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到军旅--我的历程-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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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很滋润地享受间谍生涯，并且连连立功，马上就要通过论文答辩的时候，三秘紧急把我叫去了：
“坏了！出大事了！快跑！”
第二十章 无
我楞了几秒钟？不知道。然后我笑了起来。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你认不认识……见没见过……知不知道某某？”三秘语无伦次地说。
我在确认没有直接的、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后坐了下来，仍然不忘拿他一支烟：“嗯哼？”
“你你你！那个某某，财务处长，来了！”三秘转来转去的给我找了个纸杯，倒了一杯凉水，然后自己喝了下去，洒得一地都是。
“查你贪污？”我觉得这和我没有关系啊，难道三秘利用我的名字虚报冒领？——我想起酷秘书领我香烟的事了。三秘这家伙，装得对我那么好，每次我来不是中华烟就是茅台酒，我还对他感激得不得了，没准儿是我蜻蜓吃尾巴——自己吃自己。
“你！都他母亲什么时候了你还计较我这个？财务处长到美国来了你听见了没有？”
“听见！我不聋！”真是的，你贪污、克扣军饷你活该倒霉，皇帝还不差饿兵呢，他母亲的肯定又克扣我香烟了！
“他已经来了！昨天来的，在兰利！”
“财务交流？”兰利？CIA？中央情报局？中美战略关系发展到AQ部和兰利进行到财务处长互访的地步了？那什么时候一线交流呢？比如我和一位年轻漂亮的组长……我突然听明白了。
“嗯？”我看三秘，皱眉。
“嗯。”三秘看我，点头。
我笑：“你们替兰利培养干部？”
三秘瞪我：“总有极个别腐败分子！”
我拿出他的两支烟塞在嘴里，点着，然后塞一支到他嘴里，坐下来把脚翘到桌上：“说呀。”
三秘似乎没有看见我不文明的举止，在屋里转了几个圈：“他带走了工资表！资金汇转分配表！还有……”他吐出一连串的定语名词和宾语名词，假如美国人在窃听的话，会认为财务处长叛逃时还带来了他所有的妹子、姐、母亲以及祖母的某种器官。
我大笑。
“你也在我们的外情花名册上！而且是借调！直属的！”三秘恶狠狠地说。
“我在你这里。”我尽量冷静地指出。我真的不怕，美国人敢冲进领事馆？
我知道两个小组的七个人都不在花名册上，他们都是不在编人员或外围人员，因为AQ部党组曾经搞过一次精简，为了保留珍贵的“行政”、分析和组织人员，大力压缩了海外行动人员的编制，这些人从此不再是“铁饭碗”，所有的开支都列入情工经费和特别费，这七个人的具体开支只有我全部知道，连三秘都不清楚，财务处只知道款项给了三秘。既然这样有什么好怕的？
“我我……报了两个名字，领了特别费。”三秘嗫嚅道。
“什么？”我跳了起来。
三秘很委屈地说：“我有什么办法？老爷们卡我，别的组项目经费不足，没有钱办不了事，不办事更没有钱……恶性循环。你要钱容易嘛，但是我手上不止一个人啊！我……我要自己用了一分，今天晚上我老婆就上别人的床！”
对“驻外”工作的革命同志而言，这个誓已经是接近最恶毒的了，最恶毒的是拿孩子发誓。老实说前辈们在外面思念党、思念祖国和同志们，最后都具体落实到思念老婆孩子身上，而且从总理时期起就特别注意照顾情工人员的家属子女，所以我相信了三秘。
“两份护照，钱。”我伸手。
“你疯了！”这次是三秘跳了起来。
“鸟！”我知道我没有疯，借机敲诈了他的好茶叶再和他分析。
CIA接待叛逃人员有一整套程序，我们称之为“游标尺”，分人物级别和事件级别。例如普京叛逃，并且说俄罗斯打算对美国实施核攻击，这就属于飓风级（10级），至少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这些都要参加接待；假如是三秘叛逃而且只是几个“中间人”的小事，那么没准儿审审他罢了，说不定还驱除出去，最多算个和风级（2级）。AQ部财务处长在1989年前还算个人物，现在只能算微风级（3级）。
那家伙去了后先是两个特工接待，问问他有何贵干，假如他只是“弃明投暗”，那就先吃饭后洗澡，叫做洗尘，这两个家伙就上报，开始核查该处长的个人资料——要不说不定哪天来个人楞说他是“保密局上校保密员”，人家CIA也好吃好喝好款待，到了儿是一卖肉包子的，叫人家世界第一大情报机构的脸往哪儿搁？查了、核实了确实是AQ部财务处长，那就和他开谈，三组人同样的内容先问三遍，然后开始分析记录、分析录音，CIA有现成资料的和他们认为重要的、有疑问的甚至干脆搞不懂的……还得查核，再谈，谈过后也许问他愿不愿意试用一下测谎器，不愿意则可信度顿时下降，愿意的话还得提前一天测他的正常数据、建立细微系数比较参照组，再用一天时间测谎……也够官僚化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都是同行，互相也未必信任，尤其是叛逃者必须获得卡、房子、票子等等保障，假如一上来就竹筒倒豆子来个“供认不讳”，然后等着人家给你算工钱，那真是卖了叉再讨渡夜资，没有这么做买卖的。等到大家谈好价钱（通常是新身份、指定城市的房子、一次性的十来万两美国银票、每个月三四吊生活费）后，叛逃者才开始出货。最后一关是即使“证据确凿”地认定……比如认定了斯巴达是国军中校谍报员，那也未必能在地方法官那里申请到拘留证什么的！就算人家斯巴达同志是共军、是谍报员、是什么什么……都是好了，人家具体实施了那些犯罪活动啊？就算他“可能”杀了七个宰了八个抢了九家银行，证据呢？不能凭你说呀！
在这种情况下最少一个月、最多……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会有点危险，而且除了生命危险就没有别的危险。
“不行不行，坚决不行！”三秘手乱摇，“你不能去，我我我派别人去。你你你太重要了！……”
“嗯？”我看三秘，再次皱眉。
三秘也知道自己说漏了嘴，尴尬地不再作声。
是呀，个把组长——联络人有什么重要的！只不过我前前后后接触了不少人，而这些人都是“精简机构“后接触的，财务处长一叛逃，这部分人就开始显得重要了，而上头怕我出事丢掉这些人！如此，而已！
派别人也是他母亲的胡说八道，因为别人和我一样危险，都是工资表上榜上有名的主儿——他压根儿就想打个报警电话把我的弟兄丢掉！黑心啊，他祖母的！还有上头！
“吸！”我拿下嘴里的香烟塞到三秘嘴里，再逼着他喝掉我的茶和吃三片阿司匹林，捏着他的手数脉搏——这家伙身体远远不如我，真要是有毒马上就会发作。
他苦笑，一任我摆布。
“不给我，报你贪污，不承认领经费。”
从现在起，我成了三秘的上司。
第二十一章 无
我撕掉了三秘拿出来的两张“帐单”，就是寄给我两个特工哥儿们的。按照法律上的意思翻译，这玩意儿应该是“支付通知及核定书”，很常见的东西，但是在我们，总是要先记住提示方式和转换规律，然后再去记任务，因为这套东西叫做“救命稻草”——某种特殊的帐单表示美国人可能要找你算帐了，记出通知的商场商店之类通过转换可以计算出一个密码，汇入银行则是你可以去拿钱拿东西的银行，你还会得到一个电话号码的密码——确认暗语早就告诉过你了。
那些级别稍低一些的联络人不大可能每个星期去哪里打桥牌，只会隔段时间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某地某某人向你问好，很普通，是不是？你可以随手扔掉或不扔，然后礼节性地去回拜寄件人——当然，先要悄悄地观察他一两个星期。自然不是到什么“密点”去取通知更不是什么微芯片，间谍嘛，就是要和别人一样，更需要安全、不留下证据。举个比较沮丧的例子吧，你要惊动的那家伙变质了，埋伏好的FBI把你一举拿下，那又怎么样？这个王约翰给我寄明信片的呀，要不我干嘛来看他？不错，人家怀疑你是间谍，假如搜到了什么微芯片什么密点，那你认倒霉，但是看见了明信片后能把你怎么样？是吗？不是迷死透王约翰寄的？那谁他母亲的吃饱了这么损？——老美还是得乖乖放你，这叫钻法律空子。
现在三秘也打算这么着，缓了呀！他母亲的！下任务倒知道那么急！
我拿了钱和护照出了领事馆，当然还有香烟。路过邮局我就写了两个死信信封寄到哥儿们城市的邮局存局待领。假如我们都出了事，这两份护照会被当作“无法投递、无法返还”的信存在联邦邮政局，直到定期销毁，谁也不会看里面是什么。然后我就回去问问我的论文过了没有，大家都说过了，恭喜你大狗头，我说谢谢那咱们去喝一杯，我请客，于是我们几个就去小酒吧喝了一杯，好象还不止一杯，最后几个美国的英国的姑娘还乘机在我脸上舔了几下，还有一个打算和我对啃——我是间谍你知道不？乱啃什么呀！
那天我突然怀念起国内的日子，想得最多的是茶。我所在的是一座美国人为了怀念故乡而建的城市。在同名的大学，甚至那条同名的河、同名的广场，广场角上同名的咖啡馆里，我最怀念的是“茶”。鸽子归巢了，月亮升起来了，真的是又大又圆。广场的一角有人在吹风笛，也有人在唱歌，《鸳鸯茶》和《收获葡萄》，还有《离别的天空》。——然而喝的是咖啡。一条身影飘过来：“可以吗？”
我拉开椅子，这是个讲“绅士”的城市。
静静地听随风飘来的歌声，她笑了，“《鸳鸯茶》是美国民歌，很多人认为是英国的”
“代表一种怀念吧？怀念也许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沉默。许久后她问：“你怀念什么？”
“茶。”
更长的一阵沉默后，她说：“我也是……”
偶然的邂逅、不经意的一次共鸣、月光下渐渐隐去的身影——没有交换电话，缘。
我不知道她是谁，我不知道后来她有没有再去广场的那个角落，我不知道我的后半生会不会在联邦监狱度过……
第二天我驱车去找我的哥们儿，在路上打电话问：接到国内的电话没有？你弟弟出车祸了，快寄钱回去啊！有没有钱？
他说“有钱有钱”——怎么会“出车祸”呢？“昨天”还是“好好”的，“现在”都“不相信”，也没有“朋友”来“对他说”。我说我也接到电话了，你弟弟“撞到了头”，于是他就“法克”起来，说“少那么 *** ”！我说很抱歉，我“不能”来看你了，他就急了，说你放下别的吧，我“想你”了，你“一定要”来看我！我没理他就挂了电话。
又开了二十分钟，我又打了个同样的电话，告诉另一个哥们儿。我“下午不能去”看他了，然后没和他罗嗦就继续上路。
晚上回去，屋里没有人，都出去玩了，那天是周末。
我看电视，看有没有新闻会提到AQ部和CIA进行处长级别交流的事，没有。
第二天去买东西，吃的。同时犯了一下纪律：往国内寄了一笔钱，尽管实在想不起来家里谁缺钱，但是自己留这一笔钱有点不合适——超过了我的收入，但我总不能退给三秘吧？那厮说不定会因此出卖我，然后吞掉这笔钱——1996年已经可以很方便地汇走几十吊美国银票了，然后我回去打扮得整整齐齐，准备接待FBI。
电话铃响了，应该是FBI查核我在不在家，于是我很平静地接了电话……
“你他母亲的搞什么搞！怎么还不走？你弟弟快死了你知不知道？”是三秘。
星期一，我按照中国的礼节向老师们揖别，感谢他们，老司徒叫我放心回去料理弟弟的事，并且希望我忙完后再回来和他一起“研究”，因为我的心理学基础太差，“简直象一个根本没有学过心理学的人”但是很多想法还是“令人吃惊”的，所以他先“非正式地”邀请我做他的正式助手，等学位委员会正式通过我的学位后再发书面邀请。我有点不好意思就告诉他我是共产党员。
“这有区别吗？”他耸耸肩，“我们有民主党、共和党，也有共产党，还有犹太教，甚至还有摩门教，我不理解这有什么关系”
我去和同事们道别，握握手，拍拍肩膀，女的么只好抱一下。那个“摩门教”又要舔我，嘴唇很温润，也比较大比较厚，一直忘了问她是不是四分之一血统的“少数民族”，罢了！
平时很不喜欢“中国民航”，服务水平……挺好，但是对自己国人总不如对洋朋友好，咱们在外头也经常被当作学者级的“上等人”，回到自己国家飞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