成将军万万没有想到，这份检讨摆在江青办公桌前时，却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谢富治的名字并没有写在检讨书的末尾，而是写在检讨书的抬头上。这样就成了温玉成作的检讨，谢富治是审阅检讨的领导。

　　　　错误当然全都是温玉成的了。

第26章　温玉成：福祸两茫然（3）（）　
脚踩两只船

　　　　李必达秘书的信在温玉成将军办公桌抽屉里躺了一个星期。

　　　　这位在战争年代一贯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的将军为难了，犹豫了，他的信念破灭了。自从来到北京工作后，他就抱着这样一个信念，自己文化低、水平低，但只要紧跟上级，把上级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执行好，就不会出大问题。

　　　　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上级是一个个人。上级也有矛盾，也有分歧，也有斗争。作为下级的悲哀就在于当你对这一个上级负责时，却往往不知不觉地得罪了另一个上级。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温玉成逐渐发现了许多不正常的事情。林彪一方和江青一方，也就是『毛』家湾和钓鱼台之间总是不那么融洽、合拍，有时还闹些小别扭。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他经常处在“夹缝”中。他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江青经常指示他这样干；他又是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彪又常指示他那样干。而『毛』泽东、周恩来有时站在这一边，有时又站在那一边。这叫他无所适从，难以斡旋。

　　　　温玉成将军的政治生涯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夹缝间走向了畸形。

　　　　有一次，温玉成将军正在总参开会，突然接到姚文元从人民日报社打来的电话：“江青同志在天桥剧场，叫你马上就去！”温玉成将军以为有什么大事，心急火燎地赶到，想不到江青在为电话打不出去的事发火。她责问温玉成：“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装军用电话？你们是怎么对待革命样板戏的？”温玉成老老实实地回答：“这里不是部队，所以原来就没有军用电话。”“马上就给我装，你听到没有？”江青耍起赖来真叫人没有办法。

　　　　周总理知道这件事后指示温玉成，架一条军用线到天桥剧场，但军委办事组的人却不同意。黄永胜说：“不是军营，怎么能装军用电话，泄了密谁负责？”叶群也威胁温玉成说：“你架你负责，出了事我们不管。”

　　　　将军真是左右为难。

　　　　还有一次，江青把温玉成叫去，指示说：“样板团的人要穿军装，每人发一套。”

　　　　温玉成将军回答：“我不管后勤，发军装是邱会作管。”

　　　　江青说：“不行，你是协助谢富治管样板团的，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当温玉成把这件事提到军委办事组时，黄永胜和邱会作也火冒三丈。他们说：“又不是军人，怎么能随随便便发军装？”

　　　　温玉成说：“江青说的，总理也同意了。”

　　　　黄永胜说：“谁说也不行，林副『主席』也没有同意嘛！”

　　　　后来温玉成将军回想起这些事来才意识到，那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已经日趋激烈、公开，而他自己却还蒙在鼓里呢！

　　　　『毛』家湾和钓鱼台曾有一段蜜月时期，这就是“文革”最初那两年。那时也许他们有分歧，但许多目标还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两条船是靠在一起的。这对温玉成来说，两边都讨好是不成问题的。但随着“杨余傅事件”后，『毛』家湾和钓鱼台的矛盾逐渐产生、暴『露』、激化，两条曾经同一方向的船分开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和谐的、轻松的，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则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旦升级为政治斗争时，这种关系就会形成一种互相纠缠、互相争斗的怪圈。它就像江河激流中的漩涡，表层翻卷着白花花的诱人泡沫，内里却有一种深不可测的离心力。这种离心力脱离了道德的轨道，强大无比，冷酷无情。任何人只要一接近它，就会被毫不留情地卷进去，成为无缘无故的牺牲者。

　　　　温玉成将军已经落水。

　　　　温玉成将军必然掉进漩涡。

　　　　高处不胜寒

　　　　一个星期后，温玉成将军才下定决心，把李必达的这封信交给副统帅林彪。他以军人的职业习惯最终确定了同样危险的选择。江青在军队没有职务，他是军人，应该把这封信交给自己的顶头上司。这个并不明智的选择不但害了李必达秘书（李秘书立即被黄永胜和叶群以莫须有的罪名抓了起来，秘密用飞机解往广州，投入监狱。这个秘书受了两年多的肉体和精神摧残，直到“九一三”后才放出来），也使他自己在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中都失了宠。

　　　　此后一年，是温玉成人生中最为艰难的一年。

　　　　温玉成只知道，黄永胜开始对他冷漠了。起先他以为是工作上的矛盾，引起黄永胜的不快。黄永胜曾经多次要往总参调广州军区的人，温玉成虽然执行了，但他还是向黄永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黄总长，人家有反映了，不能老调广州军区的人，其他军区是不是也调一些？”

　　　　温玉成哪里知道，他转交给林彪的那封信林彪根本就没有看到，叶群把它扣住了，并且把它交给了黄永胜。温玉成当然也不知道黄永胜和叶群那一层的关系，但黄永胜和叶群理所当然地对他产生了警惕『性』。因为他了解了黄永胜、叶群对江青的不满，因为他负责“样板团”的工作经常和江青接触，这不能不使黄永胜和叶群深感不安。

　　　　珍宝岛事件前后，叶群曾到秘书处查问有关温玉成的情况。

　　　　“温玉成最近还给首长送什么文件吗？”叶群问。

　　　　“还经常送。”秘书回答，“平均每个月都能收到一两份他批给首长参阅的文件，主要是反映卫戍区部队情况的，也有些是关于战备的。”

　　　　“比过去不少？”

　　　　“不算少。”

　　　　温玉成这时在总参仍主管作战，几次用电话向林办报告有关情况。林彪、叶群同意把这些电话记录转报『主席』，但叶群让把温玉成的名字勾掉，而代之以《总参作战部电话记录》。秘书问这是为什么，叶群回答说这是为了“突出集体，不突出个人”。

　　　　九大是温玉成将军政治生涯的高峰，但九届一中全会上选举的结果使他大吃一惊。按照“文革”期间中央人事变动规律，那些坐在九大『主席』团位置上的大会秘书处成员都是当然的政治局委员或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出人意料，在九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中，唯独没有温玉成将军的名字。

　　　　温玉成将军的名字被从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中拿掉，『毛』家湾这边起了主要作用。林彪、叶群以为此举成功地打击了钓鱼台。

　　　　温玉成将军成了林彪集团打击江青集团的“替身”。

　　　　温玉成将军也成了江青集团打击林彪集团的“替身”。

　　　　温玉成开始也不理解，江青为什么会冷落他？1970年7月5日，北京天安门召开支持『毛』『主席』“五二○”声明大会。温玉成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江青，江青非但没有理他，走过他身边时还轻蔑地在鼻腔里“哼”了一声，吓得温玉成呆立在那儿好久回不过神来。

　　　　以后江青经常找他碴子。有一次，温玉成接到江青一个电话，她说，白淑湘她们在京西宾馆排样板戏很辛苦，生病没有『药』吃，你们给他们送些『药』去。温玉成立即照办，通知总参门诊部送了一批『药』去。可是过了几天，江青突然把温玉成叫去训了一通：“样板团的两派都是革命造反派，你要一碗水端平。你们为什么给白淑湘送『药』，不给刘庆棠他们送『药』？”

　　　　这是温玉成将军以后才知道的事：李必达秘书后来又写了一封信，交给江青。当江青得知温玉成扣压了她的信件时，暴跳如雷：“把他关起来，我要枪毙他！”“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仍然不停地找周总理：“温玉成是林彪死党，不能放过他！”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十年动『乱』，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相继崛起，又先后覆灭。温玉成将军身居高位，曾受林彪、江青重用，而又未染指两个集团的阴谋活动，实属不幸中的大幸。今天回想起来真像一场梦。

　　　　中央最后对温玉成将军的审查结论是：“办过错事，说过错话，不给予处分。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

　　　　温玉成应该庆幸自己的不幸，因为他终于离开了那个漩涡。

　　　　1983年，温玉成将军离职在南京安度晚年；1989年10月29日，因病在南京去世，享年74岁。

第27章　罗瑞卿：折不断的风帆（1）（）　
但愿我不必再去斗了，他想。我真但愿不必再去斗了……

　　　　——海明威《老人与海》

　　　　……他眺望着海面，明白自己是多么孤单。不过他能望见暗沉的深水中五彩缤纷的虹彩和向远处伸去的钓绳，还有那风平浪静中奇异的波动。是贸易风快来的季节，云彩正在堆集。他向远方望去，瞧见一群野鸭清晰地映着蓝天飞过水面，一会儿看不太清了，一会儿又清晰如画。因此，他悟到，一个人在海上是永不会孤独的。

　　　　……在一片漆黑中，望不见亮光，看不见灯火，有的只是风和船帆的紧扯，他觉得自己也许已经死了。他两手合拢，摩擦手掌心。它们并没有死，他只要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