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血色战旗-第5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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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樊两城各摆了一个营，主力第３７２团则摆在第１２２师河防部队后边去支援河防，主次倒置不说，师长又将师部和其余各团全部搁在距襄阳城２２里远的习家池一带。
日军直接控制襄河东岸后，进行了３天时间的渡河准备。６月４日天一黑，乘着夜暗，刘集对岸的大炮就开始集中炮火怒吼起来了，发发炮弹向河防部队第１２２师第３６６团及其右翼友邻第２９集团军守军阵地，并施放烟幕和催泪瓦斯，然后，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开始了强渡。河防部队的官兵凭借临时构筑的简单工事，尽力阻击强渡之敌。尽管十分英勇，但日军的炮火异常猛烈，官兵越勇敢，死伤越大，最终因为工事被炮火摧毁，同时又没防毒面具，被鬼子的催泪瓦斯熏得无法睁眼，哪里抵御得住？稍微一疏忽，日军就从第２９集团军新４旅与第１２２师第３６６团接合部的小河、刘集附近强渡成功，一举突破了襄河西岸国军的防线。
鬼子强渡，船只全装了发动机做动力，“突、突、突”地在河面喘叫着而来，河防部队都是刚刚从乡村招来的新兵，过去从没见过动力船，加上月黑风高，影影绰绰地望见它们在河面上沉重地爬行着，又听见轰轰隆隆的巨响。第３６６团团长陈择善慌里慌张向师部报告说：“鬼子使用大批水陆两用坦克向我强渡猛冲。”
连个装了发动机的船只都不知道，他又如何知道“水陆两用坦克”师部也不细想，又糊里糊涂转报给正在襄城内的黄琪翔总司令。黄总司令事先得知鬼子放毒瓦斯，又听说鬼子用上了“大批水陆两用坦克”，不是想去如何打掉它，而是担心它会打掉自己，急忙带着指挥所和警卫营从襄阳西门奔出，直向谷城逃去。
尽管月黑风高，他们深一脚浅一脚急急奔走，半夜时分，途经第２２集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泥嘴镇，参谋长陈宗进事先得了消息，与该部高参章雨初早早就在路口迎接黄总司令到总部休息。此时陈参谋长已知前线日军强渡成功，占领了襄河西岸，小河、刘集均已落入敌手，于是端上早已经准备好的夜宵，边陪着黄总司令用“宵夜”，边报告前方的战况，并请示挽救办法。
黄总司令一听，想都没想，喊道：“拿毛笔来”当即放下筷子，拿起毛笔，挥毫写了一个便笺手令，大意是：第４１军着即退守泥嘴镇至南漳之线，扼敌西进。吃完夜宵，随即又匆匆上路，继续向谷城方向急急而去了。
陈大参谋长拿着黄总司令的手令，立刻用电话通知曾元和他的第１２４师向南漳撤退。可这位代行第４１军军长之职的曾元竟忘了自己代行职责，对“属下”的第１２２师和军直属独立团，连通知都没有，更谈不上给予任何“指示”，就带着第１２４师跑了。
而第１２２师的第３６５、３６６两个团不被代军长惦记，也并无大妨碍。早在日军突破河防阵地时，他们就已经退到了第１２４师先前派出支援河防的第３７２团的所在地。当他们从该团获知退守泥嘴镇至南漳之线的消息后，不待命令，就跟着第３７２团屁股后面，自动撤退到泥嘴镇去了。于是乎，第１２２师师长王志远、师部以及第３６４团倒被丢在了襄阳城南关一带阵地上。
夜半时分，王志远师长一切都还蒙在鼓里，“知彼”而不“知己”，只知鬼子占领了襄河西岸，却并不知集团军乃至全军的动向，虽然得知第１２４师和军直属独立团已撤过河西，但不知自己手下两个团已随第１２４师转移了，加上没接到撤离命令，不敢自由行功。因此，带着师部和第３６４团继续待在襄阳城外。
因为黄总司令的指挥所和第１２４师摆在城内的一个营先后撤走了，襄阳城内已无一兵一卒，成了无兵防守的空城。王师长于是下令在南关的第３６４团入城布防，师部随即也跟着移入了城内。
第二日早晨，黄琪翔一觉醒来，忽然听说王志远和第３６４团尚在襄阳城内未退，马上下了一道命令：“着第１２２师守备襄阳城。”至于他只两营新兵的
第３６４团和一个师部，对偌大的襄阳城能不能守得住，却未加考虑。
渡过襄河西岸之敌，系日军北方兵团。强渡襄河后，主力沿襄宜公路向宜城方向进犯，其中一部约万余人则向北直奔襄阳。上午９时许，兵临城下，大炮、机枪齐向城上轰击。因力量对比悬殊，第３６４团的这些新兵哪里支撑得住？眼看被大炮炸得四处狂奔，实在难以支持，就从西门撤出，退到了西关外真武山、周公山一带高地；王志远带着师部则移到了城西离城１０里远的云万山。随即，日军大摇大摆地进了城，襄阳落入了敌手。
第２２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陈宗进得知在襄阳附近与敌周旋的第１２２师只有两营新兵时，跺着脚说：“他们别说去打鬼子，鬼子一打，这些新兵蛋子就得全完”
马上下令在泥嘴镇的第４１军军直属独立团开到云万山去，归王志远师长指挥，与第３６４团合力拒止西进之敌。
襄阳与樊城虽是两城，在历来的战火中都是同得同失。襄阳城一落入敌手，樊城守军马上就乱起来了。守兵立即在城内到处放火，用“大火阵”来“阻敌”，并准备随时“转进”。这样一闹，使得老河口、南阳一带也是告急电报雪片般飞进第五战区长官部，报警电话响得长官部一派混乱。李宗仁急令第７５军周岩部由吕堰驿南下，驰援樊城；并令汤恩伯所部由枣阳向襄阳前进，攻击鬼子的后方；同时赶调左兵团第３０军池峰城部开至老河口附近待命。
日军占领襄阳城后，只顾在城关内外和四周村落烧、杀、奸、yin，抢夺财物，并没继续向西进攻，敌我双方只是对峙着，互相以枪炮时断时续地射击而已。
当夜，王志远接到黄总司令转来远在重庆的蒋介石“死守襄阳”电令。黄总司令还在蒋介石电令的后边加上一句话：“等因奉此，着第１２２师师长王志远立率所部即日克复襄阳为要。”可襄阳城已在白天丢了，这大半夜又如何去“死守”？只能第二日反攻。
第二日，王志远起了个大早，拂晓时分就亲率军直属独立团为前驱，反攻襄阳城。谁知在前进途中，不见敌人一丝儿动静，他们好生奇怪，待冲进西门，始知日军已由南门出城，正向南漳方向转进了。独立团先头部队追赶到南关时，遇上鬼子的后尾，当即展开战斗。日军且战且走，随后在城南１０里远的岘山隘口摆上一支后卫部队，占领掩护阵地。独立团追到南关，因南关与岘山之间是一片开阔地，伤亡了二三十人之后，就停止追击了。
日军占据了襄阳城，怎么见着一个独立团就胆怯逃跑了？原来他们在这次所谓的“襄东进击战”中只是以打击中国军队有生力量为目的，到处寻求中国军队野战部队作战，对攻下的城市、集镇和村庄，只是大肆蹂躏、践踏破坏后，通通丢掉，而不据守。襄阳也不例外。所以，襄阳县城在６月２日失而复得，日军则向南漳开去了。
当日下午，第五战区左翼兵团总司令孙连仲亲率第３０军从谷城方向前来救援襄阳。进抵城西云万山村附近时，只见第１２２师师长王志远已远远前来迎接，当面向孙总司令报告：“敌人已向南漳逃跑，襄阳已经胜利克复”
这让孙总司令大为惊讶：“就你一个独立团就反攻成功啦？”
“可不是鬼子一打就跑，我部只伤亡二三十人。”
孙连仲听了，也不进城了，当即率部由云万山折向襄阳西南３０里的隆中宿营了。
黄琪翔在谷城得到襄阳方面之敌已向南漳“逃跑”的消息，急命第１２４师布置城防，固守南漳。６月３日，日军对南漳进行攻击，猛扑竟日，最终没有拿下南漳。第二日，没有继续进攻，竟然自动撤离。同一日，日军攻占宜城。这股日军转向荆门方向而去，于是战局转移到了荆门当阳地区。至此，第２２集团军在这次会战中的作战任务宣告结束。由于作战重心南移，第五战区右翼方面，所有大洪山外翼、襄花公路正面及信阳外围，逐渐恢复作战前的态势。
这次襄阳城失而复得，第１２２师师长王志远可以说责任不大，相比其他逃跑将领来说，相反倒是作战有功。９月初，蒋介石追究襄阳失守的责任，谁知竟然将他撤职处分，其他败将、逃兵则无人受到追究。
战局转移到荆当地区后，情况却日趋恶化。对日军进攻襄樊，第五战区长官部早有估计，并一向认为这是日军攻略鄂北地区的必要步骤；而对于日军攻击襄阳后竟转向南漳，进而直趋当阳，则大大出乎预料之外。
当日军向荆当进击时，第五战区长官部以为摸清了鬼子的“新企图”，大为感叹：“不是我们不行，而是鬼子太狡猾。”面对日军华中派遣军高层中那些高手“黑”人，第五战区来了个“瞎子算卦，两头堵”式的亡羊补牢。
为了牵制日军行动，长官部立即命令第７５军由樊城渡河尾追敌人，第３０军随第７５军跟进；命令汤恩伯率第１３、２９、８５、９２等四个军，由襄阳附近渡河，沿襄沙公路向南急进，驰援荆当。南漳日军正沿荆山东麓山间道路向当阳前进。右兵团汉水西岸守军为第３３集团军及第５５军，由于张自忠阵亡，士气低沉，眼看侧背受到威胁，防线大乱，纷纷向荆门西北山区撤退。至此，钟祥南北的汉水西岸河防尽空。于是，东岸日军蜂拥渡河，直进荆门一带地区，汉宜公路正面日军主力也准备渡河。战局更加危急了。
当右兵团被打散之时，重庆统帅部急令政治部部长陈诚前往湖北宜昌指挥江防作战，继而下达调整第五战区兵团部署的命令：第五战区重新划分为左右两个兵团，同归李宗仁统一指挥。右翼兵团长以政治部部长陈诚担任，指挥江防军及第九战区转用部队（原洞庭湖西北地区部队），负责沙宜地区之作战。左翼兵团长由李宗仁兼任，指挥第五战区所辖部队，并尽可能抽派有力部队协力沙宜地区之作战。左、右两兵团作战地境为歇马河、马良坪、洋坪、观音寺、旧口、皂市、应城之线。
陈诚是蒋介石最亲近的亲信，虽然名义上归李宗仁指挥，而实际上权力远比李宗仁大得多，且在国民党军中以“铁腕”著称。在他的号令下，于是彭善第１８军部及宋肯堂第３２军、贺光谦第一补训处，均开至宜昌及秭归一带布防；同时，第九战区转用的霍揆彰第２０集团军、周福成第５３军、彭位仁第７３军，也先后进抵沙市以上的长江南岸布防，准备战斗。
日军到达荆当，并非吓吓中国军队，而是包含着一个更大的野心：要夺取宜昌城。
宜昌位于三峡东口北岸，号称“川鄂咽喉”，为长江航运的一个转运站，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雄踞长江上游，俯瞰江汉平原，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西去十余里的南津关，扼西陵峡的入口处，自此以西，南北两岸均为崎岖绵延的山岭，江面狭窄，易守难攻；但宜昌郊区是绵亘的丘陵地带，易攻难守。自武汉沦陷后，水路经宜昌去长沙，可以到达东南各省；陆路北去襄樊，可以到达河南、陕西。更为重要的是，它是陪都重庆的门户，宜昌失，长江进击重庆的水路洞开。
日军意在宜昌，不仅李宗仁没有猜透，就连重庆的统帅部也没有预料到。
对于宜昌的重要性，谁都是知道的。在武汉撤退后，统帅部对这里的捍卫就做了谋划，派郭忏出任长江上游江防司令，司令部就设在宜昌，以看守重庆大门。担任江防守备任务的国民党军，先是周岩第７５军和李及兰第９４军。这是江防军的骨干部队；以后又加入萧之楚第２６军和李延年第２军；李延年第２军正在整补，控置于巴东、秭归附近以随时支援。郭忏江防军共辖有４个军、１２个师，约８万余人。而江防军当面之敌为日军第１３师团和骑兵第４旅团的一部。两军对峙着，倒也平安无事。
然而，日军虎视眈眈，为了改变战场态势，主宰战场，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悄悄把攻占宜昌作为了近期作战的唯一目标。为此，他把自己关进屋内，不吃不喝，冥思苦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了一计。
５月初，日军开始对宜昌的攻势，表面上仍是循春季攻势的老路，首先向襄樊进攻。结果，连续击破在桐柏山地区的孙连仲第２集团军、随枣地区的汤恩伯第３１集团军，占领了襄阳、樊城后，故作声势，陈师耀兵，大有继续西进、直捣老河口、摧毁第五�
